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以後，635萬人口的南陽專區非正常死亡和外逃人數多達100.9萬（根據南陽地區志221頁等各種地方文獻資對測算出來的）。僅1960年全區就銳減69.8萬人，為上年底總人口數638.7萬人的10.92%。正由於此，1960年11月「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時，南陽是僅次於信陽的「重災」地區，除由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坐鎮南陽指揮抓運動外，國務院也下派到南陽43個得力幹部，協助河南主抓南陽的「整風整社」。丁乃光和周總理的秘書何謙及一位叫霍幼方的人是國務院下派工作組的負責人，第一負責人丁乃光還兼任了南陽地委書記，名列第一書記林曉之後，實為中央的「欽差大臣」。
丁乃光來了以後，給習仲勛、安子文、張蘇並國務院機關黨委寫了「關於淅川縣黨、政主要負責人嚴重違法亂紀、欺上瞞下等問題的報告」、「淅川縣縣、社、隊反、壞分子殘害勞動人民的種種刑罰報告」，「南陽專區缺柴情況的報告」等。這些報告在今天看來雖然在個別政治術語上難免有歷史的局限性，和略有以「左」反「右」的味道，但仍不失之為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
下面原文抄錄丁乃光給中央幾個權威部門的信及附件：「淅川縣人民向中央寫信遭反、壞分子打擊報復的4個例子」：
信的原文如下：
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央監察委員會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
我隨國務院機關下放幹部到淅川縣已經十多天了。這個縣是封建勢力復辟的三類縣，據說被稱之為南陽專區的「光山縣」。
工作中發現了原縣委第一書記梁宏江打擊報復，封鎖消息的一些問題，我順便查了幾封中央有關部門轉到縣裡責成查處的幾封人民來信。因我沒有到縣人委去查，對國務院秘書廳轉來查處的信件還不了解。
看了這幾封信後，我感到1957年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秘書廳召開的人民來信來訪工作會議上，以及隨後國務院關於加強人民來信來訪工作指示中，所提出的對省以下人民來信來訪「多辦少轉」的原則，仍然是需要堅持貫徹執行的。中央監委關於「不要把群眾控告信轉給被控告人手裡」的規定，對我們辦理人民來信來訪工作的人來說，仍然是必須嚴肅執行的。中央秘書室豫甲(59)字第2031號轉給淅川的匿名信，是一封極為重要的來信。不知怎麼搞的，這封信竟落到被控告的人手裡，這幾件案子，如果我們在檢查總結來信來訪工作時，結合研究一下，找出經驗教訓，我想這對改進今後的工作，是會有教益的。
即致
敬禮
丁乃光
1961年1月27日於南陽
附：淅川縣人民向中央寫信遭受反、壞分子打擊報復的4個例子：
第一封來信是，1959年9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豫甲(59)字第2031號，轉淅川縣匿名信件。
主要反映：1、本縣人民為生活所迫到處外逃，思想混亂，人心不定；本縣公安部門幹部手持手槍，威脅人民。2、社員餓死很多，清泉村一帶在13天之中就死亡30多人，有一個小孩餓死了，被別人拾去蒸熟賣。3、本縣有壞分子集團，破壞全縣的生產生活。
此件淅川縣收到以後，原縣委第一書記梁宏江指令縣警局副局長姚忠清去了解調查寫匿名信的人。姚立即安排了3個公安人員下去調查，經過查對筆跡，認定是滔河公社朱家山村一個叫朱定遠（男，37歲，中農）的人寫的，便定性為：「寫反動匿名信」。他們假造朱的歷史：說朱1946年至1947年當偽保長2年（實際是朱的祖父當過國民黨時期的保長）。還說朱：「向中央寫反動匿名信，誣衊淅川縣生活不好餓死了人，罵縣委是壞分子集團」。當時朱定遠在青海，梁宏江令縣警局把朱從青海逮回來，兩次向地委請示，要判朱的刑，地委沒有批准。後梁宏江、姚忠清私自把朱定遠判管制勞動3年。
此案一直拖到這次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1960年12月15日淅川縣人民法院經過審查，撤銷原判，宣布朱定遠無罪，予以平反。
附註：朱定遠為復員軍人，因為淅川縣黨、政領導被反動分子篡奪，封建勢力復辟，實行殘酷的階級報復和破壞，他在本縣本鄉生活不下去了，才被迫外流到青海。去青海途中，朱定遠向黨中央寫了這封匿名信，揭發壞分子，揭露真相。從現在淅川縣民主革命補課中所揭露的問題看來，朱定遠所反映的問題完全真實，當時就看出了縣裡有壞分子集團、警局向人民專政這個本質的問題。可惜這封信我們僅當一般信件看待，又轉到壞分子手中。結果朱定遠本人遭到報復，更重要的是淅川縣的問題也未能及時發覺。此後一年之中，全縣在反壞分子繼續統治下，又死去了三、四萬人民，這個教訓，值得記取！
丁乃光
1961年元月23日
第2封信是，1960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60)字第592號，轉給淅川縣委的一件人民來信。
主要反映：1、原來縣委書記段秀廷在這裡時人們生活還好，現在的梁宏江書記來了以後，群眾生活一天比一天地下降，甚至兩個多月人們都吃不到五穀，至今餓死的人很多。2、雙河鎮餓死些人就無人埋，社員溫自強5個孩子全部餓死。3、淅川縣的人死有一半，外逃的人有三分之一，若不早些挽救，後果不可設想。
此件轉來後，縣長李磊石說：「得下去調查，這裡頭有敵人破壞」。當時組織縣處理人民來信來訪辦公室幹部王成業等4人，到雙河鎮調查。調查結果，這個大隊3000多人死了430人，占總人數的14%。向李磊石匯報後，李大發脾氣說：「這不是真實的，死人數字過大，再去調查！」這一次，當時正在淅川工作的地監委宋科長（宋希琨）、縣委來信來訪辦公室幹部王成業、縣監委幹部彭星三等4人組成調查組，前往雙河鎮進行了前後8天的調查。經過詳細調查發現：該大隊1959年冬到1060年春共死亡486人（實際是487人），占原有人數的12.6%，患浮腫病412人，其中嚴重的215人，死亡177人。糧食供應情況是，1959年11月每人每天吃一斤紅薯（折合16兩秤為4兩糧食）；12月前半月每人每天吃半斤紅薯，往下去便沒有糧食，中間每人曾發1斤糧讓吃6天，到元月下旬才開始吃返銷糧。複查結果向縣委作了匯報，縣長李磊石、組織部副部長黃福田倆人商量後說：「死人沒那麼多！」並怒氣沖沖地質問說：「你們是咋調查的？為啥給人家弄些假材料？把未死的也統計在死人數中（實際上沒有），1歲以下的小孩誰叫你們統計的？重新調查！」。（宋希琨等第二次調查時，縣裡還派常委宣傳部長楊芳馨等人參加。又經過半個月的調查，因時間改為從1959年12月份算起，比上次少1個月、4個月時間死亡427人，筆者依據南陽地委(60)479號紅頭文件注）。二次調查後黃福田說：「一、浮腫病根本沒那個病，不能說是浮腫病死的；二是要站在黨的立場上看問題，要認識到這是階級鬥爭，不能僅說是生活問題。三是1歲以下的小孩死不能按人統計。」最後說這材料縣委研究後再決定是否上報。把直接和生活有關的浮腫病問題都劃沒了，4月份調查結束後一直拖到9月份才上報。事後對調查者進行打擊報復，將彭星三調出縣監委會，下放到農村不叫回機關工作；將王成業抽調下鄉，不讓其做來信來訪工作。
第3封信是1960年4月9日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辦公廳(60)訴字第651號，王定川反映河南淅川縣大灣村群眾缺糧情況的來信。
信中說：「我在河北省曲周縣監委會工作，家裡的父親來信說，淅川縣大灣人民生活苦，因缺糧造成人口死亡，問題嚴重，他們同住的一個院裡的3戶人家，就死5人。」
此件轉到淅川後，縣委即派監委秘書王喜才，城關公安員王信去到大灣村，了解王定川父親有啥問題，為啥向上反映情況？王信先找到王定川的父親王新昌，追問他去信的目的動機，並叫王新昌寫出書面檢查，糾正原來的說法。大隊支書胡保倉在包產隊社員代表大會上批判王新昌說：「王新昌的兒子是幹部，女婿是軍官，他二兒子在上學，他還說破壞話，還告黨支部！」把王戴上歷史不清的帽子，不准王參加社裡的會議，還不准他二兒子上學。
實際王定川反映的問題最屬實。該隊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上半月，每人只吃1斤到1.5斤紅薯，幹部多吃多占嚴重，社員吃到的很少。因此造成全隊死亡155人。占總人口1851的8.3%，嚴重的第二包產隊死亡的人數占總人口的25%。
第4封信是1960年5月中央監委批轉的長春市監委幹部靳平宇給中央監委的信，讓淅川縣調查處理。
主要反映：老家淅川縣上集公社水田大隊靳家溝包產隊群眾生活問題很大，全村原250多人，現僅剩180多人，除外逃20多人外，其餘的人都死了。全村過去180多個勞動力，現只有三四十人只能做些不重的活了。
此信轉到淅川後，縣委第一書記梁宏江即指示叫面向上級寫假報告，謊稱：「該村原來230人，去冬今春（即1959冬，1960年春）只死14人。大多數是常年有病體弱死的，外流的只有5人，且屬於幹部家屬和不安心農業生產而外出的。另一方面派人了解向靳平雨反映情況的人，在知道是其弟靳平清去信說的情況後，即捏造假材料，把靳平清砍小樹20棵，說成是砍樹320棵，還將村人丟的30斤紅薯說成是靳平清偷紅薯450斤、青菜500斤，將其交群眾大會鬥爭。鬥爭中，追逼他說出給其哥寫信的動機，並叫承認自己是睜著兩個大眼說鬼話，鬥爭後交群眾對其管制。」
實際是：靳溝村250人，死亡31人，占總人口的12%，外流8人，主要原因是：①、幹部作風粗暴，捆、綁、吊、打社員。②、群眾生活不好。1959年11月每人每月只吃糧3.12斤，紅薯60斤。12月份，每人發紅薯24斤。1960年元月，每人每天定量6兩（16兩秤），實際上根本沒糧。
追根溯源發現，南陽境內為了封鎖消息，粉飾太平，從1957年「反右」以後就開始了對給中央寫信的人進行了各種不應有的政治迫害。這裡另舉3個給中央寫信的黨員因反映人民群眾生活不好，兩個被打成「右派」，一個被打成「潘復生式的右傾機會分子」的典型例子，算是對丁乃光所反映情況的一些印證：
1956年12月20日，「南陽縣何廟中心鄉飢餓的群眾」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信中反映該鄉「有的戶糧食僅夠年內吃，有的年內也不夠，明春各家都沒飯吃，大官寺村已逃荒50多人，挑著孩子，背著行李，到外邊討飯。有的因病沒錢治，又沒有好吃的，很快就死了」。「希望挽救我們的飢餓，叫我們活下去」。還說了句牢騷話：「我們也是中國人，而且還是生產糧食的人，可什麼不讓我們吃糧食呢？」
1957年元月22日，南陽地委在收到省委辦公廳批轉的這封給中央的匿名信件後，下批給南陽縣委，責成其「了解群眾，弄清情況，妥善處理，告知地委」。南陽縣在查出寫匿名信的是轉業軍人、何廟中心鄉黨支部副書記范偉正所為後，立即把范撤職辯論（實際就是批鬥）。到這年8月河南全省批判「潘復生等右傾機會議分子」時，范偉正又成了批鬥的重點人物，反覆批鬥，直到1961年秋，經「甄別」後，才得以平反糾正。
第二日個例子是時唐河縣桂章鄉李漢章村（現社旗縣興隆鎮桂章行政村李漢章村民小組）復員軍人，共產黨員、少尉軍醫張培養1957年4月12日給中央寫的一封長信。信中反映該村「開春到4月上旬，要飯人數已達40%以上，牲口死20%以上，臥倒不能幹活40%以上。80%農戶已經斷糧」等嚴重缺糧情況。5月3日南陽地委收到了省委辦公室轉來的此信後，雖然立即責令縣裡對嚴重缺糧的農民進行了及時地救濟，但隨著「反右」鬥爭的深入發展，便借著「反擊右派進攻」的政治大氣候，給張扣了頂「誣衊合作化運動」、「反對糧食政策」的「右派帽子」。張培養本來已安置在方城縣郝廟區衛生院且當了副院長，是位吃「皇糧」的公職人員，因之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發配到原籍生產大隊當了一位衛生所醫生。
如果說前兩個例子是下邊縣裡的領導們對上書中央者施展的打擊報復的話，對一位叫邱文華的人打擊報復那可是南陽地委的直接責任了。1957年5月20日，中國農業水利工會幹部邱文華給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寫了一封控告信，反映時南陽境內的泌陽縣饒良區建設農業社淡莊村（今社旗縣饒良鎮黃橋行政村淡莊村民組，邱文華家鄉），農業社搞得不好，「入春以來99%農戶的食物都是紅薯干、野菜、樹幹、菜根……。關莊等區不少村的三分之二的人都出去要飯去了。」「各村的牲口死亡的情況更加驚人，普遍是死亡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間，嚴重的幾乎死光。我村東北角馬砦合大社到現在牲口死的只剩4、5頭了」。還反映地方幹部違法亂紀嚴重：「現在誰要說外邊好，或者說餓得沒勁幹活，馬上就會給你扣上個『破壞分子』、『壞蛋』的帽子，並把你列入被驅逐村的名單。鄉社幹部和村干可以隨便辱罵群眾，捆綁群眾，甚至自己制定法律，社辦公室牆上掛滿了流氓、遊民遊街的牌子……」。這封信是邱文華1957年5月8日至5月14日在家鄉探親期間，根據自己親眼見到的諸多第一手資料寫成的。邱文華臨走時還把村里農民們吃的食物如野菜、樹花、樹皮等帶給接收他信件的全國人大信訪部門的同志。
邱文華所反映的情況經兩年多來我查閱有關資料認定，可以說都是完全屬實的，都是有根有據的。遺憾的是，由於此信全國人大在轉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後，中共中央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兩大權威領導機構聯名分別給河南省委和南陽地委發來了要求對此信所反映的情況給予答覆的信件。南陽地委認為邱文華給他們「捅了大婁子」，惹了大麻煩，因而借用6月底即開始的「反擊右派」的大氣候，於1957年7月20日，分別給黨中央、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河南省委、河南省人委和中國農業水利工會發去了「對邱宗華（實際應為邱文華）所反映情況的調查報告」，該報告避重就輕，文過飾非，在否定主要實質性問題，即農業社沒有搞好，農民缺吃少穿嚴重，逃荒要飯情況在不少地方都有發生的核心問題後，反誣陷邱文華是「階級報復」（實際邱文華家裡是中農成分，是當時團結的對象），「片面地聽取家庭與個別富裕農民的反映，既不深入調查，又缺乏以階級觀點加以分析。可以說在這以前他就對合作化和糧食政策存有成見，所以對新農村情況那樣的認識和結論。」1957年9月18日，南陽地委授意泌陽縣委宣傳部給中國農業水利工會寫了封「強烈要求對邱文華進行組織處理的三點建議信」，對邱進行落井下石。1957年9月開始，中國農業工會便開始邱文華進行車輪戰般的輪番批鬥，達幾個月之久，給邱文華扣了一頂「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帽子。1958年4月，邱文華被撤掉行政職務，開除黨籍，工資由行政20級降為23級，月薪由75元降為40元，發配到河北省唐海縣柏閣莊農場勞動改造，直到1962年秋「甄別摘帽」。
可見，像丁乃光信中所反映的淅川縣幹部剝奪人民群眾信訪權利，還對給中央寫人瘋狂打報復的事，實際上在南陽專區「反右」鬥爭開展以後就突出存在著，只是到了1959年下半年後，南陽農村缺糧情況愈來愈嚴重，開始到處餓死人後，這樣的事越來越多，打擊報復現象更愈來愈嚴重了。但這從根源上追究，還不全是南陽地委的責任，河南省委應負主要的責任。有個老幹部回憶錄中說：「1959年下半年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曾下過這樣的指示：『不能讓那些有損於河南形象的信件出省』。根據這一指示，信陽專區第一書記路憲文曾指令信陽郵電局檢查扣發了1、2萬封給中央部門的告狀信件。」
《炎黃春秋》201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