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間安徽省整體在武斗方面的表現，是遠遠遜色於重慶（當時是四川省的一部分）、廣西和東北的，但又比大多數的省份出色，所以在全國屬於中上游。這個基本的自我評價必須「醜話說在前頭」，不然會惹得表現更為「出色」的地區的人們憤憤不平。
「少將」碰上「小將」
當全國很多地區的武鬥已經起步，安徽的淮南、安慶和蕪湖等戰略要地的局勢日趨嚴峻，本省的駐軍變得不管用之際，毛澤東親自下令原來駐紮在江蘇北部的野戰部隊第十二軍，於1967年下半年開進安徽，實行軍事管制，以圖阻止武斗大火越燒越烈。
這十二軍剛一開進安徽，本地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中間就流傳：十二軍當年在朝鮮戰場上戰功平平，雖然也上過上甘嶺，卻沒有打過什麼特別有名的硬仗，云云。這很可能是謠言，但沒有人去核實，倒聽信了它；所以對這支奉欽命入皖收拾亂局的部隊，大家並沒有表示出什麼敬意。當十二軍軍長李德生——他是1955年解放軍第一批授軍銜時被封為「少將」的——召集武鬥兩大派的頭頭談判停火時，紅衛兵小將們斜著眼睛瞪他：「你算老幾，讓我們放下槍桿子？你不過是個少將，比我們小將只多把指揮刀」。——意思是「少」字下的那一撇。
可就是這位李德生，卻立刻表現出不同凡響的政治天賦。時至1968年年中的他，也有五十歲出頭了，為著勸說蕪湖市鏖戰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別再把武斗升級了，他竟然打著綁腿、穿著草鞋——這是當年紅軍長征的標準行頭，不戴鋼盔、不攜警衛、不佩手槍，隻身攀登雲梯，爬上三、四層高的武鬥據點大樓，從架著機關槍的窗口鑽進去。
這可是玩命的勾當！他爬雲梯的時候，兩派還在隔著大街對打，步槍、機關槍點射連射沒停過。他這麼一招，還真管用！紅衛兵們認他是條硬漢子，就服了他，把大街上的武鬥據點給撤了。
李德生一身紅軍打扮隻身入虎穴做紅衛兵思想工作的作為被毛澤東知道了，大為賞識，稱他是「政治將軍」，有頭腦。一年多後，就破格提拔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此乃上將或大將級別的要職），1973年又當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一步登了天。所以我們紅衛兵小將說他是「先登雲梯後登天」。
圍城
我本人在紅衛兵武鬥中的表現，似乎還比不上安徽省在全國武鬥中的表現，排列不到中上游。因為年齡小、個頭小、又戴著副近視眼鏡，所以我根本就沒有被編進「武衛隊」，而是在「文攻隊」里任一員干將。
但是我不甘心於遠離硝煙的文攻生活，只要哪裡有大的武力衝突，我都會插上一腳；從文革開始直到結束，都跟有驚有險的日子沾著點兒邊。第一次的大危險，算是1967年的「一·一四事件」。
那年的一月中旬，位於安徽佛教聖地九華山腳下的青陽縣城的紅衛兵告急：他們被幾萬農民包圍了；數日之內，會斷糧、斷水、斷醫藥、斷通訊。
農民進城包圍紅衛兵和造反派，是文革早期大規模武力衝突的典型方式。按照中共「黨政軍一元化領導」的體制，從省到地市到縣到人民公社，各級政權黨委會的第一書記，同時兼任該層級地方武裝力量的「第一政委」。「地方武裝力量」在省和地市層級上是「軍區」和「軍分區」，統管地方駐軍。到了縣和人民公社層級上，就成了「人民武裝部」，簡稱「人武部」，主要管民兵組織。
被紅衛兵和造反派衝擊的黨委書記們，級別高的，就往省軍區和地市軍分區裡面躲——那裡是「軍事要地」，門口有大兵荷槍站崗，紅衛兵和造反派在一開始還不敢朝裡面橫衝抓人（過了一陣子咱們就敢了，這是後話）。級別低一些的，就往縣人武部里躲。縣人武部通常只有一個小院子，躲在裡面容易被外面的人看見，也憋得慌。膽子特別大的縣委書記們不甘心被捉去遊街示眾，甚至會下令調遣四鄉八鎮的民兵，進城護駕。
青陽縣城地處崇山峻岭之間，縣人武部通過遍布鄉鎮的民兵系統一聲令下，說是「一小撮反革命右派學生策劃綁架了縣委領導，廣大貧下中農要挺身而出粉碎右派翻天！」並且許諾——這是最打動農民的——進城來護駕的農民，管吃管喝還補貼工分（「工分」是農民下地幹活的計時報酬）。這樣的美差誰不要參加？於是一晝夜之間，漫山遍野都湧出成群結隊的農民，把個青陽縣城圍得里三層外三層。率領農民大軍圍城的一位人武部副部長發出豪言壯語：「這下子進城抓造反派學生，跟進褲襠抓雞雞沒兩樣，手到擒拿！」
馳援
圍城的民兵和農民們尚未攜帶正規的軍械，那時候的武鬥還沒有發展到這一步。不過，他們絕大多數卻配備著一樣利器——上等樹杆經煙燻矯正、筆直成線、兩端鑲著鐵頭尖刺的扁擔。在我們安徽鄉間，普通農民的扁擔是毛竹做成的，力氣過人的農民的扁擔才是樹杆製作的，能挑三、四百斤不開裂。青陽深山裡的農民的扁擔又高了一等，屬於「奇門農具」：它的兩端包鑲鐵尖，有六、七寸長，平時上山砍柴，不管是成捆的茅草還是成捆的木柴，只要扁擔鐵尖朝里一戳，一頭一捆，擔起來就走，乾淨利落。青陽的山民們多半會幾手武藝，一桿鐵尖扁擔揮舞起來，四五個壯漢近不得身。
我們宣城的援兵以學生和工人為主，加上普通職員和市民，約有兩千人，徵得幾十輛大卡車，浩浩蕩蕩上了路。過了一個多小時，就與其他縣市來的增援車隊在途中會師。快到青陽縣境的時候，已經前不見頭、後不見尾，數百輛大卡車連接成蜿蜒幾十里的長龍，發出低沉的撼地的馬達聲，飛揚的塵煙直衝雲霄。
漸漸地，我們前頭部隊到達距青陽縣城只有幾里路的要道口。我們這幾輛車屬於指揮、協調、宣傳眾核心小組的，配備有當時能夠合法非法弄到的最好的步話機、無線電發報機、小型發電機、播音系統和醫療急救設備。這時已經暮色濃重，四周的山地黑黝黝的，並不見圍城的農民們在入城的要道口設障阻擋。我們估計，十有八九是這幫沒見過大世面的山民們被汽車長陣給嚇跑了——數百輛大卡車的燈光這時在曲折的山道上連成串串火龍，首尾呼應，氣勢懾人。
指揮車發出命令：全體車隊馬上進城，儘快與被圍困的當地紅衛兵和造反派會合，協調下一步的聯合行動步驟。
這一天便是「一·一四事件」的前奏——1967年1月13日。
若干年以後我才注意到，那一天是星期五。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十三號碰上星期五，預示著不是好事。
被圍
一路顛簸趕來聲援的外地紅衛兵和造反派們，隨便找個能睡覺的地方——學校教室、公共澡堂、旅店客棧、機關單位、國營商店、醫院診所，倒頭便睡。我們宣傳組的一小群人，卻必須守在卡車裡，連夜趕編趕印趕發革命傳單。忙到天剛蒙蒙亮的時候，忽然看到兩個值夜班的人神色緊張地小跑過來，報告我們旁邊那輛負責通訊協調的卡車上的人說：進城出城的交通要道路面統統被挖斷，城周邊樹林裡有多處篝火，人影幢幢，號角聲依稀可辨。
天色越接近明亮，情況越接近明朗。等到冬日早晨的陽光把這個小山城喚醒以後，咱這一方就全然明白了自己的處境——當我們從各縣市趕來聲援被圍困的青陽縣城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時候，青陽縣委、縣人武部也在加緊組織更多的民兵和農民趕來增援圍城的人馬。頭一天傍晚我們在入城要道口那裡嘲笑沒見過大世面的山民被汽車長陣嚇跑了的當兒，他們的指揮官和民兵營長、連長們在嘲笑我們這群外地飛來的傻鳥「光著頭鑽刺窩」——路口上原來封城的民兵崗哨撤走是為了「誘敵深入、關起門來打狗」！等到我們的車隊開進城裡，他們就趁著夜色的遮蔽，把四面八方能行駛車輛的道路全給挖開了。
我們連夜趕編趕印的傳單上，把自己一方的「滾滾鐵騎」（汽車大隊）載來的援兵贊為「飛將軍自重霄入」——那是借用毛澤東1931年夏《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詞中的名句。在傳單的結尾處套紅印著這首詞的下半闋三行：
七百里驅十五日，
贛水蒼茫閩山碧，
橫掃千軍如卷席。
我們的傳單散發出去沒兩個時辰，對方的傳單就撒進城裡來了。那上面也套紅印著毛澤東的一首詞，也是作於1931年夏，也是用的《漁家傲》詞牌，不過是《反第一次大「圍剿」》：
萬木霜天紅爛漫，
天兵怒氣沖霄漢。
霧滿龍崗千嶂暗，
齊聲喚，
前頭捉了張輝瓚。
他們把我們比作1930年12月底在江西龍崗大戰中被紅軍活捉的「敵軍師長」張輝瓚；張是蔣介石派去圍剿共產黨根據地的「前敵總指揮」。
覓食
青陽縣城裡的我們，已經成了瓮中之鱉、籠中之虎。小小的山城裡，頓然增添數千名生猛人口，原本就缺糧的狀況立時變成燃眉之急。我們來的時候也隨身帶了一點乾糧，兩三頓下來，也就基本上給報銷了。那個年頭的我們，除了粗菜糙糧以外，腸胃裡進不了多少油水，肚子的容量也就特別可觀。我們常表示，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再來一次軍官授銜，咱們都別爭高低，一律要求被封為「大尉」（大胃）得了。
到了1月14日的下午兩、三點鐘的時候，滿青陽縣城裡能停車的地方都停滿了我們的車，能走路的地方都擁擠著我們的人。所有這些竄來竄去的人都在忙著同一件事——找吃的。我們到處亂竄覓食，找的並不是寥寥無幾、空空如也的飯館餐廳，而是「副食品商店」——所有那些賣糕點、零食、豆製品、瓜果和南北乾貨的雜貨店。
我幸運地在一間后街窄巷的小店鋪里買到兩隻麻餅，巴掌大小，約莫半寸厚，加起來七、八兩重。這兩隻令很多人眼紅的麻餅，沒有親密戰友盧扁的通風報信，我靠自力更生是斷然找不著的。在臨近街面的所有店鋪都已經被半飢餓的造反派戰士幾番尋覓以後，精明的盧扁決定不再白費力氣在老地方周旋。他讓本地的兩個小男孩領著他找副食品商店，許諾——這是他從青陽縣委、縣人武部動員農民圍城法中現買現賣學來的——只要找到了有吃食出賣的店鋪，就給他們每人買一根棒棒糖。那兩個男孩沒命地領著盧扁奔后街穿小巷挨店挨鋪地搜索，終於找到了一家還有少許麻餅和董糖（通稱「酥糖」）的小店。盧扁掏出了他口袋裡所有的鈔票和糧票——那年頭買食品只有鈔票是不成的，還得有糧票；我們城鎮戶口的中學生，每人每月21斤（市斤）糧票——買了六隻大麻餅。我跟蹤而去，買了兩隻，那是我力所能及的大手筆。
絕食
當城裡能找到的吃食急速減少的同時，城裡流傳的各式各樣的消息卻急速增加。有人告訴我們，圍城農民中的骨幹力量民兵幹部們暗地裡帶了手槍和手榴彈。又有人告訴我們，城裡已經潛進對方的奸細數十名，分布於要害地段，以作里外策應。
圍城大軍遲遲沒有攻進城來，主要原因是縣委書記、副書記和縣長等幾個黨政要員被扣押在青陽縣紅衛兵的手裡。紅衛兵們十分清楚，這幾個縣黨政頭頭，是策動民兵和農民圍城的幕後黑手。圍城農民大軍的指揮部早就放話：「你們只要放了縣委領導，我們就散夥回村，抓革命促生產。」青陽縣紅衛兵嗤之以鼻：「紅衛兵小將是革命的孫大聖，火眼金睛早就看穿了你們的詭計！你們先撤兵，咱們再坐下來談判。」
於是就形成了眼下的僵局：圍城大軍不敢立刻攻進城來，生怕紅衛兵急迫之下傷害他們手中的人質，儘管那時候大家還不習慣用「人質」的說法。紅衛兵也不敢突圍衝出城去，對方的力量太大，成千上萬枝鐵尖扁擔結成的陣勢，諒你衝出去幾步也跑不遠，就給生擒活捉。
圍城指揮部的戰術變得越來越清楚：他們要把城裡的紅衛兵造反派圍困到餓得打不了架、乏得跑不動路的地步，方才大舉入城，不費吹灰之力，一個個活捉我方大小頭目。
面對這樣的局勢，青陽縣城和外地增援的紅衛兵造反派聯席會議當即決定：從1月14日下午六時起全體絕食。
這個決定十分及時，反正城裡剩下來能吃的東西也不多了。與其被生生餓垮，不如把飢餓當作政治武器，與對方攤牌較量。
虛脫和解脫
絕食指揮大本營便設在青陽縣委大院裡，縣委書記、副書記和縣長那幾個走資派便扣押在院內的辦公樓里。我們的汽車停在院子門外兩排，院子門內兩排，為的是保護指揮大本營。指揮組、通訊組、宣傳組的專用車和小組工作人員當然也在這個核心圈子裡。
絕食鬥爭的中心是縣委大院裡的那一塊場地，別處的紅衛兵造反派戰士可以在他們寄宿的室內絕食，而大院裡的那塊場地是露天的。時值1月中旬，夕陽西下之後絕食發起之時，室外氣溫降到只有攝氏三、四度。
報名參加室外絕食的紅衛兵造反派戰士約有300多人，大家席地而坐，圍成幾個圈圈，每個圈圈的外圍是男戰士，內圈是女戰士。天黑以後，我們升起了篝火，柴薪便是縣委辦公樓里的桌椅板凳衣櫃書架。我們將家具拖出來，砸碎點燃，邊砸邊大呼「不破不立！」這青陽山區盛產上好木材，家具耐燒，並且散發出郁烈香氣。
這一夜的絕食到第二天凌晨四、五點鐘的光景，先倒下去兩位體弱者，均是女性。她倆頭暈不支，漸而眼前出現幻覺，抬去醫院，也沒有葡萄糖生理食鹽水。找來一點紅糖泡開水給她們喝，她倆堅辭不受，寧願絕食犧牲也不肯中途易弦滋補糖水。
大清早趁著少數當地人出城，我方混雜在其中幾名探子，去刺探圍城大軍的動靜，不幸半數被抓獲。圍城的民兵指揮部捎過話來：如果我們在城裡傷害了他們一派的戰友，他們就把我們的探子點天燈。「點天燈」是山民們懲罰土匪毛賊的傳統方式：把人剝光以後吊在樹梢上，下面堆放鬆油樹枝，點燃以後，將人活活燒死。人被燒烤時油脂滴下來，勾引松油樹枝的火焰上躥；遠遠望去，像是一盞特大的豆油燈。
1月15日的中午，又倒下去幾個絕食者。到了下午五點鐘左右，天上忽飄下雪片，支撐不住、虛脫暈倒的已達30多人。原本絕食戰士還間或吟唱《毛主席語錄歌》，到了這當兒，就哼不出聲來了。我們宣傳組的幾個人靠在卡車的輪胎上，坐守著文攻的器材紙張。放眼四周，縣委大院裡一片白茫茫；飛舞的雪花下，暗紅的篝火襯托出黑黝黝的團團人影，互相緊緊倚靠著，偶爾會發出衰弱的咳嗽聲。
醫院和診所那邊非常擔憂，照這樣下去，虛脫的人數會急劇上升，又沒有必需的藥品，體質差的怕難保性命。那個年頭的中國人民少有營養健全的，一頓不吃，就頂不住；一天兩夜不進食，哪能抵擋得了冬季的寒冷，急性肺炎之類是難免的。
絕食指揮大本營一面命令把被扣押的縣黨政領導們從生著炭火的裡屋拖出來，擱在露天的陽台上晾著，讓他們親眼目睹絕食場面；一面加緊把青陽縣城裡的局勢向安慶、蕪湖、合肥、南京等大中城市告急。拍出去的電報一份比一份悲壯，一份比一份更撞擊人心：
「青陽城裡風雪交加，革命造反派戰士已絕食一晝夜！」
「露天雪地里，數十名戰友絕食暈倒！」
「十萬火急，夜間氣溫零下五度，百多名絕食戰友奄奄一息！」
「青陽走資派的反革命陰謀即將實現，上千名紅衛兵造反派就要被饑寒奪去生命！」
這些駭人的電報從一個城市傳到另一個城市，在那些與我們同屬一大派的紅衛兵造反派組織中像雪球一樣滾動著，越滾越大，越滾越猛，最終向著同一個目的地——首都北京滾去。
與此同時，對青陽縣頭幾號走資派的再教育正扎紮實實地進行著。從溫暖的屋裡霎時被拖到露天陽台上，縣委書記、副書記和縣長們即便是裹在厚重的棉軍大衣里，也禁不住鼻涕直淌。不多時，掛在短須上的鼻涕就變成了小型冰淇淋一樣介乎於液體和固體之間的東西。在是不是應該給這幾個走資派飯吃的問題上，紅衛兵小將中間發生了尖銳的爭執。一些人認為不給他們飯吃便違反了毛主席親手制訂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明確規定的「不虐待俘虜」一項。另一些人則認為他們根本沒有向我們繳械投降，怎麼可以算作「俘虜」？這幾個傢伙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毛主席早就教導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在一開始的時候，前一種主張占著上風，紅衛兵小將甚至給走資派的陽春麵里放進青蔥和醬油，可是當越來越多的絕食戰友衰竭倒地之後，第二種主張便大得人心。幾個走資派被迫參加了我方的絕食，這些在1959—1961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期間也沒少吃一口的人民公僕，終於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首次嘗到餓飯的滋味。斷了他們一頓晚飯，便涕淚橫流地哀號，說在陽台上熬不住了，懇求小將們讓他們進裡屋去繼續陪著挨餓。押送他們的幾個小將惡狠狠地指著陽台下面的青石板正告他們：「我們絕食餓死前的最後一口氣是專留給你們的——把你們頭朝下推下去」！
像雪片一般飛向北京的加急電報，經由安徽省革命造反派駐京聯絡站和首都紅衛兵的傳遞，終於呈報到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那裡。組長陳伯達和第一副組長江青口述了《四點處理意見》：指示青陽縣委、縣政府、縣人武部立即調送食品和藥品給城裡的紅衛兵造反派，全力搶救生命垂危的絕食人員；指示它們立即解散圍城的民兵和農民；指示青陽紅衛兵造反派馬上釋放被扣押的縣黨政領導幹部；指示外地來聲援的紅衛兵造反派馬上返回原地鬧革命。
中央文革的《四點處理意見》堪稱老到，打了我們三十大板，卻打了青陽縣黨政頭頭們七十大板。可是這份及時雨般的急電卻欲送無門：縣郵電局的職工已不知去向，鐵將軍守大門；縣委和縣政府辦公樓里的機要秘書室也沒有人在值班，門上貼著封條。我們隨車攜帶的收發報機是私自設置的，嚴格說起來屬於「非法電台」，北京當然不會朝它發送電報。中央文革最後把電報發至臨近青陽的一座軍用戰備電台，指令部隊向涉事的各方轉交。
青陽城附近的軍用電台用吉普車在凌晨三、四點鐘的時候給我們送來中央文革的指示；當我方的男女廣播員用激動顫抖的語調念出來自首都「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聲音」，全場絕食人員——包括那幾位被迫陪同絕食的走資派——都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毛主席和咱們心連心！中央文革和咱們親又親！」「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只不過被打了七十大板的他們，喊得不如我們激情充沛。
為著讓城內城外各幫各派都能儘快落實中央文革的英明指示，所有的廣播車和喇叭站都開足馬力，不休止地宣讀《四點處理意見》；一切可以找到的油印器材，也都連夜運轉起來，印刷傳單，星夜散發。到了天明之際，擁護《四點處理意見》的大字報和大標語貼滿了小小縣城的大街小巷。時至上午十一點鐘左右，城外的民兵和農民大軍失去了蹤影，我們同時也領到了急救的食物。那是我長到那麼大第一次吃到鹹味餅乾，南京製造的。
1月16日下午，我們的車隊得勝歸朝，返回宣城。可憐的母親看到我滿臉青灰色，猜到我們這幾天吃了不少苦頭，泡了一碗珍貴的紅糖開水——那年頭城裡人每戶每月只配備四兩（二百克）紅糖——讓我喝下。吞下一海碗陽春麵，我心滿意足地便去城北門的澡堂子泡澡，清洗滿身的征塵。
半小時以後，我暈倒在熱氣騰騰的浴室里，被好心的同浴者架著出來；他們挺納悶，這么小小的年紀，怎麼像老年人一樣「暈澡」？我像一隻斷了筋骨的大爬蟲，在躺椅上光著屁股蓋著毛巾養息了兩個時辰，才爬得起來顫巍巍地走了出去；再過一會兒，澡堂子就要關門了。
《炎黃春秋》2014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