去過日本後，你會發現其強大韌性源自於一個深植於法治的強大民主社會。
～牛津大學校長彭定康（Chris Patten）
我第一次訪問日本是在1980年代初，當時我還是英國國會的年輕議員。當時，佐藤行雄（Yukio Satoh）這位心懷壯志且具有前瞻性思維的外交官（也是後來的日本駐聯合國大使）剛被派到日本駐倫敦大使館。他意識到英日之間的政治對話是由老一輩主導，因此嘗試與英國年輕一代政治家建立聯繫。
為此，佐藤邀請包括我在內的幾位新科議員訪問日本，與國會議員交流。行程為期兩周，其中包括去一位國會議員的選區度周末。負責接待我的那位議員的選區以SPA小鎮花卷為中心，當地以各類麵條聞名。
那次訪問令我對日本一直充滿熱情。多年來，我以各種身份多次造訪日本，包括議員、內閣大臣、英國最後一任香港總督，以及歐盟前外務委員。
最近我又以高松宮殿下紀念世界文化賞國際顧問的身份訪問日本，這個為紀念日本美術協會成立100周年而設立的著名獎項，是在日本皇室資助下成立，並獲得了慷慨的商業贊助，被譽為藝術界的諾貝爾獎。
這個獎項是日本軟實力重要的一環。在過去35年，授予許多來自日本和世界各地的著名藝術家和建築家。
日本在視覺藝術、電影和建築方面的貢獻令我印象深刻，但對許多人而言，這個國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非凡的經濟成就。
日本在二戰後的繁榮常被描述為經濟奇蹟。雖然我對這個說法抱持懷疑，但不可否認的是，該國在1950年代末至90年代經歷了非凡的轉變。這可以歸因於幾個關鍵因素：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富有成效的政策制定、對教育、就業培訓和公共衛生的大量投資，以及對日益全球化的市場所創造之機會的精準把握。我在擔任香港總督期間親眼見證了這些發展。
日本在二戰後創造經濟奇蹟。圖為11日日本東京街頭。（美聯社）
當然，這個奇蹟未能延續。GDP快速成長數十年後（尤其是1973-1991年間），日本進入了常被稱為「失落的30年」的長期經濟停滯和通縮時期。
日本經濟在1990年後陷入停滯，是因為試圖透過提高利率來遏制房地產市場過熱，並以強勢日圓政策回應美國的貿易關切。這些措施主要是1985年《廣場協議》的結果，該協議推高了日圓幣值，削弱了日本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鑑於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Donald Trump）對美國的盟友持敵對態度，並威脅要發動貿易戰，他的第二任期可能對日本經濟數十年來展現的經濟韌性構成最嚴峻的挑戰。人們只能寄望日本政策者能夠以前輩們反擊美國前總統里根（Ronald Reagan）的貿易限制和貨幣操縱時展現的決心，應付川普提出的保護主義關稅。
幸運的是，日本正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地位，最近的數據凸顯了其在面對新冠疫情和全球能源危機雙重衝擊時展現的非凡韌性。雖然經濟成長再次出現放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估日本2024年的GDP成長率僅0.3%，低於2023年的1.7%，而且原本全球第三大的經濟規模已被德國超越，不過日本仍是一個人均預期壽命極高的繁榮國家。
去過日本後，你會發現其強大韌性源自於一個深植於法治的強大民主社會。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該國能夠在身份認同政治和全球化的緊張之間遊刃有餘，而不會陷入現在令許多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困擾的分裂狀態。
雖然日本面臨許多嚴峻挑戰，尤其是人口迅速老化和減少，但在這個日益緊密相連的世界中，它仍然保持著強烈的民族認同感，而且似乎還在不斷增強，而未減弱。日本的自信心一直承受了全球化經濟的諸多壓力，因此，我相信無論未來情勢如何，日本都能安然度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