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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桂藍:真正定義我們身份的,是我們面對苦難的方式

—(附:法庭陳詞全文)

作者:
何桂藍是在香港47人案中,唯一選擇既不認罪、也不求情的被告。她被判刑7年。判刑當日,她以英文及粵語,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指出自己不認罪、不求情,是為了捍衛61萬香港人曾作出的政治表態,也一再指出:"真正定義我們身份的,不是苦難本身,而是我們面對苦難的方式。"

 
 
 
#何桂藍:女,1990年8月24日出生,原英屬香港籍人,現英中(香港)雙國籍國民,英文名:Gwyneth Ho Kwai-lam,綽號"立場姐姐",原《立場新聞》記者、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網記者、台灣媒體《報導者》特約記者,亞洲出版協會(SOPA)「2018年卓越新聞獎—卓越專題特寫獎」優異獎(Honorable Mention)獲得者,香港反送中運動實戰記者,2020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初選參選人,民主派政治人物,中國在押政治犯。 
 
 早年曾在香港可風中學讀書,後就讀於清華大學英文系;工作後又相繼在丹麥奧胡斯大學和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攻讀新聞專業; 
 
 2011年清華大學畢業後,曾先在香港電台當實習記者,來年起,開始長期在《主場新聞》(後來更名為《立場新聞》)做報導人,又在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任專題記者,主要撰寫港澳社會運動之報導;同期,還在台灣網絡媒體《報導者》(被中共當局視為「台獨」媒體)兼任特約記者,主要實錄編寫反送中運動的信息文章;因其平日文筆言辭敏銳、犀利,並在反送中運動直播採訪中顯示出獨特的風格,故而在香港頗為聞名,遂很快遭中共當局的伺機打壓; 
 
 2020年7月25日,香港立法會選舉,其等十數人積極參與中民主派選區的初選,並以第一高票成功出線,不料卻被香港特區政府以其曾簽署《反對港版國安法的聲明》、爭取外國制裁、否決財政預算案等為理由訊問,5天之後,其等10數名民主派參選人的參選資格均遭剝奪; 
 
 2021年1月6日,其及其他近50名民主派初選參與者統一遭香港警方以港版國安法中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大抓捕;一天後雖被暫短保釋,但至2月28日再被香港警務處國安處警方以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起訴何桂藍等47名被捕人士並即時還柙,指控其曾在201 9年7月反送中運動中,直播對占領立法會的示威者採訪,直播黑社會背景者在元朗襲擊市民並打傷其本人,響應監警會相關報告中"偽造真相",以及2020年曾經到支聯會號召舉行紀念六四活動的維園聚會等;翌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開庭前何桂藍於內庭表示自己未能與律師會面。馬拉松式審訊進行至3月4日,上午近11點開庭,何桂藍選擇自辯陳詞,表明不會接受任何限制言論自由的保釋條件。她表現硬朗,自辯完畢後,沒有繞過眾多被告回到自己座位,反而單手按著後方欄杆,跳起跨過後方的椅子,返回自己的位置就座,主審庭內亦傳出掌聲。審訊期間,她看撿來的報紙。最終總裁判官蘇惠德未批准何桂藍等32人保釋, 
 
同年12月9日,又在香港區域法院再次庭審,被以"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囚6個月,至2022年6月9日刑滿,但仍被以"47人案"參與者為理由被收監續押; 
 
 2024年5月30日,其在47人案中被香港西九龍裁判法院裁定"共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並指其最為激進,試圖改變香港現有政治制度,反對"一國兩制";因其拒不認罪,亦不作任何求情,
 
2024年11月19日,終被重判有期徒刑7年。目前被羈押於香港大欖女懲教所。 
#良心犯
 
附:
 
 
 
作者 Gwyneth Ho
 
昨天,47名因在香港組織初選而被判重刑的人中,有一位能帶出自己的想法。她寫著:「我們敢於向政權提出這個問題,在這樣的結構中民主有可能實現嗎?答案是對社會各方面進行徹底鎮壓。「捍衛和修復你們自己的民主,」,「讓專制獨裁者少一個民主失敗的例子來證明他們的統治是正當的,並給世界各地的自由鬥士多一個繼續鬥爭的靈感」。
香港(亞洲新聞) - 47名民主活動人士因「顛覆國家政權」被判刑後翌日;天主教企業家兼《蘋果日報》(Apple Daily)創始人黎智英(Jimmy Lai)再次出庭。今天,在證人席上,他的辯護團隊對他進行盤問,他否認曾經支持暴力,也否認支持香港獨立,他說這是「一個瘋狂的想法」。他還否認了「與外國勢力勾結」的指控,並解釋說《蘋果日報》的背後只有一個想法:「你掌握的信息越多,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自由。」
 
關於這些鬥爭的意義以及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在下面發表了2021 年被囚禁的記者何桂藍(Gwyneth Ho )之反思,由於她拒絕認罪,她被重判入獄七年。
 
經過長時間的沉默,她設法將自己的想法在其Facebook上發布,並在判決當天與大家分享。我們在下面發布摘錄。
 
我參加了香港上次自由公正的選舉。為此,我在普通法法院審理的第一起蘇聯(?)/中共式顛覆案件中被起訴。我不認罪,是為了捍衛 61 萬香港人的政治表達,而政權正試圖將其扭曲並簡化為 47 個被外國洗腦、失信的走卒的陰謀,並可能面臨終身監禁。
 
情況很嚴峻,但細究起來,卻顯得有點滑稽:被告的不可饒恕的邪惡顛覆行為,目的是為了獲得議會多數席位,並擁有否決年度預算的權力。依照這樣的邏輯,人們不妨宣稱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每四到六年就會遭受一次顛覆企圖。然而,在 1984 年式的現實中,民主化——或者只是呼籲民主化——相當於顛覆國家權力。很有道理。
 
在分裂國家、勾結外國勢力等言論的背後,對北京來說,我們真正的罪行是我們不滿足於參與被操縱的選舉。我們組織起來,超越黨派分裂,走到一起,並試圖突破。我們敢於運用實際力量來追究政府的責任。儘管《基本法》將其列為人民的一項權利,但北京從未計劃實現它。
 
我們敢於向該政權提出這樣的問題:在這樣的結構中民主是否可能實現?答案是對社會各方面進行徹底鎮壓。
 
該案起訴了各派民主黨政客和活動人士,被視為香港失敗的轉捩點。人們被嚇得保持沉默,被迫放棄香港民主的希望。
 
坐在被告席上,我在腦海中回味著曾經讀過的歷史審判。幾十年過去了,挑釁而有尊嚴的防禦似乎是最終勝利的自然基石。但在當時,當政權的統治看似萬無一失、變革遙遙無期的時候,為什麼人們在有一定的信念的情況下仍然選擇戰鬥呢?
 
檢方提出的說法不僅是歪曲事實或對廣大民眾構成威脅。更深層的是──他們迫使被告自我否定自己的人生經驗。那種真正的團結只是一種錯覺。如此不同但又如此緊密相連的人們之間的紐帶、團結和誠實的對話畢竟不可能是真實的。為實現更美好的未來而團結一致的集體是艱難的,這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夢想。
 
但沒有。它們不僅是理想主義的夢想,也是我經歷過的現實。我選擇努力證明這種聯繫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實際上已經實現並繼續存在。這裡唯一的錯覺是相信殘酷的壓迫可以否認他們的存在。
 
這不是責任,也不是道德義務。我內心有一種強烈的衝動,想要公正地對待我所目睹和經歷的事情,因為它們構成了我的一部分,並定義了我是誰。現在我要定義我是誰。
 
我獨自面對這些指控,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所有曾經站在街頭大聲疾呼要求城市自治的人中的一員。以及所有曾經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不公正法庭上處於同樣立場的人。
 
我透過文字遊歷了很遠的地方,從當代的俄羅斯、中國大陸、泰國,到20世紀的芝加哥、台灣、普利托利亞。我無數次見過納瓦爾尼(Navalny),他向歐洲人權法院(*)提交的案件現在可供世界各地所有政治被告在自己的法律鬥爭中引用。在這個特殊情況下,還有誰能比中國大陸的人權捍衛者做出更多的貢獻呢?
 
我們沒有人贏官司。我讀到的許多人仍在未知的地方服刑,聞所未聞,被遺忘。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永遠沒有機會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大的啟發——我向他們致敬的唯一方法就是盡我所能地進行最好的戰鬥。我也這麼做了。
 
我因在被告席上反駁控方證人的虛假證詞而被單獨監禁。就在這之前,我讀到有關瑪麗亞·科列斯尼科娃(Maria Kolesnikova)的報導,她的案件在非公開法庭審理,但律師們冒著資格風險透露,在判決當天,科列斯尼科娃在不到三個小時的時間裡做了最後陳述,內容涉及「道德選擇、對人的愛、關於未來的白俄羅斯。」
 
我試著想像只在那些共謀剝奪你自由的人中發表演講,看著他們冷漠(如果不是嘲笑)的臉。我不能。但她做到了。她在一場她知道沒有人會聽到的演講中傾訴了自己的心聲。
 
她被猛烈地靜音了,但有迴響!它一路穿越歐亞大陸,突破封閉的法庭、報告禁令、圍牆和審查制度,在我最需要的時候到達我身邊。我覺得我和她很親近,儘管我可能永遠不會見到她。我能深深地感受到她。
 
如今,任何民主國家都無法避免因公眾信任缺失而引發的合法性危機。對威權主義「有序」和「高效」統治的呼聲日益高漲。運動毫無結果的消息以及自由戰士在遙遠、絕望的地方遭受迫害的持續困境的消息無疑令人沮喪。
 
但你肯定可以提供很多幫助。捍衛並修復你自己的民主。透過行動抵制權力腐敗,恢復對民主價值的信心。為獨裁獨裁者少一個民主失敗的例子來證明他們的統治是合理的,並為世界各地的自由鬥士提供更多的靈感,讓他們繼續為更好的選擇而鬥爭。在你最熟悉、最親愛的土地上戰鬥。在每一個可能的時刻,無論多麼微小,向世界證明民主值得為之奮鬥。
 
因為雖然痛苦可能會引起人們的關注和同情,但它也會使受害者變得模糊,淪為可憐但沒有個性的受害者,成為無名者的一部分。真正定義我們身份的不是苦難本身,而是我們面對苦難的方式。一個人在行動中定義了自己,只有真正了解自己的人才能敞開心扉,在最意想不到的情況下建立新的聯繫,並帶來改變。正是為了人類多樣性、創造力和可能性的奇蹟,為了一個我們可以作為真實的自我連結在一起的世界,我們敢於採取行動,我們敢於承受痛苦。
 
定義身份的不是苦難,而是我們如何面對它。如果今天的局面是香港不可避免的命運,至少2019年我們選擇面對它,而不是留在「虛擬自由」的村莊裡,然後留給子孫後代。
 
民主和自由從來不意味著安寧。真正的民主是聲音重疊、聲音很大(香港市民應該正確理解),自由就是能夠選擇、思考、決定、承擔責任。
 
如果你只是憤怒,支持他人,幫助他們,做道德上正確的事情而不考慮你真正想要什麼,那麼很難感知到自由。自由是你意識到你「能做到」的那一刻。你會遇到很多限制和障礙,但只要面對現實,你就會發現自己是誰,不斷地懷疑自己,你就能提煉出真正的決心。
 
歷史不是由勝利者所寫的,而是由那些有意志和自由的人所寫的。這座城市的軀體不會消失,它古老的靈魂已死,但新生命的誕生卻不可避免地痛苦。沒有人可以定義「香港是什麼」,但每個人都可以拓寬「香港可以是什麼」的範圍。
 
我所做的選擇和行動,就是我對「香港可以是什麼樣子」的回應。學習的樂趣和能夠克服任何困難與他人同步的幸福是我最大的成就。如果我能繼續成長,我希望如此。
 
現在,我什麼都沒有了,只有我所學的知識,我所見證的勇氣,我所沉浸的熱情。我很感激好奇心依然存在,決心也很明確。我真誠地希望你有勇氣面對自己,敞開心扉,探索世界,感知他人,不要滿足於「思想自由」的幻想。你必須在現實世界中保持自由。 「香港能變成什麼樣子?」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回應。
 
* 記者,在香港被判入獄七年
 
(*)歐洲人權法院。
 
 

法庭陳詞全文原版 (轉自中國數字空間)

漫長的審判過程中,何桂藍是在47人中,唯一選擇既不認罪、也不求情的被告。她被判刑7年。判刑當日,她以英文及粵語,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指出自己不認罪、不求情,是為了捍衛61萬香港人曾作出的政治表態,也一再指出,「真正定義我們身份的,不是苦難本身,而是我們面對苦難的方式。」

原文

I first read about Maria Kolesnikova before I was taken to punishment—tales of how she ripped her passport apart at the border to refuse deportation, choosing jail over exile, along with trivial accounts of solitary prison life. How, as a professional flutist, she filled her head with imaginary flute music. How she kept on writing letters despite 80% of them being confiscated.

我第一次聽到瑪莉亞·科列斯尼科娃(Maria Kolesnikova)的故事,是在自己入獄之前——那些傳奇故事,關於她如何在邊境撕毀護照以拒絕被驅逐,她選擇坐牢而非流亡,她在獨居牢房生活的瑣碎記錄。作為專業的長笛演奏家,她怎樣在腦海中想像長笛樂曲。她如何持續寫信,即使其中80% 會被沒收。

The protest in Belarus during 2020-21 was the last movement I followed real-time,before my own imprisonment. It went viral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s protesters adopted the Be Water tactic of the 2019 Hong Kong Movement. A few years on, a Belarusian political prisoner's timely advice passed on all the way from her prison in Belarus to mine in Hong Kong in ChatGPT-translated English.

2020至2021年白俄羅斯的抗爭,是我在入獄前最後一個實時關注的社會運動。在那裡,抗議者採用2019年香港運動中的"流水戰術",引發全球關注。幾年後,一個白俄羅斯政治犯的及時建議,用ChatGPT翻譯的英語,以各種方式,從她在白俄的監獄,傳遞到我在香港的監獄。

How curious. Today, we enjoy multiple advanced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yet people are more polarized than ever. Genuine and honest conversations have become more difficult, rendering democracy less and less convincing as the better system in the face of multiplying crises. But, now living in a world of only pen and paper, with heavy scrutiny and severe delays spanning weeks—I relearn, time and again, that genuine human connection is possible and why it is worth fighting for.

多有趣。今天我們有各種各樣先進的溝通平台,但人們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兩極化。真誠的、誠實的對話變得更困難,令民主制度在多樣化的危機面前,顯得越來越沒有說服力。但是,住在這個只有紙筆的世界裡,經過嚴格的審查與跨越幾周的漫長延遲,我卻一次又一次重新學會,真實的人際連結是可能的,以及,為何它依然值得奮鬥。

The Hong Kong democratic movement of 2019 is renowned for its impressive arsenal of tactics, combined with the creative use of technological platforms. These tactics travelled across social media, were transplanted into other movements, and bloomed anew. But what holds people together and makes all the creativity possible lies beyond technology or tactics. The movement itself is open to interpretations (and criticisms), yet what has stayed with me to this day, nearly four years later, is something simpler.

2019年的香港民主運動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戰術、以及對科技平台充滿創意的應用方式聞名。這些戰術透過社交媒體傳播,進而移植到其他社會運動,並重獲新生。但是,讓人們團結起來,讓所有的創造力得以實現的,並不是科技或戰術本身。人們可以對這場運動做各種各樣的解讀(或者批評)。然而對我來說,近四年過去了,這場運動停留在我身上的,是一些更簡單的東西。

People are engaged. They are eager to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Injustice and oppression, once witnessed, together with bravery and determination, once felt, bred an unstoppable urge to express oneself politically and to be part of the struggle; but it didn't turn into a homogenizing essentialism. Learning from the failures of past movements, people made extra efforts to communicate and incorporate diverse ideas. We did not avoid lengthy,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even amid imminent violence, with rubber bullets flying over our heads. We were adamantly leaderless, each taking our own initiatives and emphasizing individual and equal contributions to the movement. We remained vigilant against disinformation, careful not to let rumours tear the movement apart from within.

人們投入其中。他們渴望與彼此建立連結。人們目睹過不公和壓迫,感受過勇氣和決心,就生出一種無法抑制的渴望,要在政治上表達自己,讓自己成為抗爭的一部分。但這並沒有演變成一種同質化的本質主義。吸取過去運動的失敗教訓,人們特別努力進行溝通,接納多元的想法。即使是在橡膠子彈從頭上飛過這樣的暴力陰影下,我們仍然不迴避冗長而困難的對話。我們堅持這是一場無領袖的運動,每個人都承擔起主動性,強調每一個個人都平等地對運動有貢獻。我們警惕虛假信息,小心翼翼地避免謠言從內部瓦解運動。

Decentralization unleashed a political momentum unseen in Hong Kong and revealed the city's exciting diversity, 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constrained by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ccustomed to critical and intense political debate, people in Hong Kong only needed to overcome their hesitation about whether their actions mattered to emerge as their own initiators of creative new ways of struggle. They reformed connections into more direct, efficient, and inclusive networks of activism.

去中心化釋放了香港前所未見的政治動力,展現了這座城市令人驚嘆的多樣性——這些都是此前被傳統組織結構所限制的。習慣於激烈的政治辯論的香港人,只需克服對自身行動是否重要的猶疑,就能成為創新抗爭方式的主動發起者。他們將連結重組成為更直接、高效且包容的行動網絡。

When social institutions crumbled one after another around us, we rose above fear and emerged as a genuine civil society, each living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citizenship.Though democracy was denied at various institutional levels, we built one from the bottom up.

當社會制度接連崩潰,我們卻超越恐懼,湧現出一個真正公民社會的樣子,每個人都活出了公民身份的真義。儘管各層體制都拒絕民主,我們卻自下而上地,構建了民主

Meaningful conversations are only possible when you have faith that people around you, and yourself, are not blind followers of someone else, that they are clear of what they are fighting for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needs. Independent in their decisions but acting for the collective.

當你相信身邊的人,也相信自己,不會盲目追隨任何人時,有意義的對話才可能實現。因為他們清楚自己為何而戰,並為此負責。人人獨立決策,但一起為集體行動。

It's not so much hope for a better future that drives the movement, because hope has always been scarce when you're a city of 7 million facing a superpower, but that even if our vision of the future is different, we trust each other, we can rely on each other to do our best. We trust, we act, we can create. All become one, united in our differences.

能夠推動運動的,並不是什麼對更美好未來的希望。因為對一個面對超級強權的七百萬人的城市來說,希望從來都是稀缺的。真正能推動運動的,是即便我們對未來的願景不同,我們仍信任彼此,能依靠彼此,一起做到最好。我們信任,我們行動,我們就能創造。所有人化為一體,在差異中團結。

It was only natural that such a collective would demand to be heard and recognized in a way that the regime had to respond to. When the regime closed in and took away the people's right to protest, we turned to the alternative path of elections.

這樣的集體要求被聽見和肯認,是再自然不過的,並以一種迫使政權不得不作出回應的方式進行。當政權封殺了遊行抗議的權利時,我們就轉向選舉這條替代之路。

I ran in the last free and fair election in Hong Kong. For that, I was prosecuted in the first Soviet(?)/CCP-style subversion case tried in a common law court. I pleaded not guilty to defend the political expression of 610,000 Hong Kong people, which the regime is trying to distort and reduce into a conspiracy of 47 foreign-brainwashed, faithless pawns, with life imprisonment on the table.

我參加了香港最後一次自由公平的選舉。因為這件事,我成為第一宗在普通法法庭審理的蘇聯式/中共式顛覆案的被告。我拒絕認罪,以捍衛61萬香港人曾做出的政治表達。政權正試圖將這種表達,扭曲和矮化為是47個被外國洗腦、毫無信念的棋子的陰謀,並以終身監禁的懲罰相威脅。

The situation is dire, yet when going into the details, it becomes a bit comical: the unforgivably evil subversive act of the accused was aiming for a parliamentary majority with the power to veto the annual budget. Following such logic, one may as well claim that democracies around the world suffer subversion attempts every 4 to 6 years. In a 1984-esque reality, though, democratization—or just calling for it—amounts to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Makes perfect sense.

局勢非常嚴峻,但細看細節卻有些荒謬:被告所犯的不可饒恕的"邪惡顛覆行為"竟是為了爭取擁有否決年度預算權的議會多數席位。按這種邏輯,全世界的民主國家每隔四到六年就會經歷"顛覆行為"。然而,在一個《1984》式的現實中,民主化——甚至只是呼籲民主化——就等同於"顛覆國家政權"。完全"合理"。

Behind the rhetoric of secession, collusion with foreign forces, etc., our true crime for Beijing is that we were not content with playing along in manipulated elections. We organized ourselves to rise above partisan fragmentation, came together, and attempted to break through. We dared to reach for actual power to hold the government accountable. Even though it was enshrined as a right of the people under the Basic Law, Beijing never planned to see it actualized.

在所謂"分裂"、"勾結外國勢力"等言辭背後,我們真正的罪行在北京眼裡是:我們不滿於配合被操控的選舉。我們組織起來,超越了黨派分裂,團結一致,試圖突破。我們勇敢地爭取實權,以使政府負起責任。雖然這原本是《基本法》賦予人民的權利,但北京從未打算讓這權利真正落實。

We dared to confront the regime with the question: will democracy ever be possible within such a structure? The answer was a complete crackdown on all fronts of society.

我們敢於向政權提問:在這樣的結構中,民主是否可能實現?我們獲得的答案是,對整個社會的全面壓制。

Prosecuting democratic politicians and activists across the spectrum, the case was seen as the turning point at which Hong Kong became a lost cause. People were scared into silence and forced to give up hope fo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橫跨各個光譜的民主政治人物和社運人士均被起訴,此案始,香港被視為"無望之地"。人們被嚇得沉默,並被迫放棄對香港民主的希望。

Sitting in the dock, I went through the historical trials I had read about in my mind.Decades on, defiant and dignified defences seemed like natural building blocks of ultimate victory. But back in the moment, when the regime's rule seemed infallible and change was nowhere in sight, why does one still choose to fight despite certain conviction?

坐在被告席上時,我的腦海中回顧了自己讀過的歷史審判。數十年後,那些充滿抗爭尊嚴的辯護,似乎是通往最終勝利的再自然不過的基石。但回到當時,當政權的統治似乎不可撼動,也看不到任何改變可能,為什麼有人仍選擇在註定被定罪的情況下奮戰?

The narrative put forward by the prosecution is not just a distortion of facts or a threat to the larger public. It goes much deeper—they are forcing the accused into self-denial of their lived experiences. That genuine solidarity was just a delusion. That the bonds, the togetherness, the honest conversations among people so different yet so connected, cannot be real after all. That the difficult co-building of a collective united in difference with a shared vision for a better future was just a utopian dream.

控方提出的敘事,不僅僅是對事實的扭曲或對公眾的威脅。它的影響更加深遠——他們逼迫被告去否定自己的親身經歷。他們試圖說明,真正的團結只是幻覺。那些如此不同卻又如此緊密相連的人們,他們之間的羈絆、共同體、彼此之間誠懇的對話,這些全都不是真的。那個在艱難中共同建立、在差異中團結起來的集體,對一個更好的未來有著共同願景的集體,只不過是一場烏托邦的夢。

But no. They are not just idealistic dreams but realities that I have lived through. I choose to fight to prove that such connections are not only possible but have actually been lived out and continue to live on. The only delusion here is the belief that brutal oppression can ever deny their existence.

但不是這樣。這些不是僅僅理想主義的夢想,而是我親身經歷過的現實。我選擇奮鬥,以證明這樣的連結不僅可能存在,還確實存在過,並將繼續存在。認為殘暴的壓迫能夠否定它們的存在,這才是唯一的幻覺。

It is not a responsibility nor moral obligation. It is the strong urge within me to do justice to what I witnessed and experienced, for they constitute part of me and define who I was. And I am now going to define who I am.

這不是出於責任,也不是道德義務。這是出自我內心強烈的願望,為我所見證和經歷過的一切伸張正義,因為這些構成了我的一部分,定義了我的過去。而現在,我要繼續由自己定義,我是誰。

I stand alone confronting these accusations, not as an individual, but as one of all those who have ever stood in the streets and raised their voices to demand autonomy for the city. As well as all those who have ever stood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unjust courts anywhere in the world.

我獨自站在這裡,面對這些指控。但我並不只是一個人。我是所有曾經走上街頭,為這座城市爭取自治而發聲的人們中的一個。我也是世界上所有曾站在不公正法庭的犯人席的人們中的一個。

I travelled far through words, from contemporary Russia, mainland China, Thailand, to 20th century Chicago, Taiwan, Pretoria. I met Navalny countless times, whose cases filed with the ECtHR are now open for all politically accused around the world to cite in their own legal battles. I learned from the Pussy Riot trial how to use the power of your opponents against you: when speech and beliefs are used as evidence against them; when speech and beliefs are used as evidence against you, you are also granted legal permission to elaborate on them, as extensively as you see fit.

我在文字中旅行,走了很遠的路,從當代的俄羅斯、中國大陸、泰國,到二十世紀的芝加哥、台灣、普利托利亞(Pretoria)。我無數次遇見納瓦爾尼(Navalny),他向歐洲人權法院提交的案件,如今成為全球所有的政治犯在法律鬥爭中的參考依據。我從 Pussy Riot 的審判中學到,如何將對手壓制你的力量用於己身:當言論和信仰成為指控你的證據時,這同樣賦予了你合法的權利,去儘可能充分地闡述自己真正的言論信仰

And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who else has more to offer than th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 mainland China? Every final statement and paper about their decades of struggle, the legitimacy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而在這個特殊的案件中,還有誰比中國大陸的人權捍衛者帶來更多啟示?每一次最後陳詞,每一份檔案,都記錄著他們數十年來的抗爭,中國憲法的合法性和人民的力量。

None of us have won our cases. Many I read about are still serving harsh sentences in unknown places, unheard and forgotten. Most of them would never have the chance to know how much they inspired me – the only way I could honour them was to fight the best fight I could. And so I did.

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贏得了案件。我讀到的許多人,至今仍在未知的地方服刑,無人知曉,也被遺忘。他們中的大多數永遠無法知道自己給了我多大的啟發——而我唯一能向他們致敬的方式,就是盡力打好這場仗。於是,我這麼做了。

I was sent to solitary confinement for refuting the false testimony of a prosecution witness from the dock. Just before that I had read about Maria Kolesnikova. Her case was in closed court, but the lawyers risked their qualifications to reveal that on the day of the verdict, Kolesnikova made her final statement, a little less than 3 hours, about "moral choice, about love for people, about the future of Belarus.

因為在被告席上反駁控方證人的虛假證詞,我被送進單獨監禁。就在這之前,我讀到了瑪莉亞·科列斯尼科娃(Maria Kolesnikova)的故事。她的案件在秘密庭審中進行,但律師們冒著失去執業資格的風險披露了真相:在判決當天,科列斯尼科娃發表了一場近三小時的終陳詞,關於"道德選擇、對人們的愛以及白俄羅斯的未來"。

I tried to imagine making a speech only among people who were complicit in depriving you of your freedom, looking at their apathetic (if not mocking) faces. I can't.And yet she did. She poured her heart out in a speech she knew no one would hear a word of.

我試圖想像在這樣的情況下發表演說:僅僅面對那些剝奪你自由的人,注視著他們冷漠(如果不是嘲諷)的面孔。我做不到。但她做到了。她傾盡心力,發表了一場她知道沒有人會聽見的演說。

She was violently muted, but the reverberation! It went all the way across the Eurasian continent, breaking through closed courts and reporting bans, fenced walls and censorship to reach me at the time I needed it most. I felt close to her, even though I may never meet her. I can feel her dearly.

她被粗暴地噤聲,但這迴響!它穿越了整個歐亞大陸,突破了秘密法庭和報導禁令,穿越高牆審查,在我最需要的時候到達了我這裡。我感覺她就在我身邊,儘管可能我們永遠不會相見。我真切地感受到她就在那裡。

It's that feeling again. Like looking through a cloudy gas mask into the determined eyes of a complete stranger, or walking alongside another in thick, irritating smog toward the light. I have come so far in search of it. The human connection that would only come through shared acts of courage, between individuals who dare to follow their true selves. For to dare is to lose one's ground momentarily, yes, but not to dare, is to lose oneself.

這種感覺再次湧現了。就像是透過模糊的防毒面具,看見一雙完全陌生但堅定的眼睛;或是在濃厚刺鼻的煙霧中與另一個人一同向光走去。我走了這麼遠,就是為了尋找它。那種每個人都活出真心,又共同地以勇氣行動時,才可能建立的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是的,敢這樣做,會暫時失去立足之地;但是,不敢如此,就會失去自我。

Today, no democracy is immune to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that results from a deficit of public trust. Calls for the "orderly" and "efficient" rule of authoritarianism are growing inexorably. News of fruitless movements and the continued plight of persecuted freedom fighters in distant, hopeless places is certainly discouraging.

今天,沒有哪個民主政體能免於因公眾信任的缺失而帶來的合法性危機。全世界對於"有序"和"高效"威權統治的呼聲正不斷增長。此時,這樣一個來自遠方絕望之地的消息,關於一場無果的運動,關於自由鬥士們如何接連遭受迫害,無疑令人沮喪。

But you can certainly help a lot. Defend and repair your own democracy. Push back against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restore faith in democratic values through action. Give authoritarian dictators one less example of failed democracy to justify their rule, and give freedom fighters around the world one more inspiration to continue the struggle with better alternatives. Fight on the ground most familiar and dear to you. Prove to the world at every possible moment, no matter how small, that democracy is worth fighting for.

但你能做的還有很多。捍衛並修復你自身的民主體制。抵抗權力的腐敗,通過行動重建對民主價值的信任。少給威權獨裁者一個民主失敗的例子,一個辯解其統治的藉口。多給世界各地的自由鬥士一個啟發,讓他們能為更好的未來繼續奮鬥。在你最熟悉、最珍視的土地上奮戰。用每一次可能的機會證明,不論多微小,民主是值得為之奮鬥的。

For while suffering may evoke concern and compassion, it also blurs and reduces the sufferer to a pitiful but characterless victim, part of a nameless number. What really defines our identity is not the suffering itself, but the way in which we face it. It is in action that one defines oneself, and only people who truly know who they are can open up, make new connections in the most unexpected circumstances, and bring about change. It is for the wonders of human diversity, creativity and possibility, for a world in which we can connect as our own true selves, that we dare to act, and we dare to suffer.

苦難可能喚起關懷與同情,但也會模糊甚至簡化受難者的形象,讓他們變成一個無名的數字中的可憐但無特色的受害者。真正定義我們身份的,不是苦難本身,而是我們面對苦難的方式。只有在行動中,人才能定義自我。只有真正認識自己的人,才能在最意想不到的情況下敞開心扉,建立新的連結,帶來改變。正是為了人類多樣性、創造力與可能性的奇蹟,為了一個我們可以以真實自我相連的世界,我們敢於行動,也敢於承受苦難。


依幾年一直有個矛盾︰好多人,包括曾經關係深嘅人,極少鼓勵我。加油?加油做啲令自己坐更耐嘅事咩唔通?但當有人畀到力量我,令我見到人嘅存在最極致嘅美感,唯有喺掙扎之中方得展現,如果我帶住份力量去做得越好,只會喺物理同時間上離佢哋越遠。但若我因為怕別離而放棄,喺不再掙扎嘅一刻,我就感應唔返呢份超然於希望或絕望之上嘅生命力。

(CDT編者譯)這幾年一直有個矛盾:很多人,包括曾經關係很深的人,極少鼓勵我。加油?加油去做一些讓自己坐牢更久的事情嗎?但當有人給我力量,讓我看到人類存在最極致的美感,唯有在掙扎中才能展現。如果我帶著這份力量去做得越好,只會在物理和時間上離他們越遠。但如果我因為害怕別離而放棄,在不再掙扎的那一刻,我就感受不到這份超越希望或絕望的生命力。

一直陪我嘅人,我唔敢想像佢哋嘅心理負擔,但佢哋沒為咗自己良心舒服要我否定自己;亦沒為逃避思考、判斷或自己,連我都直接避埋。因為佢哋知道咁唔系死,而系創造,系自我完成。愛唔只系牽絆同責任,仲系成就同解放;唔系幫你逃避現實殘酷,而系畀你面對殘酷嘅勇氣。

(CDT編者譯)一直陪伴我的人,我不敢想像他們的心理負擔,但他們沒有為了讓自己良心舒服而要我否定自己;也沒有為了逃避思考、判斷或自我,連我都直接避開。因為他們知道這不是死亡,而是創造,是自我完成。愛不僅是牽絆和責任,還是成就和解放;不是幫你逃避現實的殘酷,而是給你面對殘酷的勇氣。

痛苦其實好難,甚至沒可能分擔,真正可以穿透牆內外嘅,系意志。苦難令「我哋」出現,但無法令「我哋」成長;以苦難嚟維繫嘅共同體,只能喺苦難中無限輪迴——定義身份嘅唔系苦難,而系我哋究竟點樣面對佢。如果今日局面系香港無可迴避嘅命運,至少喺2019年,我哋選擇咗面對,選擇唔再留喺虛擬自由新手村,將問題再推畀下一代。

(CDT編者譯)痛苦其實很難,甚至不可能分擔,真正可以穿透牆內外的是意志。苦難讓"我們"出現,但無法讓"我們"成長;以苦難來維繫的共同體,只能在苦難中無限輪迴——定義身份的不是苦難,而是我們究竟怎樣面對它。如果今天的局面是香港無法迴避的命運,至少在2019年,我們選擇了面對,選擇不再停留在虛擬自由的新手村,把問題再推給下一代。

民主自由從來唔包歲月靜好︰真正嘅民主系眾聲喧譁好L嘈(香港人應該最清楚),而自由就系好好選擇要諗要揀要承擔;如果只系義憤、支持人、幫人、為道德為責任,而唔去諗其實你自己本身想點,系好難感受到自由。

(CDT編者譯)[[民主]自由從來不包含歲月靜好:真正的民主是眾聲喧譁,非常吵鬧(香港人應該最清楚),而自由就是認真選擇、思考、抉擇和承擔;如果只是義憤、支持他人、幫助他人、為道德為責任,而不去想你自己本身想要什麼,是很難感受到自由的。

自由就系感到「原來我可以」嘅時刻。

(CDT編者譯)自由就是感到"原來我可以"的時刻。

系,會遇到好多限制同阻力,但正正系喺同現實碰撞先會知自己咩料,透過反覆嘅自我懷疑,先會淬鍊出真正嘅執著。

(CDT編者譯)是的,會遇到很多限制和阻力,但正是在與現實碰撞中才會知道自己是什麼本事,透過反覆的自我懷疑,才能淬鍊出真正的執著。

歷史唔系由贏者書寫,而系自由有意志嘅人書寫。城市嘅軀殼唔會消失,舊靈魂已死,而新性命誕生就必然系痛;香港嘅好不在井然安定,而在過火癲狂,無孔不入嘅規訓同壓抑下竟然滋生出咁蓬勃嘅多元,要你規行矩步,同時又逼你不斷越界;沒人可以定義「香港系咩」,但人人都可以拓闊「香港可以系咩」。

(CDT編者譯)歷史不是由勝利者書寫,而是由自由有意志的人書寫。城市的軀殼不會消失,舊靈魂已死,而新生命誕生就必然是痛苦;香港的好不在於井然安定,而在於過火癲狂 ,在無孔不入的規訓和壓抑下竟然滋生出如此蓬勃的多元,要你規行矩步,同時又逼你不斷越界;沒有人可以定義"香港是什麼",但人人都可以拓寬"香港可以是什麼"。

我嘅選擇同行動就系我對「香港可以系咩」嘅回答,學到嘢嘅快樂,喺不可能下仍然同人sync到嘅幸福,系最大嘅收穫。如果可以繼續成長,希望可以更加遊刃有餘。

(CDT編者譯)我的選擇和行動就是我對"香港可以是什麼"的回答,學到東西的快樂,在不可能的情況下仍然與他人產生共鳴的幸福,是最大的收穫。如果可以繼續成長,希望可以更加遊刃有餘。

而家嘅我手空無一物,只剩鑽研過嘅知識、見證過嘅勇氣、投入過嘅熱情,尤幸好奇依舊,志氣清澈。由衷希望你都有勇氣面對自己、繼而打開自己,體驗世界,感應他人,唔再停喺「思想自由」嘅幻覺之中。你要喺現世自由。香港可以系咩?期望見到更多不同答案。

(CDT編者譯)現在的我雙手空無一物,只剩下鑽研過的知識、見證過的勇氣、投入過的熱情,尤幸好奇依舊,志氣清澈。 由衷希望你也有勇氣面對自己, 進而打開自己,體驗世界,感應他人,不再停留在"思想自由"的幻覺之中。你要的是現世自由。香港可以是什麼?期望看到更多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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