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美國前國務院高級顧問、戰略思想家余茂春教授在《華盛頓時報》發表題為《中共國與戰後國際秩序：共存的徒勞》的文章，直指「我們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永遠沒有和平可言。」這句話震撼政壇，也揭示出中共與自由世界之間的根本性對立。
余茂春的國務院同僚稱他為「國寶級智囊」。他以清晰的歷史邏輯和現實證據指出，中共從意識形態到制度設計，都與世界秩序格格不入。他寫道：「認為可以通過與北京艱難的談判，期待中（共）國遵循市場福音、尊重法治，從而引導這個共產國家走向民主資本主義的信念，一直都是一種幻覺。」
他進一步闡明：「三十年的接觸政策已經證明這是錯誤的。中（共）國並沒有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戰後國際秩序，而是與之發生了碰撞。這場碰撞是結構性的、意識形態性的，並且不可調和的。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與中國共產黨和平共處，不是不太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
余茂春指出，中共模式的根源，是建立在封閉、謊言和權力控制上的體制，與以開放、互惠、法治為基礎的自由秩序水火不容。中共通過信息封鎖和思想灌輸製造隔絕，「每年有將近30萬名中國學生赴美留學，而在中國的美國學生卻不足1000人。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學生，背後對應著近3000個在美的中國學生。這種失衡是中共有意為之。」
他繼續揭露中共的信息管控體系：「美國人可以隨意下載TikTok，而中共封鎖了所有美國社交平台——包括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Gmail、LinkedIn和Google。數以億計的中國公民生活在被封閉的信息世界中，他們甚至相信新冠病毒起源於美國實驗室。這並非誤解，而是系統性的洗腦。一個建立在謊言基礎上的政權，在國際事務中也不會以誠信行事。」
在經濟領域，余茂春更是直言：「中國企業可以自由收購美國資產，而美國企業在中（共）國卻面臨無窮無盡的壁壘……北京追求的目標不是共同繁榮，而是非對稱性的收益。以為靠耐心能改變這一切，就像當年相信希特勒的承諾或勃列日涅夫的保證一樣天真。」
他指出，中共體制與自由市場格格不入：政府操控匯率、補貼國企、通過政治命令分配資本，非國有企業的生存取決於黨的恩准。馬雲的命運即是例證——「中國的財富不是受到法律保護的，而是可被隨時收回的『暫時性財富』。」
余茂春強調，中共「在本質上仍是一個共產主義獨裁國家。黨高於一切；產權概念不存在；法院服務的不是法律，而是共產黨的權威。外國公司被迫交出技術、忍受監控、面對智慧財產權被盜的風險。在這樣的環境下進行所謂『接觸』，不是合作，而是勒索，而勒索不可能維持共存。」
他還指出，中共的野心「遠不止於國境之內」。「一帶一路」並非發展計劃，而是控制手段：貸款製造依賴、依賴滋生順從。港口、電廠、鐵路等項目都是戰略工具。與此同時，中共軍事化南海、威脅台灣、支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表明其目標是「改寫全球秩序」。
因此，余茂春斷言：「這場衝突無法避免。西方世界建立在開放、互惠與法治之上，而中國共產黨則建立在秘密、脅迫與黨權至上的基礎上。這不是可以『協調處理』的政策分歧，而是根本原則上的對立。」
他指出，日本、印度、澳大利亞與菲律賓等國通過「四方安全對話」（Quad）、AUKUS等聯盟集結力量，正是因為他們明白：「與中國共產黨共存是一種幻想，而幻想無法保衛自由。」
文章最後，余茂春發出明確信號：「幻想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共）國不是一個等待說服的合作夥伴，它是一個封閉的社會、非市場經濟體、帶有全球野心的共產主義獨裁政權。它的體制使得共存不是困難，而是根本不可能。我們面前的選擇十分明確：要麼中（共）國接受開放與互惠的原則，要麼它就繼續被排除在它試圖顛覆的國際秩序之外。」
回顧歷史，這一警告並非空穴來風。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史達林的「技術引進」、赫魯雪夫的「我們會埋葬你們」，都揭示出共產主義體系一貫以欺騙和滲透為生。正如「冷戰之父」喬治·凱南所言：「蘇聯政權本身包藏著自我毀滅的種子。」他的比喻恰如今日的中共——「像池塘里的薄冰，看似堅固，卻無法承受任何力量。」
1991年蘇聯的轟然崩塌，預示了所有建立在謊言與暴力之上的共產政權，終將重蹈覆轍。正義或許遲到，但從未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