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約瑟/2025.04.05
人們常說貿易戰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但如果說過去幾年給了我們什麼啟示的話，那就是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一個被操縱的體系中夢遊。唐納德·川普總統在其總統任期內一直以挑戰全球主義經濟正統觀念為己任，他選擇了關稅來重新引發對全球商業結構的爭論。
自1990年以來，美國的貿易政策一直是由外交和妥協所塑造的，但禮貌談判的時代似乎已經結束。2025年4月2日，川普總統在他所稱的"解放日"宣布了一項全面的新關稅制度：對所有進口商品全面徵收10%的關稅，並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特定國家徵收懲罰性關稅，其中一些商品的稅率將高達50%。這些措施還包括加快實施時間表，加強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執法以防止轉運，以及重新定義原產地規則以堵住長期被濫用的漏洞。該政策標誌著美國有意背離幾十年來的貿易自由化，將戰略利益置於多邊共識之上。
關稅一攬子計劃不是作為一項單一政策發揮作用，而是作為一個信號，表明美國將不再容忍貿易關係中的系統性劣勢。歷屆美國政府一次又一次地簽署了多邊貿易協議，這些協議承諾提高效率，但結果卻是產業受到侵蝕。新關稅適用於60多個國家，旨在保護美國工業免受政府所說的長期欺騙的影響。儘管這些措施的範圍是全球性的，但中國仍然是這個考量的核心。鋼鐵、電子、製藥和汽車零部件都包括在內。該政策還包括對國內製造商的投資激勵，對關鍵供應鏈的快速審查，以及對離岸生產但繼續從聯邦採購合同中受益的企業的限制。這是一個堅定的、毫不含糊的政策，其基礎是一個連貫的戰略：在多年偽裝成貿易政策的外交手段被淡化後，恢復美國政府的議價能力。
經濟批評：警報大合唱
正統經濟學家們對此表示擔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預測，美國經濟增長將放緩，2025年的增長率預計將達到2.2%，通脹率將達到2.8%。企業對成本壓力發出警告。金融分析師們談到了投資者的不安。零售商們擔心，隨著採購成本上升，利潤率會下降。農業組織對外國針對大豆、玉米和肉類出口的報復表示擔憂。在製造業，依賴外國投入的企業對價格波動和庫存中斷發出了警告。根據主流經濟理論，關稅扭曲了市場，限制了消費者的選擇，並有遭到報復的風險。這些都是教科書式的批評，基於一種假設相互遵守、強有力的制度和受規則約束的貿易的模式。然而，這種模式不再符合當前的現實。全球貿易體系受到蓄意操縱的損害，尤其是那些具有重商主義本能的威權國家。
川普總統的邏輯：對抗系統性操縱
政府的理由直接針對這些扭曲。川普總統的擔憂不在於國際貿易本身，而在於已經定義了國際貿易的系統性操縱。中國通過有意讓人民幣貶值來補貼本國出口，同時保護國內市場不受外國競爭的影響。中國人民銀行利用資本管制和對外匯市場的暗中干預來保持人民幣的低估，給中國出口商帶來一種人為的優勢。同一個的政權容忍，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鼓勵智慧財產權盜竊，其規模之大使得商業互惠難以維持。美國和歐盟企業在合資企業中面臨網絡入侵、強制技術轉讓和歧視性監管待遇。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包括歐洲公司在內的許多西方公司已經開始縮減在中國的研發業務。在這種情況下，關稅已經不是懲罰性工具，而是作為糾正性工具。
非關稅壁壘：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
除了貨幣和智慧財產權，非關稅壁壘也激增。中國實行不透明的許可制度、優惠的國家採購政策和偽裝成環保舉措的補貼計劃。其他國家利用監管壁壘限制美國產品。印度的農產品進口標準、巴西的藥品註冊延遲以及日本的汽車認證程序，都以合規為幌子，使外國競爭者處於不利地位。歐盟長期以來一直倡導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在排除監管和有管理偏好的巨大屏障後運作。歐盟實施複雜的合格評定和生態設計標準，這些標準往往起到事實上的關稅作用。歐洲堡壘在口頭上倡導自由貿易，但同時又在設計貿易流動，使其自己的產業受益。這些不對稱構成了川普戰略的背景。
恢復平衡：公平貿易勝過自由貿易
這與雙邊貿易平衡無關。結構性失衡已經形成，川普的關稅是應對這些失衡的一種機制。與除了陳詞濫調之外收效甚微的外交努力不同，關稅會帶來實質性後果。它們是施加壓力的工具，旨在通過讓違反規則付出高昂的代價來鼓勵行為改變。這不是為保護主義而實行保護主義，而是有針對性地運用槓桿作用。
標準的消費者觀點認為，關稅必然導致價格上漲。這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正確的，但它忽略了工業衰退的更深層次的代價。藥品或半導體等關鍵產品依賴外國供應鏈的後果是什麼？追求越來越便宜的商品是以經濟彈性為代價的。在這種背景下，適度提高消費價格是對戰略自主權的理性投資。
川普總統的案例：優先考慮國家利益
"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之間的區別是實質性的。自由貿易理論假定參與者之間有一個公平的基線。公平貿易承認需要有可執行的規則和公平的做法。川普的批評者們認為，美國將從以身作則中受益。他的政府拒絕這一假設，將貿易視為競爭場所，而非達成共識的場所。按照這種邏輯，關稅不是偏離，而是必要的對策。
道德案例是從這個戰略案例中衍生出來的。美國工人無償承擔了全球一體化的代價。工業社區被拆除，取而代之的不是振興，而是低工資的服務業的就業和依賴。此前的再培訓和適應承諾已被證明是空洞的。相比之下，當前的政策框架將生產能力和國家利益置於理論效率之上，它尋求扭轉數十年來製造業基礎的衰落的局面。
呼籲採取平衡的方法
這不是懷舊。它反映了一種認識，即經濟需要基礎力量——建設、創新和創造有形價值的產業。對低成本生產的追求削弱了這種實力。川普的政策重申了平衡的必要性。它不反對全球化，但堅持互惠和尊重主權機構。
低效率的問題將會存在，權衡取捨是不可避免的，並非所有行業都將受益。然而，更大的風險在於接受戰略能力的持續削弱。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削弱侵蝕了經濟的獨立性和民主的合法性。忽視這一點的政策是在冒險。
反對者經常援引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話，卻忽視了他對將國家政策與跨國資本利益掛鈎的警告。許多跨國公司現在的運作已經超越了國家的責任。關稅將使人們重新認識到，進入美國市場是有條件和責任的。
因此，關稅政策代表著一種重新調整。它提醒貿易夥伴和跨國公司，與美國的經濟交往需要承擔義務，而不是享有權利。這項政策重申了國家利益在日益以不對稱為特徵的全球經濟中的首要地位。
貿易戰：必要性和戰略性
貿易戰是困難的，也是不完美的。但是，當戰略目標被長期忽視時，對抗就變得必要了。川普總統的行動反映出他願意接受這一負擔。
本文作者貝皮·佩祖利（Bepi Pezzulli）是英格蘭和威爾斯高級法院的律師，專門研究治理，也是英國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