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娃哈哈們的產權加持
1、90年代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國內民間資本和外資參與國有企業改組），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PPP模式。
2016年，正式開啟國企混改。
2、娃哈哈的股份比例，杭州國資委控股46%，宗氏家族持股29.4%，職工持股24.6%。法律上屬國有控股，實際營運由宗氏家族主導，經營模式屬官辦民營。
3、綜觀長達三十多年的企業改革，但凡其中涉及民企與國企訴訟，民企幾乎輸多勝少，說明法律次序高低，對刑民辯護效果影響巨大。
少林寺、娃哈哈、華為、格力、海爾、萬科等混合所有制企業，都安然走過了民企的「十年周期」，說明產權加持拉近了民營與國有經濟主體的法律血緣關係。關係越近，越符合法律制度差序格局的安全定義。
中國的律師事務所機制，就屬於司法制度改度下單一服務領域的改革範例，截止今天，也是民營經濟和民企發展成功的特例。
二、少林寺的產權屬性，紅帽子與黃袈裟
1、禪修供奉場所，社會團體範疇，非營利性質，受宗-教事務部門管理，隸屬於佛教協會，由僧人自行管理。
2、官辦民營、混合所有制的商業實體企業，企廟一體，富廟富方丈。
其一、國有部分：土地，建築，如塔林、初祖庵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其二、商業部分：行政任命少林寺管理團隊，方丈兼CEO於一身，享有宗-教團體法人財產的管理和使用權，擁有部分商業資產。如註冊的數百個商標，以及通過河南少林無形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權等（註：租賃權也是產權。用益物權不同於租賃權，或與華為模式稍同）。
3、收入分配：核心區門票70%歸政府，30%歸少林寺。用於寺廟維護、僧人工資及日常開支。
小門票收入：歸當地佛教協會，再由佛教協會與少林寺按約定分配。
信徒捐贈和宗-教活動收入通常由少林寺自行管理，但需遵守《宗-教活動場所財務管理辦法》規定，建立內部財務制度並報備登記管理機關。
在土地產權和私有物權缺失的前提下，正確辨識純民營與官辦民營、混合所有制和純國有企業的法律屬性，是推進產權平等，實現法權平等的前提。
三、私有產權，保護企業家安全
1、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犯罪學研究所持續多年發布《中國企業犯罪研究報告》，在（2023-2024）版本的「國企、民企犯罪在各個類罪中的占比」項下，在企業性質明確的3686件案例中，國企、民企犯罪分別占比5.91%、94.09%。
國企、民企犯罪比例如此懸殊，除了企業外部的制度性偏差和營商環境所致，其它任何理由都很難說服人。從民企犯罪領域看，以智慧財產權、電腦網路、環境資源、涉稅等為主——因為判定彈性較大，正負闕值之間時，則取決於司法喜好，民企專屬犯罪並不意外。
同時，傳統的挪用、騙貸、行賄、非吸、涉黑、非法經營，在宏觀經濟式微前提下，並未減少。
2、坊間專門議及行賄罪，卻少談受賄罪，明顯是坐歪了屁股——沒有權力的明暗示索賄，或環境倒逼養成的習慣（所謂原罪），何來民企主動行賄？
至於研究民企內部犯罪，更是多此一舉——企業治理有外部市場和內部規章的自淨功能，外力介入過大，只能干擾企業正常經營，純屬放屁脫褲子。
刑事辯護就是硬碰硬，但在刑事辯護要面對法律差序格局的巨大落差時，律師再硬的死嗑作風也拗不過科長級一個隱晦的暗示，法律的天平開始傾斜。
3、《民營經濟促進法》儘管著眼於民營視角，但《民促法》中民企的隱形潛在對抗主體，顯然是更大範圍內同台競技的長子、大哥們，即國企。
產權保護，多年不力，蓋因土地私有產權闕如，地上物私權無保證，民企沒有與國企博弈的法律資本。「只促不有」，是民營企業市場和法律主體地位先天弱勢的體現。即便在民民訴訟中，最怕的仍是權力這個外力介入，導致博弈失衡。剔除權力，從來是最大痛點和難點所在。民營企業家合規經營難度極大，有時不犯法即無盈利，這也是「原罪」之源。民企從始至終都在國企與外資的夾縫中艱難、頑強求生，從來沒有、也不需要保護，只需要公平的市場和法治環境。
以公平促發展，比名義保護更有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