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柏林的倍倍爾廣場上,有一座著名的「空書架」。
空書架並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地面上有一塊玻璃,可供觀看。它建於1995年,由以色列藝術家米夏·烏爾曼設計。在它旁邊,刻有海涅那句名言:
「哪裡燒書,哪裡接著就會把人也扔進火堆。」
空書架的設立,是為了警示1933年5月10日在此發生的焚書事件。當時,就在廣場中央,親納粹學生燒毀了數百位自由作家、出版家、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著作,共計兩萬多冊。據說,如今那個面積約50平方米、高達5米的空書架,32個書架恰恰能放兩萬多本書。
■蔓延全德的焚書
對於德國而言,1933年是一個不安分的年份。當年1月,希特勒上台執政,隨後操縱了國會大廈縱火案,查禁報刊,鎮壓反對者。到了5月,德國各地的大學生們齊刷刷地參與了焚書行動,組織者是德國大學生聯盟,背後指揮者當然是希特勒和戈培爾。
美國記者伯查爾以柏林焚書為主線,記錄了這場蔓延全德的焚書運動。他這樣寫道:
「在絕大多數德國大學城裡,那些激情昂揚的學生激進分子們正舉行焚書儀式,燒毀那些體現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學書籍,小冊子,函件和記錄。伴隨著這一行動的是火把遊行,軍樂和大喊大叫的愛國演講——其熱鬧程度遠遠超過英格蘭福克斯節(每年11月5日)。在德國,有大約30所大學,起碼每州一個。每所大學都應點燃自己的大火,但在科隆、海德堡和其它一些地方的焚書儀式被推遲到下個星期舉行。」
倍倍爾廣場上的「空書架」▲
柏林布蘭登堡門▲
據記載,當時在倍倍爾廣場一帶竟然聚集了四萬人,而在菩提樹下大道上,又聚集了幾萬人,學生們手持火把,護送著裝滿書的車子經過,有卡車,也有私家車,此外,還有五千人的遊行隊伍。他們「用圓木頭交叉堆起了一個長寬12英尺,高5英尺的柴垛」,遊行者經過時,就將火把扔進去,待大火燃起,就開始焚燒書籍。
焚書的學生們▲
現場還有學生代表發言,表示同學們來到這裡是為了燒毀那些「可能瓦解民族運動的『非德意志』的書和文件」,他還相信從此之後,「德國文學一定會純潔起來」。
在燒書過程中,他們還會高喊作者的名字,比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歪曲我們的歷史,詆毀歷史上的偉人」,比如「埃米爾·路德維希——進行文學欺騙和背叛德國」,比如「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貶低德國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愛國理想」……這些書之所以成為禁書,或是因為它們的作者是猶太人,或是因為它們揭露極權罪惡,或是因為它們反戰。
納粹焚書▲
後來,戈培爾出現了,他在講話中宣稱:
「猶太人的唯理智論已經死亡。民族社會主義開闢了新的道路。德意志民族再一次能用自己的思想表現自己。眼前這些熊熊大火不僅僅標誌著舊時代的結束,它們也照亮了新的時代。年輕人們第一次有這樣的權力來清除舊時代的產物。如果老一輩的人無法理解所發生的這一切,那麼讓他們明白,我們年輕人已經這樣做了。舊的東西在烈火中消亡,新的事物將在我們心中的火焰里誕生。」
伯查爾還寫道:
「在柏林,僅第一批禁銷書的作者名單就有4頁列印紙那麼長,包括160位作家,其中的許多人過去從未聽說過。此時,似乎任何一個在舊書店裡逛過一二次,或自以為某種書是不健康的學生,都可優先提出一本該銷毀的書。」
後來,海涅的名言成了現實(他自己的書也在那晚被焚之列),焚書之後果然是焚人。六百萬猶太人死難,無數人被送進焚化爐,而那些狂熱的大學生們,也有無數變成了二戰中的炮灰。
■德國人的反思
2008年,德國出版了《焚書之書》(福爾克爾·魏德曼著),2011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此書記錄了焚書事件中被列入首批名單的九十四位德語作家和三十七位外語作家的情況。在這個名單里,包括了作家、科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記者,有人稱之為「人類文化精華」,並不為過,僅僅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便有愛因斯坦、弗洛伊德、茨威格、傑克·倫敦、海涅、卡夫卡、托馬斯·曼、亨利希·曼、雷馬克、瓦爾特·本雅明、愛倫堡、哈謝克……
2008年,德國還出版了「焚書叢書」,第一輯共有十種。藏書家薩爾茨曼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搜集納粹時代的禁書,已藏有一萬二千五百本曾被焚燒的書籍。
德國人並不忌諱反思,除了出版物之外,揭露納粹罪惡的博物館、集中營舊址、紀念碑等也遍布德國。
2003年,也是在柏林焚書醜行發生的七十年後,德國舉行了大規模的反思活動。最著名的是在柏林藝術科學院舉行的「火刑中的文學,烈焰里的精神」大型紀念會。在另一場朗讀會上,女演員伊麗斯·貝爾本分別朗誦了《安娜日記》和《戈培爾日記》的片段。
時任德國文化部長的魏斯在講話中稱:
「在熊熊烈火中消失的不僅僅是書籍,而且還有德國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知識分子出於恐懼必須緘默的歷史不應在德國重演。」
■沉默也是一種罪惡和恥辱
「出於恐懼必須緘默」,這確實是焚書時代的真相,也是德國知識分子們的污點。在焚書事件發生後,德國知識界陷入窒息般的恐怖中,直到那年秋天,這種恐怖演變為醜陋,德國各大學的近千名教授集體公開宣誓,表示支持希特勒和納粹政權。《第三帝國的興亡》將這一幕稱之為「使德國學術界的光榮歷史蒙受污辱的出賣靈魂的景象。」
早在焚書當日,茨威格就寫信給友人羅曼·羅蘭,這是兩位偉大作家對焚書一事的見證。茨威格在信中這樣寫道:
「親愛的朋友,我今天要告訴你,5月10日是光榮的一天,因為我的書在柏林劈柴堆上被焚燒了,就在我曾經當著千人的面做過報告的那個大學面前。」最讓茨威格失望的,是德國知識界的表現,他寫道:「有一個作家抗議過焚燒韋費爾、瓦塞爾曼、施尼茨勒和我的書!沒有!沒有!沒有!連在私人信件中都不敢提……好了,再見!再過幾小時,柏林的劈柴堆就要燃燒了。但我要繼續活下去,我希望,我的書也要繼續活下去!」
兩個「活下去」,只如願了一半。茨威格的作品確已不朽,可是,他本人卻在這之後顛沛流離,有家難歸。1942年,他懷著「歐洲文明已死」的絕望,在巴西自殺。
茨威格並不是唯一的悲劇,愛因斯坦在焚書後堅決離開,並發誓不再回德國。有許多學者和作家被驅逐被流放,最終客死異鄉,還有一些人未能離開,後來被抓入集中營,再也沒有出來,比如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評論家奧希耶茨基。
也有一些人,在焚書事件中選擇與狂熱青年們同流合污,出現在倍倍爾廣場上,以換取一時安定,卻留下了一生的污點。他們中有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詩人恩斯特·貝爾特拉姆,學者漢斯·瑙曼……海德格爾後來甚至投懷送抱,表示效忠納粹。
更多的人則選擇了沉默,就像魏斯所說的那樣。沉默也是一種罪惡和恥辱,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沉默。當知識分子放棄獨立思考、不再捍衛思想與尊嚴時,邪惡必將為所欲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