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0歲的舒蕪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教書時，通過青年作家路翎認識了40歲的胡風。舒蕪認識胡風後，將自己撰寫的文章投寄給胡風，胡風雖然覺得舒蕪的文章還不成熟，但仍然利用自己的影響，熱心地推薦給《文風》《中原雜誌》等刊物發表。並對舒蕪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議。舒蕪的重頭文章《論主觀》，後來就發表在胡風主編的《希望》雜誌創刊號上。
實事求是地說，剛出道的舒蕪，是胡風給他提供了可以表達思想的平台，舒蕪也因此為文藝界所熟悉。據《胡風回憶錄》記載，《希望》創刊號因刊登有舒蕪的《論主觀》和胡風的《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裡面》兩文，銷量大增，2500冊很快售罄，昆明的讀者甚至以10倍的價格在黑市搶購。所以有學者認為，胡風是舒蕪的恩師和學術研究的引路人。
1947年，舒蕪去了廣西，在南寧師範學院教書。49建政後，廣西方面對舒蕪還是很重視的，讓他擔任了省人大代表、南寧文聯副主席等多項兼職，但舒蕪不安心長期呆在像南寧這樣的邊遠城市。他曾寫信給上海的胡風，托他幫忙。1950年底，舒蕪去北京開會，當時全國上下已經開展思想改造運動，文藝界和知識分子都在經歷前所未有的靈魂洗禮。
從北京回來後，舒蕪開始檢討自己和批評別人。為此舒蕪寫了《向錯誤告別》，並將此稿拿給從北京來廣西的土改工作團的劇作家魯煤看，說明這是為思想改造而寫的。魯煤看後覺得不妥，一個人怎麼能把自己過去寫的文章和自己的思想觀點全盤否定呢？魯煤給北京的朋友寫信，要朋友提醒胡風注意，並表示可以把信給胡風看。胡風很快給魯煤回信說：（舒蕪的）「新觀念變化太大了，把過去都否定了……他是想用別人的血洗自己的手了。」
1952年5月25日，意猶未盡的舒蕪在《長江日報》發表《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章頭一句便說：現在很多人不重視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呂熒在講課時把毛澤東的「講話」作為最後一章來講。還說：「我和路翎還有幾個人……有共同的錯誤，是跟胡風理論上拘泥的傾向很相適合。」
文章一發表，立即引起了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胡喬木的注意，指示《人民日報》全文轉載。6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了舒蕪的文章，並根據舒蕪所說「還有幾個人」加了按語，指出存在一個「以胡風為首的資產階級文藝集團」。胡風的文藝思想「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而同一時期胡風所寫的表態文章《學習，為了實踐》，卻因為「沒有自我批判」而由周揚下令「不宜發表」。到了後來，甚至沒有任何報刊敢於發表胡風的文章。對於胡風這種視寫作為生命的人，剝奪他的寫作權利，封鎖他的發表渠道，無異是對他極其殘酷的打擊。
要知道，早在1930年代，胡風在上海便已嶄露頭角，與魯迅常有往來且關係密切，魯迅也對胡風的人品與學術思想非常欣賞。那時候的胡風，擁有自己的文藝陣地，先後與人合編或主編過《海燕》《七月》《希望》等雜誌，在國統區有著相當廣泛的影響。現在這一切都成為過眼煙雲，就連自己寫的文章，也找不著地方發表了。
而此時的舒蕪，倒是很有些春風得意，可以接二連三在地報上發表檢討文章，而且能夠被級別最高的報紙所轉載，這更增加了胡風的反感。胡風的認識就很明確，你可以檢討自己的思想問題，但幹嗎要把別人也拉扯上呢？而且還把這些人都推到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對立面，難道不是表明要同這些人劃清界限嗎？緊接著，舒蕪又在《文藝報》上發表了《致路翎的公開信》，直接點了老朋友路翎、呂熒、胡風等人的名，認為很長時間以來，他們就一直走在錯誤的道路上。
舒蕪的兩篇文章發表後，受到胡喬木、周揚等人的重視，認為舒蕪是個能寫文章的「槍手」，決定將他調到北京。舒蕪到北京後即參加了由周揚主持的對胡風的批判會，舒蕪在批胡的同時，與中宣部領導談妥了條件：調往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編審。
隨著舒蕪越來越積極的表現，胡風對這個昔日的忘年交愈發反感。1954年5月，胡風給中央寫了一封信，揭露舒蕪是個「品質惡劣的欺騙者」，他「因被捕問題被清除出黨以後，表示了強烈的反黨態度，是打進黨內的破壞者」，「對解放軍和老幹部強烈不滿」。為了表明自己不是惡意誣陷，胡風引用了舒蕪給他的私人信件和私人談話內容。這種做法，為後來舒蕪上交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開啟了互害模式。
不久，胡風向中央遞交了一份「三十萬言書」，陳述自己對新中國成立後文藝問題的看法和意見，認為存在制約文藝家創作的「五把理論刀子」。中央將萬言書退中宣部處理，中宣部將其定性為錯誤的、反動的，於是組織文聯和作協二百多人先後召開了八次會議批判胡風。舒蕪雖然不是主席團成員，卻以「槍手」身份參與了對胡風的批判。
會議結束時，周揚作了題為《我們必須戰鬥》的報告，宣布與胡風學術思想和文藝理論的分歧，「已經變為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場階級鬥爭。」
在「批胡」高潮中，何劍勛來北京開會，邀約聶紺弩和舒蕪一同去胡風家拜訪。舒蕪有些猶豫但還是跟著去了。在胡風家裡，胡風夫人梅志見到舒蕪時愣了一下，她沒想到這個「死對頭」會在自己家裡出現。胡風從客廳出來只說了三句話：第一句話是跟何劍勛握手時說的：「開會啊，還有幾天住吧，我們改日再談。」說完掉頭往屋裡走，一邊走一邊說第二句話：「老聶，你也不事先通知一聲，什麼人都往我這裡帶！」又回頭衝著舒蕪說了第三句話：「我這裡，不是那些混帳東西可以來的！」
三個人尷尬地離開了胡家，到北海喝茶。舒蕪說：「這真是奇怪得很，胡風怎麼這個態度呢？何至於生這麼大的氣？」聶紺弩提醒說：「你檢討就檢討，不該把他也拉上。」又說：「他當初發表你的《論主觀》，是為了批判的。」舒蕪一聽很生氣，說：「怎麼是這個說法呢？要是這樣講，那好，他給我的信都還在，可以拿出來證明嘛，看看當初是不是為了批判。」聶紺弩趕緊勸他說：「你在氣頭上，這種事，非同小可，冷靜了再說。」事後，聶紺弩特地讓妻子周穎去告訴梅志：舒蕪可能要把私人信件拿出來。
從後來顯示的資料看，最初，中央是把對胡風的批判控制在思想鬥爭的範圍內的。周恩來就曾指示周揚，幫助胡風自己檢討，只要檢討了，別人不必多批評。甚至就在周揚作了《我們必須戰鬥》的發言後，周恩來仍然派喬冠華等找胡風個別談話，給予關照規勸。在強大的壓力下，胡風寫了《我的自我批判》。但後來形勢的發展，出乎所有人意料，反而愈加升級。
在胡風派作家中，舒蕪是公開批評自己和批評別人的第一人。他此時想的是如何儘快劃清與大勢已去的胡風派的界限，以獲得文藝界領導的信任和認可。1955年4月13日，舒蕪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這頂「反戈一擊」的帽子比中央扣得還大，也更嚴重。這種超乎常人的表現，讓擔負「批胡」任務的《人民日報》和《文藝報》注意到了舒蕪的潛力，於是排出計劃主動約稿。
此時的舒蕪已經明白，調子唱得越高，越能引起上面的重視。接下來，便發生了著名的「交信事件」。
據時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的林默涵回憶：「大約在1955年5月的一天，舒蕪來到中南海中宣部辦公室找我，他交給我一本裝訂得好好的胡風給他的信件，說其中有許多情況，可以看看。」林翻閱了一下，看出來信中有很多對黨的和非黨的作家的仇視態度，很多的暗語看不懂，於是又把舒蕪找去，要他對信中的暗語作出注釋，將信按內容分分類。舒蕪很快將信整理完成，交給了林默涵。林看後交給了周揚，周揚又轉給了毛澤東。
但舒蕪強調：所謂「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是他在投寄《人民日報》的文章中，引用了胡風和他的私人通信，編輯葉瑤為了核對引文，向他借信用於校對，這批信件才到了林默涵手裡。
到底是「交上去」的還是「借出去」的，林、舒二人各說不一。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胡風的私人信件傳到了上層並被運動所利用，這才是最關鍵的。
林默涵得到信件後，約舒蕪到辦公室談話，對他說：「你的文章和胡風的信，都看了。你的文章可以不必發了。現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蕪怎麼說，而是要看胡風怎麼說了。」林默涵要求舒蕪將他在信上畫記號的地方摘下來，按內容分為四類：胡風幾十年來怎樣一貫反對和抵制我們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怎樣一貫反對革命文藝隊伍；怎樣進行反黨宗派活動；其宗派活動以怎樣一種思想和世界觀做基礎。
舒蕪回來後大約花了兩天兩夜的時間，按照林默涵擬定的四個小標題，進行摘錄、分類、注釋，寫成了題目為《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交了上去。
最初，林默涵與周揚決定讓《文藝報》登載這批材料，由《文藝報》常務編委康濯執筆寫了編者按。5月9日，文稿清樣呈送毛澤東過目，毛閱後，將材料原標題中的「胡風小集團」，改成了「胡風反黨集團」，並推翻了原來的按語，由自己親自寫了一段八百字的編者按，在按語中號召向舒蕪學習，「交出與胡風往來的信件」。毛指示文章先登人民日報，然後才在文藝報轉載。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舒蕪的《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接著又相繼推出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公布了胡風的「追隨者」們被迫交出的一百五十八封私人信件，並將「反黨集團」再度升級，改稱「反革命集團」。隨後，所有材料被彙編成冊，加上毛寫的《序言》，印發七百六十多萬份發送全國。
胡風看到《人民日報》後，驚得目瞪口呆，連連說：「不得了啊，這要害多少人啊！」
1955年5月18日，全國人大正式批准逮捕胡風及「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長沙等地收審「胡犯」的工作同時進行。有2100多人受到株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胡風本人在1965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加判為無期徒刑。這使胡風案件成為建國以來影響最大、範圍最廣、牽涉人數最多的一起冤假錯案。
在這場陷人於水火的劫難中，舒蕪提供的信件和批判文章，毫無疑問成為了引爆震撼彈的導火線。導致「那麼多人受到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發狂，各式慘死……」蒙冤者經歷之慘，真是難以名狀。
如果，我們說如果，舒蕪能守住良知底線，像聶紺弩所說的，你檢討就檢討，不該把胡風也拉上，更不該涉及旁人，那還會造成這樣大的禍害嗎？原本，舒蕪不在文章中引用私人信件，也就不存在交出私人信件的問題；只要他不主動交出，別人也絕不會知道。然而一旦交出，形勢便不可逆轉，只消按圖索驥，在冊者便難逃羅網。僅此而言，舒蕪之過大矣！
1980年代，胡風終獲平反，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作協顧問。復出後的胡風在報上撰文，向受到牽連的朋友、讀者致歉。1985年，胡風逝世，悼詞稱胡風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進步的一生，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一生，並努力為文藝事業作出貢獻的一生」。
從胡風出獄到離世，十多年的時間裡，許多當年的「胡風分子」和同情者，不斷前去看望胡風，但在長長的探視者名單中，唯獨沒有近在咫尺的舒蕪的名字。
2021-0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