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日晚，美國國民警衛隊進駐首都華盛頓特區。起因是川普總統宣布因首都華盛頓犯罪猖獗和秩序混亂，已進入「犯罪緊急狀態」；於是援引《哥倫比亞特區自治法》，暫時由聯邦政府直接管控華盛頓首都警察局，並派駐800名國民警衛隊協助恢復當地的法律秩序和公共安全。川普稱，這是把首都「從犯罪、流血、混亂、骯髒及更糟糕狀況中拯救出來的歷史性行動。這是華盛頓特區的解放日，我們將奪回我們的首都」。這一舉措迅速引起全球圍觀。
我瀏覽了不同新聞媒體對此事的報導後發現，海外的自媒體和主串流媒體之間對這項舉措的態度明顯不同。內媒則是在報導川普調動國民警衛隊進入華盛頓方面持非常謹慎的立場，反倒有一群網評人紛紛踴躍站出來，給川普扣上「違憲」等標籤。不能不說，給一群從來不知道憲法為何物的人講清楚美國憲法挺難的。今天我想從美國保守派的立場上，不吹不黑的聊聊這件事。
估計有朋友會說，你這不是已經預設立場了麼？站在美國保守派的立場上，就是支持川普，就是川粉！我覺得大可不必這麼想。因為今天的美國，保守派的立場其實更趨向於中立，甚至已經偏左。而民主黨則相當於二三十年前的激進左派。如果非要給我貼一個立場的標籤，我應該屬於「常識派」。而所謂常識應該是能夠被普遍接受和理解的、不需要專門學習的基礎知識和經驗。比如人不可以吃屎；比如，蒙上眼睛太陽照樣會升起；比如，你花了錢就有權利索取對應的商品或者服務；再比如，一個人連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卻逼著你信，那多半不會是什麼好東西。
先聊聊homeless，中文常被翻譯成無家可歸者。一說到無家可歸這個詞，很多朋友腦子裡會浮現出的畫面是：昏暗的街燈下，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蜷縮在牆角的陰影里，臉上手上滿是污垢，每一道皺紋都寫滿了悲苦；亦或是一個在聖誕節還要被驅趕到冰雪覆蓋的大街上賣火柴的小女孩。對於中國人來說，「家」是一個無法被替代的詞兒。原因之一是，在農耕文明中具有較為複雜的社會分工，人必須依託於宗族和血緣的紐帶生存和獲得安全感。此外，歷史上的華夏人只有交稅和服勞役的義務，卻從來沒有享受到國家福利對自己的保障。所以，「家」意味著一種保障，也是最後的一道防線。無家可歸，也因此被視為是人生的大不幸。
但是在美國等從海洋文明發展起來的西方國家裡，流浪本就是一些人選擇的生活方式。在美國等西方已開發國家有過生活經驗，哪怕只是十天半月的旅行經驗的朋友都會知道，在這些國家的都市圈裡流浪漢並不稀奇。和我們所熟悉的，人老了、喪失勞動能力了才上街乞討不同。在美國以及整個北美地區，流浪漢大部分都是50歲以下的青壯年。雖然也會有20%左右的流浪漢超過50歲，但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其實都有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街頭生活經驗。與此同時，還有大量18歲以下和以家庭為單位的流浪漢。洛杉磯的數據顯示，18歲以下的流浪者占比約為10%；另外還有15%的流浪者是以家庭為單位。既然這些「無家可歸者」並不是沒有勞動能力的人。那麼問題來了，他們為什麼會成為homeless？一向以關注弱勢群體、普及無疆大愛的美國左派為什麼不施以援手？其實大部分homeless是自己主動選擇了這樣一種生活方式，而激進左派的一系列政策恰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反過來又成為民主黨擴張權力和收割選票的工具。
事實上，美國的流浪漢從來沒有脫離過社會福利的保障。他們餓了，可以在食物銀行領取到免費食物；病了可以獲得免費的醫療救助。他們穿的衣服住的帳篷都來自社會捐助。還會有志願者不定期為他們檢查身體和幫他們剪髮刮臉。美國的鄰居加拿大，在照顧流浪漢方面更是如同照顧親爹。不僅給其提供免費住處免費食品，還可以有專業的護士為流浪漢免費扎針。是的，前段時間加拿大的部分城市就因為政府要為流浪漢建設「毒品注射屋」引起軒然大波。這些人之所以還要在街頭乞討，是因為他們需要錢去購買酒和違禁藥品。想想看，這些流浪漢不需要工作就可以過上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犯點小罪也不用遭到懲罰，閒暇時候還能美美的抽上兩口「小神仙」，何其快哉！
正是基於美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街頭流浪也是度過人生失意階段的一種方式。有些人是因為破產，有些人則是為了單純的想逃避現實。就連一些名人和好萊塢明星也曾有過當homeless的經歷。美國前總統歐巴馬一度靠領食品券來維持生計，距離流浪街頭一步之遙。所以，在這些流浪漢中不乏「掃地僧」的存在。他們如果願意回歸社會，社會也毫不吝惜給他們機會。下圖這名男子叫做唐納德古爾德，曾經加入過美軍陸戰隊，還當過音樂老師。在染上毒癮後，妻子自殺，他也因此被剝奪兒子的扶養權，淪為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後來因為在街頭彈奏鋼琴被路人拍下並獲得關注，最終在社會幫助下成為一名鋼琴表演者。
當然，這種勵志的故事並不會發生在每一名流浪者身上。而正是因為美國對待街頭流浪的寬容，才讓homeless現象逐漸惡化成為一顆毒瘤。說是毒瘤並不為過。想必很多朋友初到美國都會被朋友警告，某某地方不能去，因為有很多流浪漢不安全。因為現實中，這些街頭流浪漢中絕大部分都是毫無社會責任感的蛀蟲和罪犯。他們用噴漆在建築上塗鴉取樂，在街頭和公園裡搭建營地，在公共場所存放他們收集的雜物，吸食毒品和參與犯罪更是家常便飯。他們是「零元購」的主力軍。而且這些年在民主黨政府的有意放縱下，全美各地街頭流浪者都有受到犯罪組織操控的案例。犯罪特徵也從被迫偷竊求生的生存型犯罪演變成販毒和打砸搶的暴力犯罪。總而言之一句話，如果保護一群人是以破壞整個社會的規則為代價，那麼說明這種保護制度本身就存在問題。這不僅僅是在說美國，也不僅僅是在說流浪漢的問題！
流浪漢的問題，一直就是困擾美國和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城市頑疾。大部分政客都是拿著納稅人的錢去哄著、去養著這批大爺。只要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就會遭到聖母婊們的群起圍攻。但他們絕不會接受這些流浪漢住到自己家裡。畢竟，口頭支持是一碼事，付出代價又是另外一碼事。其實全世界走到哪裡都會碰到那麼一種人，他們的認知是高度分裂的。對別人適用於一套認知，對自己則是另外一套。永遠用道德的標準來要求別人，用流氓的標準來寬待自己。就像一隻手電筒，永遠是發光的一面對著別人，卻從來不會照自己的屁股。還有些人明明自己的日子過得還不如homeless，卻還在替人家能不能吃到免費的漢堡操心。
既然美國已經苦homeless久矣。那麼，川普總統對華盛頓下的這一劑猛藥具有合法性嗎？答案是肯定的。川普援引的是美國國會在1973年頒布《哥倫比亞特區自治法》，授予華盛頓特區有限的地方自治權。自治法第740條授權聯邦政府在「特殊緊急狀態」下接管首都警察局。雖然是有法可依，但因為是歷史上首次動用該條款，必然會引發社會擔憂。這種擔憂不僅來自於民主黨，也來自保守派。部分保守派人士認為，川普此舉等於是在擴大聯邦政府的權力，與保守派「小政府」的理念相違背。此外，如果動用軍隊干預民間緊急事件成為慣例，則預示未來美國國內軍事化趨勢加深。
事實上，川普確實暗示將類似行動擴展到紐約、巴爾的摩、奧克蘭等民主黨主導城市。所以說，川普此舉勢必會面臨接下來的法律和輿論挑戰。這其中，國會與司法監督將成為關鍵。《自治法》規定國會可以在30天內的會期中必須批准延續該措施。如果未獲得授權則需終止。此外法庭也可能介入挑戰行動的合法性。但是據我觀察，川普已經有了一套應對措施。那就是短平快穩准狠，先幹了再說。如果遇到法律挑戰，即便是被勒令終止也沒關係。因為要幹的事情已經幹完了。這種打法頗具川普風格。雖然看上去蠻橫、強硬，但對於民主黨左派來說勝在有效。那麼有人會問，難道川普此舉不是好大喜功？其實對於美國來說，處理流浪漢一直就是個燙手山芋。川普幹了一件很多人都想干但都不敢幹的事。畢竟，沒有人願意生活在遍地垃圾糞便，被毒品和暴力犯罪包圍的環境裡。更何況，以美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些"低端人口"並不會被送去黑煤窯或者自生自滅。
這件事本質上是美國的事。值得讓我們觀察的，是美國的法權和治權的平衡。所謂法權是指依法定程序、依據法律規範所取得並行使的權力。而治權是實際治理、管理和運用資源的現實運作的能力。前者來源於法律，必須有法律條文或憲法條款作為授予依據。後者來源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事實權力。比如長期形成的行政慣例、政治影響力，甚至宗族權力。在民主國家，制度設計的基本原則是讓治權服從於法權，以避免權力被濫用。川普引用的是《華盛頓特區自治法》中的明確條款，說明在形式上擁有完整的法權基礎。但與此同時，川普動用的不僅是紙面權力，而是直接部署國民警衛隊並插手DC警務的指揮鏈。這意味著他在短期內掌握了首都核心治安的實際控制力，是對治權的強化。如果這種情況下國會和法院認定總統越權，會採取施壓或對未來行動設限的方式應對。法權給了總統啟動緊急狀態的入口，但也給了國會和法院阻斷的出口，這是典型的「制衡環」。
總結來說，這件事本身就是美國三權分立框架下的一個典型案例：行政部門（總統）動用緊急權力；立法部門（國會）有權延續、修改或終止；司法部門可通過訴訟裁定權力的合法邊界；媒體和公眾意見形成間接制約力量。這種制度設計的目的，就是防止任何一個權力中心長期不受限制。美國在制度設計上允許行政權在特定條件下集中治權，但這種集中必須有法權授權作為基礎。一旦行政權的治權運作速度和範圍過大，就會觸發立法、司法和輿論的反制，重新拉回到平衡點。即，我們常說的民主制度自帶的「糾偏」功能。
今天的文章就寫到這裡。說川普好大喜功也好，說他挑戰法權也好。但都不能不承認，川普此舉是在給美國社會下一劑猛藥。甚至會對其他西方國家產生潛在影響。對於美國這樣的國家來說，任何一項政策的推出都會讓一部分人歡欣鼓舞，另一部分人頓足捶胸。就像是每次大選一樣，支持左和右的人群總是會接近一半一半。這才是一個民主國家應該具有的平衡。它避免了讓國家滑向極端，也遏制產生出「一心想幹大事」的野心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