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
康生年譜—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生（1898-1975）
Kang Sheng Chronology
作者：
余汝信編
Yu Ruxin, Editor
序：
秦暉、唐少傑
出版：
新世紀出版社2025年7月10日
經銷：
田園書屋
電話：852-2385-8031
ISBN:
978-988-99420-2-1
余汝信先生編撰的《康生年譜（1898—1975）——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生》（以下簡寫為《年譜》）即將付梓，這是他繼所著的《風暴歷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21年）一書深化並推進"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且不帶引號）專題研究之後的又一貢獻，確切地說，這部《年譜》是近些年來記述和探討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歷史重要人物生平的一個成果。
一
由於探討文革問題，我閱讀過一些已出版的中共歷史上重要人物的年譜。這些年譜絕大多數是由中共黨史界"正統"部門的有關班子以及官方機構的相關人員編撰而成。總體上，這些"譜主"都是中共所視為其歷史上"高、大、上"的"正面"人物，絕沒有出版過被視為文革歷史上"負面"重要人物特別是文革歷史上或生前、或死後被打入"另類"的所謂反面人物的年譜。因此，余汝信先生所編撰的這部《年譜》既是一種突破，也是一種開創。顯然，在這裡，"突破"是指逾越了過去文革歷史人物年譜編撰領域那種不容"另類"、只唯己類的狹窄"畛域"，"開創"則意味著編撰者作為一位民間學者以一己之力拓展了記述"另類"文革歷史人物生平經歷的特定"天地"。
眾做周知，由於歷史學科的性質和分類，年譜是按照年月記載某人生平事跡的著作，即用編年體記載個人生活經歷的著作。不同於其他類型的歷史著作（如歷史教科書、通史、傳記、歷史觀或歷史理論等著作）的著述，編撰歷史人物的年譜則要求編撰者具備相當嚴格的學術素質和比較嚴謹的書寫能力。顯而易見，一部年譜本身就直接而又具體地展示出編撰者（或編撰集體）整理史料的水平、融匯史識（史觀）的程度、運用史才的方法和映現史德的操守。余汝信先生把這四個方面（史料、史識、史才、史德）有機地統一和生動地表現在這部《年譜》之中。
一部出色的年譜著作，不會只是羅列譜主生活瑣事的"流水帳"，也不是堆積譜主日常經驗的"記事簿"。這種給讀者印象深刻並饒有意味的年譜幾近於譜主的真正傳記，其實就可當作傳記來閱讀。在我看來，余汝信先生編撰的《年譜》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景象"詳實、細緻。
此處"景象"是指關於譜主的歷史實在形象及其演變的客觀過程。根據要求，年譜編撰的首要原則必須基於譜主生平歷史的客觀性及相關活動的實在性。因此，年譜編撰首先完成的"景象"是保留或"提取"在歷史記憶中即主要保留在分散的諸多文本里的譜主"形象"。所以，年譜"景象"也就是譜主"形象"。這種"景象"的可信性、可靠性與否直接源於譜主的歷史生活本身。
《年譜》基於康生本人1898年至1975年七十七年的人生，最主要的是基於康生從1925年加入中共到1975年去世的五十年的歷程，盡其所能地把涉及到的關於康生的生平資料及相關材料加以收集、梳理，綜述了迄今為止中外史學界和出版業最為詳細的關於康生的主要事跡，呈現出一個超越了過去所有論及康生著述而比較豐滿的康生"景象"。這一"景象"不僅相對有血有肉、活靈活現，而且對此可視可審、可問可思。
《年譜》的一個可貴之處是它對於康生一生歷史的記述，既不以中共正統的黨史界"政治定論"為標尺，也不以特殊歷史形勢下的中共關於康生的"審查報告"為圭臬，它以中性、樸實的語言來"述說"康生的歷史，以客觀、微觀的視角來"素描"歷史的康生。《年譜》紮實而有力地做到了以真實年譜的客觀性和嚴謹性為根本，衝破了對於中共歷史人物的年譜寫法以簡陋甚至粗暴的要麼全盤肯定、要麼一味否定的習俗，超越了對於中共歷史特殊或敏感人物的生平記述僅僅圍繞"翻案"與否的慣例，祛除了把追述中共歷史"另類"人物加以臉譜化甚至妖魔化的常態。讀者從閱讀《年譜》中大有可能感知到歷史上真實的康生形象。
其次，"意象"突出、直切。
此處"意象"是指根據譜主的歷史形象記述而賦予其某種意義。這種源於譜主歷史形象實在性的"意象"絕不是純粹客觀的，對於已保持在記憶以及保持在具體文本的譜主形象，它是通過反映、通過抽象的剝離和取捨等所形成的有一定理性程度或有特定旨趣的譜主"意象"。這種看似離開形象的"意象"，既是主觀關聯客觀的必然，又是編撰者貫通譜主的必須。這種本身把主觀的"意"與客觀的"象"結合起來的"意象"顯現出關於譜主形象的某一層面或某一維度的映像或聯想。
《年譜》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因為它著重展示出康生在中共黨史上的特殊"意象"，這種"意象"主要而又集中體現在康生先是1940年代初在延安實現了他在中共黨內從思想到人事、從情報工作"總管"到政治保衛"大員"持續整合的角色，後是文革時期他參與了實施從黨內延伸到黨外的專政迫害的職能。《年譜》頗為"出彩"之處是用一大半篇幅（約占全書五分之三多）記述康生1937年底至1947年初在延安、1966年至1970年在北京的諸多經歷，就是證明。
《年譜》關於康生的"意象"作為一種特定的意識形象，它把後人們對於康生及其諸多問題的個別的、分散的主觀認識，有選擇、有秩序地或梳理或取捨或分析或綜合，形成了不是也不可能為後人所直觀的或感性經驗到的康生形象，而是通過追溯來完成的寓於意義的、深刻直切的康生形象。這種"意象"已經具有了可繼續聯想、可延伸建構的主觀能動性。
再則，"具象"凸顯、深切。
此處"具象"是指由抽象生成的"意象"而來的關於譜主的具體形象，即"具象"是譜主本身的諸多屬性的統一或諸多特性的整合，它不局限於譜主的感性形象已在時間上過去或消失，不滯留於譜主的個別存在或單一方面，進而把譜主的歷史活動過程經過歷史學者的理性努力加以建構而表現為某種有機的、多層次的、可認知的具體形象。這一點往往表現在年譜對於譜主歷史具體形象的簡要概述或本質規定。
余汝信先生在這部《年譜》以"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生"來作為副標題，這一點睛之筆實質上把康生本人的"具象"界定為"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儘管在康生死後大約五年被開除出中共黨籍並被收回對其的悼詞、安放的骨灰被撤出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等等，但是，無論怎樣，康生都是中國共產黨的"人"，而不是其他黨的"人"。無論康生生前的命運還是死後的結局如何，他的一生無疑都是中共歷史曾經有過的組成部分，都是中共文化已過去了的從屬因素。所以，若是不從中共的歷史來正視康生一生的方方面面，不從中共的演變來剖析康生形象的點點滴滴，那麼一切有關康生問題的探討都無從談起。
《年譜》把康生的"具象"置於"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富有蘊涵，意味深長。即使去世後被中共中央"除名"，康生的"具象"依然存在。這裡的"名"與"象"實為一個相輔相成的對立統一體，因為康生本人的歷史活動尤其是他的政治生涯也是一個不斷對象化和不斷實踐化的過程。這種由康生具有的角色衝突性與職能矛盾性所構成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一種不斷走向消解和自我消解的過程。康生一生諸多角色相互之間的衝突註定他表里不一，自我分裂；而他一生諸多職能彼此之間的牴牾致使他人性蛻化，從偽從惡。康生"具象"內含的分裂性、解構性和深重性在中共第一代重要歷史人物中是非常少有的。僅此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康生是中共文化最具有歧義的人物之一。
另外，"鏡像"清晰、厚重。
此處"鏡像"是指歷史學者關於其對象的某種文本或文件存儲形式，是對於這種對象及種種問題的思想"映照"。它既不是對象的經驗表現，也不是對象的抽象凝固，而是在歷史學的主觀世界裡創立起來的關於對象及其問題的思想"再現"。因而，比起上述的景象、意象、具象來，"鏡像"更為深遠、複雜和重要，因為從近代以來，對於相當成熟的歷史學者和較高層次的歷史活動者而言，他們往往是先掌握了關於歷史對象的思想和方法，爾後在歷史認識中作用於這種對象本身，這多少類似於物理學與物理事實、化學與化學問題、生物學與生物現象等等之間的關係。簡言之，"鏡像"就是一面映照並把握特定對象的思想之"鏡"或方法之"鏡"。
通讀《年譜》，這種"鏡像"所形成的關於康生的整體"形象"不應由那種單向度的"知性思維"所觀照，而應由批判性的"辯證思維"所審視。這種"鏡像"所呈現出的康生一生的立體而又多棱的"畫面"，已不是只具有為康生一人獨享的"色彩"或專屬的"色調"，其政治的"底色"是國家的和民族的，其文化的"背景"是歷史的和世界的。頗有濃墨重彩的是，這種"鏡像"具有的時間與空間的維度相互轉化，帶來的是時間是空間的伸縮，空間是時間的繼續，具體地說，就是伴隨著這種"鏡像"的對象及其問題具有以往歷史與當下現實之間的"映照"相互延伸、相互衍生，必有可能造成歷史是現實的重複，現實是歷史的循環。而所有這些都可從《年譜》所展示出的康生從延安到北京的征途、從"整風及搶救運動"到文革的軌跡中加以追尋和探索。
雖然《年譜》並沒有直接談及下述方面，但是從貫通全書的底蘊和格局來看，它有助於人們認識到這種"鏡像"具有對於對象及其問題的"自我反觀"的屬性和特點，因為這種"鏡像"本身的厚重就是聚焦康生問題得以產生的時代條件和文化因素，這種聚焦的凸顯還會帶來這類問題何以成立、何以運作、何以持續如此之久的質疑。在如此的"自我反觀"之下，就是對於康生個人具體問題的反思和探討，諸如對於他個人的素質、能力、人格、品位的評說，特別是對於他個人的政治旨歸和政治宿命的闡釋，甚至對於他個人曾有的權謀、權術、權位和權勢之類東西的解析，都不應囿於一人、一黨、一時、一域，而是應進一步揭示出康生作為歷史人物個人的作用與他置身於其中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走向之間互動的特有"係數"。
最後，《年譜》的一個"不足"之處。
這主要是對康生1971年伊始至1975年12月16日去世之際的記述，非常稀少，這一事關康生生命最後五年時間的記述僅占《年譜》五十分之一的篇幅。由於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更由於那難以訴說的政治利益和政策需要，這種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是由中共中央文獻部門擁有的眾多檔案資料還沒有公開或"解密"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可在坊間的一種傳說中體現出來，即康生在1970年8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之後由於陳伯達、林彪二案而對中共中央高層鬥爭心灰意冷，再加上體弱多病，致使康生外出露面的公開活動以及對他的有關報導屈指可數。這些方面也切實帶來了《年譜》對康生一生前七十二年與後五年的記述篇幅比例如此"不協調"。這一不是由編撰者造成的"不足"與其說是《年譜》的缺憾，不如說是編撰者和讀者們共有的無奈。
儘管如此，《年譜》還是為讀者們提供了一個考察康生人生最後五年經歷一條多少有些"亮點"的線索：康生1975年2月先是抱病乘救護車親自去醫院向周恩來揭發、後是8月約見王海容、唐聞生，請她們向毛澤東轉告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還在2月和9月兩次派秘書、4月派妻子去醫院向周恩來講述相關情況。時至今日，人們還不能確切知道周恩來的反應和毛澤東的態度，給人們的印象是在毛澤東去世前，此事基本上被壓下去了。這裡有間接證明，即毛澤東在周恩來去世後曾向毛遠新詢問過張春橋可否接任總理，由此可見張春橋此時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康生為何在臨終之際檢舉江青、張春橋，毛澤東為何不看重此事等一系列疑問，有待於中共相關檔案材料的解密和有關當事人追憶的公布。無論怎樣，這一堪稱康生人生垂暮之際的"壯舉"反映出了康生政治生涯固有的本色。
對於《年譜》，我有一個要與余汝信先生商榷的地處。在"代序——康生的另一面"里，余汝信先生為了不是單純局限於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關於康生在文革迫害廣大幹部的"政治結論"，而是"更全面地認識康生，以及全面認識其在中共高層的同儕"，列舉了康生在譚啟龍信件、彭真專案和吳德峰專案上的三個批示，說明"康生的另一面"，即康生也可能有變相保護或低調處理中共老幹部問題的一面。余汝信先生在這裡沒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或說明，只是間接地作出一個簡單的對比（上述《審查報告》所舉的被康生迫害的幹部839人等等與這裡提及的三人）。
康生的"一面"與"另一面"好像一枚政治硬幣的兩面，對於文革中的康生是缺一不可的，否則不成為真正的康生。用學理的話來講，針對不同於"辯證思維"的"知性思維"，黑格爾曾批評道：任何個別經驗的事例都可用相反的事例來加以否定和反對。另外，還值得借鑑、參考的一點：與馬克思同時代的德國工人運動領袖拉薩爾曾有一個說法：一個政黨是不斷通過清洗自己內部而得以鞏固的。拉薩爾殊不知在他去世多年之後，某類政黨內部某些人物從事的清洗所帶來的損失和犧牲遠遠超過了黨外敵人的作用。用直白的話來講，康生文革時期在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層里，直接整人、害人或者說"得罪人"最多、最廣，可謂無出其右，直至積重難返。
總之，雖然《年譜》還不是關於康生的傳記著作，也不是關於康生問題的理論專著，但是它的編撰價值和出版意義還在於打開了通向"康生現象"研究的一條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