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分配到交道口小經廠的中國歌劇舞劇院，工作就是在傳達室看大門。這時候到了「文革」後期階段，我從一個演員變成了看門的。在這前後，北京許多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家庭，迎來了一個叫做「落實政策」的時期。1973年9月，我們家多蒙周恩來總理的關照，也有幸享受這一政策。說的直白一點，就是政治上不「摘帽」，在經濟上可以退還一些在「文革」中被「查抄」的物資，改善一下物質生活。我母親對周總理總是常懷感恩之心，家裡永遠掛著總理的照片。周總理和彭真市長對馬家一直關懷備至，後來我榮任全國政協委員也是鄧穎超同志的提議。
當時西城有個查抄辦公室，他們聯合北京京劇團的革命委員會通知我們退還抄家時被封存的物資，並知會我們到我們在西單的老房子接收。當我們一大家人回到復內大街54號時就傻了眼，我們家的東西雜亂無章地到處攤放在前後院子裡，如同剛剛被抄家一樣，而且明顯是被人事先有意地翻查了一遍。我們開始不明白，我們家的院子在文革期間一直沒有閒著，據說都是些有名的高幹在居住。文革抄家後東西都被封存了，而且集中在一起，為什麼要給我們再現一次抄家現場啊？後來才理解了，這是要給我們提個醒，你們還戴著帽子吶！
北京京劇團革命委員會給了我們兩張「退還查抄財務登記表」，上面列明了所有退還給我們家的東西。按上世紀70年代的生活標準，其中的北京牌電視、電轉收音機、三菱牌電扇、飛利浦牌吸塵器和水晶吊燈屬於值錢的東西，其他物資一概含糊其辭，不知所云。有些東西前面皆冠以「破」字，好像當年的當鋪里的當單。
不在這份清單上的東西，就不知所蹤了，也沒人給個交代。父親的「奧斯丁」汽車不在清單之上，家中全堂的紫檀家具不在清單之上，收藏多年的文玩、字畫、藝術資料不在清單之上，保險柜中的鈔票、公債、首飾、金條等不在清單之上，倒是保險柜保存完好，空空如也地立在那裡，只有它深知這背後的一切。
這套紫檀家具是當年清宮大內的用品，不僅價值連城，而且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同時也是父親的珍愛之物。在「文革」期間，一直被封存在我們家的汽車房內，如今不翼而飛，實在有些太欺負人了。在我們對西城查抄辦的不斷追問下，他們給我們拿出了一張1300元的支票，說東西已經被他們賣給了北京硬木家具廠。在未經任何人同意的前提下，他們一個小小的辦公室就能如此處理這種國家級的文物，我們無法理解與接受。我們也不要錢，我們只想拿回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我們希望能夠把它捐獻給國家。
從此，我們與查抄辦展開了長達近十年的追討工作，而他們卻極其不配合，並且百般推諉，總是說東西不知所蹤，無法找回。於是，我們也北京市委的領導反映此事，並出具了家具清單：
紫檀雕龍多寶閣一對
紫檀雕龍畫案一對
紫檀雕龍頂箱立櫃一對
紫檀雕龍大床一架
紫檀雕龍炕桌一張
紅木雕龍頂箱立櫃一對
紅木雕龍大櫃一對
後來隨著政策的不斷寬鬆，查抄辦也假裝帶著我們去了幾家大型倉庫尋找，裡面堆放的全部都是文革期間被查抄的物資。我們尋找了不知多少次，也沒有看到我們的東西。一次正好碰到了老舍太太胡潔青女士也在找東西，她問我，找到了嗎？我說，紫檀家具這裡倒是不少，可都沒法和我們家的東西比。老舍太太說：「崇仁，你們家人太老實了，先拿下幾件再說吧。你們家那東西是國寶，能在這兒嗎？你哪兒找去呀？！」我們家人都深有體會，一個西城查抄辦是不能隨意處理這些東西的，背後一定有主使之人。我父親雖然已經被迫害致死，但這個圍繞在父親身邊的幽靈始終陰魂不散。
查抄辦通知我們可以搬回復內大街54號院居住後，我們才發現，我們家當年的面貌已經面目全非，典雅的北京四合院被折騰得亂七八糟。1968年12月，西城區委來人說，政府有緊急政治任務，要徵用此房，說明房子的格局的改變是政府經手的。當我們提出這樣的格局無法居住時，人家說，你們要恢復原貌只能自費修繕，政府不管。不但不管這些，同時還向我們家伸手，要求我們支付這所私房這些年被占用後的「房屋維修費」。其實很明顯，他們知道我們家的財產已經被抄光了，無力支付這筆高額的「房屋維修費」，同時也無力自行恢復房子原貌，而家庭成員又面臨著無房居住的現實。於是就趁此機會為我們家人安排住房，將這套四合院順理成章地據為「國有」了。
我們家的「政策」就這樣被「落實」了。
（作者為京劇演員馬連良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