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襲警罪後，襲警罪的適用一度呈泛化趨勢，實踐中出現多起將輕微肢體衝突、消極抵抗甚至言語辱罵等行為納入襲警罪打擊範疇的案例，模糊了一般警民衝突與嚴重襲警犯罪的邊界，襲警罪逐漸向保護公務活動和維護執法權威的方向傾斜。這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的保障，出現了「口袋化」的趨勢。
2025年1月15日，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台《關於辦理襲警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自1月18日起施行。《解釋》整體上從限縮適用立場出發，以扭轉襲警罪的泛化趨勢，襲警罪的認定發生重大變化。
01新《解釋》如何定義「暴力襲擊」？
實行行為，是構成要件的核心概念。如何理解襲警罪的「暴力襲擊」，是確定本罪入罪門檻的關鍵。試舉幾例：
情形一：警察執法過程中，張三毆打警察，造成警察輕微傷。
情形二：張三打砸警車（車內有警察），造成警車損壞，但未造成人身損害。
情形三：張三搶奪警察所持警械，與警察發生纏鬥。
《刑法》中的「暴力」，大體可以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種為最廣義的暴力，包括所有對人暴力和對物暴力；
第二種為廣義的暴力，包括對人暴力和（對人的身體產生影響的）對物暴力；
第三種為狹義的暴力，僅包括對人暴力；
第四種為最狹義的暴力，僅指對人暴力中足以壓制對方反抗的暴力。
襲警罪的「暴力」，首先排除最寬泛的第一種暴力和最狹窄的第四種暴力，但在第二種和第三種暴力類型之間存在較大爭議。二者的區別在於，對物實施暴力但可能間接對警察的身體產生物理影響時，是否符合襲警罪的「暴力襲擊」？
在《解釋》出台前，實踐中通常參考2020年「兩高一部」《關於依法懲治襲警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規定。該《意見》第1條採取了第二種暴力類型，認為對人暴力和可能作用於警察人身的對物暴力都屬於「暴力襲擊」。按照這一立場，上述情形一、二、三均屬於「暴力襲擊」。
但是，該《意見》對暴力程度並未進行任何限制，這就導致司法實踐中大量輕微肢體衝突、情緒過激後的應激行為、反抗抓捕時的肢體反射等都被納入襲警罪的打擊範圍，襲警罪的天平倒向維護執法權威和警察公務保護，忽視了天平另一端的公民人權保障。
為防止襲警罪成為下一個「口袋罪」，法學界多數觀點主張，「暴力襲擊」應當僅限於狹義暴力，僅指直接針對警察人身的暴力；對物暴力無論是否可能間接傷害人身，都不構成襲警罪。上述情形中，僅有情形一屬於對人暴力，情形二、三均屬於對物暴力，不成立襲警罪。另外，有觀點在狹義暴力的基礎上，附加突然性特徵的限制，進一步提高入罪門檻。
《解釋》採取了相對摺中的方案，將暴力定義為第二種類型即廣義暴力，同時對暴力程度進行限制。《解釋》第1條第1款將「暴力襲擊」區分為對人暴力和對物暴力，並以發生實害結果或具有具體危險對兩種暴力類型加以限制。
具體而言，對警察人身實施的暴力，需要造成輕微傷以上後果（結果犯）；對警車、警械等物的暴力，需要達到足以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形成「對人暴力+輕微傷以上」「對物暴力+足以危及人身安全」兩種入罪門檻。
按照最新司法解釋，情形一中毆打警察屬於對人暴力，並造成了輕微傷後果，達到了襲警罪的入罪門檻。但是，如果行為人對自己實施暴力，如躺倒在警車前，不讓警車通過，因暴力僅作用於自身，不能認定為襲警罪。情形二、三中的打砸警車和搶奪警械屬於對物暴力，如果可能間接對警察人身產生損害，並伴隨足以危及人身安全的具體危險，也可能構成襲警罪。如果打砸警車但車內無人，或者僅搶奪警械但完全不作用於警察人身，不能以襲警罪定罪處罰。如果行為人對警犬實施暴力，一腳將警犬踹倒在地，致警犬受傷，按照最新司法解釋很難認定為襲警罪，但仍存在妨害公務罪的成立空間。
另外，針對以往飽受詬病的輕微暴力入罪現象，《解釋》第1條第2款明確將三類情形排除在襲警罪的打擊範圍之外，包括輕微肢體衝突、一般性抗拒行為和言語攻擊行為。例如張三準備自殺，在被警察解救的過程中肢體反抗，為掙脫束縛將警察撞傷，不應認定為襲警罪。再如張三前往派出所尋求幫助無果，被警察帶離時情緒激動將警察咬傷，該行為系本能抵抗和情緒激動後的應激反應，也不應被認定為襲警罪。以上三種情形不構成襲警罪本應是當然結論，此處明確規定以做提示和強調。
《解釋》的出台，終結了部分關於「暴力襲擊」的爭議；但也伴隨著另一種擔憂。
針對對人的暴力，輕微傷的標準固然直觀、簡單，有助於明確入罪門檻，統一裁判尺度。但單一結果標準是否可能導致「一刀切」式的司法適用，進而出現唯結果論的定罪傾向，即只要存在對警察人身的暴力行為，同時又產生了輕微傷後果，就一律以襲警罪加以打擊。
針對對物的暴力，如何判斷是否足以危及人身安全，例如行為人搶奪警察手中的警械，在何種情形下對警械的暴力可能作用於警察人身，這可能需要結合行為手段、暴力程度、警械與人身的關聯性等因素綜合判斷。
司法實踐是動態鮮活的，上述問題不可能設定確定、唯一答案，只能留待司法實踐以警察人身保護和公民人權保障的平衡為尺度，靈活應對不同案例的不同情形。
02執法過錯是否影響襲警罪成立？
襲警案件中出現的一類情形是，行為人認為警察執法不正當或執法活動存在過錯而拒絕配合，因而與警察發生肢體衝突或對警察實施暴力。這一情形的背後，是公民配合義務和執法程序正當何者在先的問題，實質層面更是維護執法權威和要求執法正當的價值優先性問題。
如果認為公民配合義務在先，更強調維護執法權威，那就會認為，即使警察執法活動不具有正當性，公民也應當優先配合警察執法，以暴力襲擊方式拒絕配合的，可以動用襲警罪予以打擊。如果認為執法程序正當在先，只有程序正當時才能要求公民配合，那麼當公民以暴力方式反抗不正當的執法活動，不符合襲警罪所要求的「正在依法執行職務」，不構成襲警罪。
《解釋》對這一問題予以了正面回應，整體採取的仍然是區分立場和折中立場，但也體現了強調執法程序正當價值的精神內涵。根據《解釋》第4條的規定，當執法活動存在嚴重過錯和較大過錯時，執法程序正當價值優先於維護執法權威價值。警察執法活動存在嚴重過錯的，對行為人一般不作為犯罪處理；存在較大過錯的，若襲擊行為暴力程度較輕、危害不大，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
但是，對上述兩種情形保留了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當襲擊行為造成嚴重後果時，無論執法活動是否存在嚴重過錯或較大過錯，仍可以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同時應當依法從寬處理。這也是為什麼《解釋》在論及不作為犯罪處理時，採取的是「一般」和「可以」，而非「應當」的表述。當執法活動存在一般過錯和較小過錯時，維護執法權威價值優先於執法程序正當價值。如果執法活動僅存在一般過錯或程序瑕疵，不阻卻襲警罪的成立，公民應先履行配合義務，不能以暴力襲警的方式反抗執法。
存在疑問的是，如何認定過錯程度，「嚴重過錯」「較大過錯」「一般過錯」應當如何區分？例如，警察無證搜查張三住處，張三阻止警察進屋而致警察輕微傷。無證搜查無疑屬於執法過錯，但系嚴重過錯、較大過錯還是一般過錯，過錯程度的認定直接決定了襲警罪的成立是否被阻卻。
另外，過錯的判斷應當採取何種標準？「主觀說」採取警察個人的主觀判斷，側重於對執法權威的維護；「客觀說」認為需要依據法律法規進行客觀判斷，強調執法正當性價值；「折中說」根據社會一般人的理解來判斷執法活動的合法性，以一般人立場在兩種價值之間進行平衡。
03當襲警罪和其他罪名發生競合時怎麼辦？
值得注意的是，襲警罪與妨害公務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等罪名可能發生競合。
首先，襲警罪與妨害公務罪可能出現法條競合，襲警罪是妨害公務罪的特殊法條。當行為同時符合襲警罪和妨害公務罪，以襲警罪處罰即可。若不符合襲警罪的構成要件但符合妨害公務罪，可以妨害公務罪兜底，避免處罰漏洞。
《解釋》明確了兩種以妨害公務罪兜底的情形：一是阻礙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但未實施暴力襲擊行為；二是暴力襲擊輔警，不構成襲警罪，但可能構成妨害公務罪。可見，《解釋》雖然將輔警排除在「人民警察」的範圍之外，但對輔警的人身安全和職務活動並非不予保護，輔警仍屬於妨害公務罪的行為對象。
其次，襲警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可能出現想像競合，一行為若同時構成襲警罪和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從一重罪處罰。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實踐中很多襲警都發生於醉酒之後。對於醉酒人的刑事責任，《解釋》延續了《意見》的規定：「醉酒的人實施襲警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醉酒分為生理性醉酒和病理性醉酒，生理性醉酒屬於原因自由行為，即行為人本來具有辨認和控制能力，故意或者過失使自己喪失或部分喪失辨認和控制能力，並在該狀態下實施了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不影響刑事責任的認定。例如張三喝醉酒後，誤把警察當老虎，對其實施攻擊行為，即使實施攻擊行為時存在認識錯誤，但醉酒狀態是行為人在自由狀態下自己導致的，屬於原因自由行為，仍應承擔刑事責任。
襲警罪的設立初衷，本是為保護警務人員的人身權和執法權，為警察履行職責、維護社會秩序提供法律保障。但是，如過度擴大襲警罪的打擊範圍，輕易動用刑法手段介入警民衝突，不僅與預期目標背道而馳，反而可能加劇警民衝突，激化社會矛盾。
襲警罪打擊範圍的大小，始終是秩序和自由兩種價值的選擇和平衡。維護執法權威和保護公務活動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以犧牲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為代價。執法權威得到尊重的前提，是將執法活動限制在法治的框架之內，遵循正當程序，符合程序正義。
「刑罰如兩刃之劍」，公權機關對於刑罰權的發動，應當時刻保持克制。和諧警民關係的構建，絕不取決於刑法手段，而是取決於警民雙方對於法治的共同尊重和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