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成立於1945年，成員主要是以在大中城市的工商企業家和經濟界的中高層人士為主，他們大多都傾向於支持中共，並與中共親密合作。早期成員有黃炎培、章乃器、胡厥文、孫起孟等。
上述這幾人都參加了中共建政前召開的全國政協第一屆會議，其中黃炎培還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不過，與其他民主黨派高官一樣，相信了中共並為之統戰的黃炎培等人，直到厄運纏身，才明白自己上了賊船。
民建創始人章乃器被酷刑折磨
與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大知識分子章士釗同宗的章乃器，是經濟學家，也是民建創始人之一，曾為中共統戰立下功勞。中共建政後，章先是出任中國人民銀行顧問，並參加政協，繼續擔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其後出任糧食部部長。他還與李維漢等共同負責創建了全國工商聯，任副主任委員。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一心為中共的經濟學家，卻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與章伯鈞、儲安平和羅隆基被中共劃為四大右派，毛更是將章乃器、章伯鈞和羅隆基劃為右派的老祖宗。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刊布《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隨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新聞日報》刊發《關於「特殊材料製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章乃器被徹底打倒，被經常性的批鬥。
1962年，由於章乃器上書政協要求平反，被認為是「翻案」行為，民建將其開除。文革爆發後，章乃器慘遭酷刑折磨，被剝奪了幾乎所有財產。在其兒子、當代學者章立凡所寫的《長夜孤燈錄》中，記錄了其悲慘的遭遇。
書中寫道，在紅衛兵抄家後，章乃器寫了一份《呼冤書》貼出，自述愛國歷史，說明1957年被劃右派是一樁冤案，並與前來「破四舊」的紅衛兵頭頭談話，試圖緩解形勢。這個方法一時奏效，頭頭將部眾撤回，還叮囑父親將客廳中陳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毀壞。
然而，沒過多久，1966年8月24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革命群眾」光臨，不由分說便開始抄家，附近幾所中學的紅衛兵也聞風麇集，一場家難迅即降臨。他們將章乃器押至東安市場旁的吉祥戲院，參加「打人集會」。被打的都是本區的「重點打擊對象」，一旦進入這個「鬼門關」，便有去無回。
皮帶狂抽、血肉橫飛之下，周圍的受難者都咽了氣。只有年近七旬的章乃器靠著多年習練氣功的功力，在那裡硬挺著，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間。此時有一位管片民警來到會場，向紅衛兵要人，說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將受傷的父親送到了附近的協和醫院。
章乃器被抬進協和醫院後，先是被拒絕救治，後來又獲得治療，原因是周恩來在收到章乃器寫的求救紙條後，下令救治的。
章乃器從醫院被送回家後，苦難並沒有結束，總共在各種酷刑和侮辱中度過了八個晝夜，這段日子裡他一直絕食。紅衛兵還將重病中的章的第五任妻子王者香，從醫院的病床上光著腳拖回家裡，鉸了頭髮一起批鬥；並將其藏書全部堆在院子裡，燃起熊熊大火，架住他的身體，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毆打……
1967年章乃器寫成的《七十自述》中記述了這段慘無人道的日子：「這是我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大的災禍，是對我一次最嚴峻的鍛鍊和考驗」；「八月二十五日以後七天的遭受，是每天總有幾批人來拷打、凌虐我。門是開著的，又沒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記述的，是有人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傷腫特別不容易消退。還有人劃了火柴燒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槍射擊我的頭面。此外，如用冷水澆頭，如用水壺灌鼻孔，如硬要我吃骯髒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輕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張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為我家裡找不到辣椒，所以沒有實現。但到最後我們要遷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塗抹我的面部之後，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這些壞人是怎樣教育出來的。」
上述文字讓人不寒而慄。
另外，作為收藏家的章乃器，自然也有著大量的收藏。除了被抄家搶走的外，其餘的被康生下令裝上六輛大卡車全部運走。文革結束後，章立凡曾收到一張權貴們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單，其中有康生、陳伯達、林彪、曹軼歐等，尤以康生的胃口最大。但所列清單，都不是章乃器重視的文物，許多重要藏品至今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單之內。據國家文物局提供的數字，紅衛兵抄家上繳的章乃器文物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發還時僅為1134件。
熬過這段慘無人道日子的章乃器1975年在鄧小平的幫助下，摘去了右派的帽子，但不久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再次受到壓制。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醫院地下室離世。而他的妻子王者香則死於1966年紅衛兵的毒打中。
有著如此慘痛經歷的章乃器，帶給人們的是怎樣的啟示呢？章乃器是否後悔當年聽信了周恩來和中共的蠱惑呢？
民建創始人黃炎培妻死子亡
說到黃炎培，很多人馬上想到的是「黃炎培周期律」。抗戰後期，日本戰敗已是不爭的事實，國共兩黨開始考慮政權問題。彼時，一些民主黨派則希冀未來由三方共同執政，因此決定前往延安說服中共，這其中就包括黃炎培、傅斯年等人。
1945年7月1日在這些民主派人士抵達延安時，毛、周、朱德等親自到機場迎接，並熱情款待。短暫的幾天，黃炎培、傅斯年等人得出了並不一樣的結論，傅斯年進一步認清了毛和中共的真實面目，而黃炎培則被毛和中共的假像矇騙，並在其後撰寫的《延安歸來》一書中，記錄了他與毛有關「周期律」的一段談話。
在黃炎培看來，個人、家庭、團體乃至一個國家政權都有其衰亡的規律，那就是：或是「政怠宦成」，即掌權者在治理國家上逐漸懈怠，不思進取，導致官僚主義嚴重，小人當政，禍亂政務；或是「人亡政息」，即明君或賢臣如果不在位，則所行的善政便會被廢止；或是「求榮取辱」，即動機與效果嚴重背離，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
對於黃炎培這樣的質疑，毛稱中共已經找到了新路，即民主，即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而且毛還稱中共能跳出這周期律。
可心明眼亮的世人都看到了，從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後至今，中國人就從沒有享受過什麼民主，口口聲聲所說的民主的實質就是人治。而缺乏傅斯年慧眼的黃炎培，在中共治下才切身明白了毛當年所言真的是謊言。
中共建政後，黃炎培確實受到了毛的重用，先後任政務院總理、輕工業部部長，同時還是民建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即相當於主席的位置。在任職期間，黃對中共的一些政策持不同看法，特別是反對對農民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毛稱其為「資本家代言人」。後來中共從政府機構排除所有非共產黨人士，黃僅被保留了在全國人大、政協和民建中央的職務。
黃炎培與原配夫人王糾思共育有五男四女，五個兒子依序為：黃方剛、黃競武、黃萬里、黃大能及黃必信；四個女兒順次為：黃路、黃小同、黃學潮和黃素回。這九個孩子又生孫子女三十人。王糾思1940年去世後，黃炎培與姚維鈞結婚，生育兩雙兒女，年長兩女為黃當時、黃丁年；年幼二子名黃方毅、黃鋼。
1957年中共發起「反右運動」，黃炎培的幾個成年子女子黃萬里、黃大能、黃必信、黃路、黃素回都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勞動。小女婿陳鏘和外孫王實方也被劃為「右派分子」。
1965年底，在文革爆發前，黃炎培離世，避免了文革的衝擊，但他的家人卻繼續厄運纏身。妻子姚維鈞因不堪批鬥、毆打，於1968年1月20日服安眠藥自殺。小兒子黃必信，因右派問題遷延未決，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就因批鬥高壓所迫，被逼自殺身亡；其妻子余啟運，1968年也遭嚴刑拷打、被逼跳樓（一說被推下樓）重傷，流血過多致死。他們的小女兒黃可青蹊蹺失蹤。
而以反三峽大壩建設而廣為人知的著名水利工程專家黃萬里，文革被抄家，一些頗有價值的字畫、照片等被撕毀，還被紅衛兵打的渾身是血，頭髮被剃成了陰陽頭。之後，他被趕出家門，三代人不得不住在清華的集體宿舍中。他的工資被扣，每月只發20元生活費。此外，他還被勒令參加校內勞動。1969年，黃萬里被下放到江西勞動；1972年又被送到三門峽接受改造和批判，吃盡了苦頭。
黃家人這樣的遭遇，黃炎培若地下有知，一定會悲痛不已吧。
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榮毅仁三次要求退黨
民國時期的榮氏企業赫赫有名，榮宗敬、榮德生兩兄弟白手起家，在無錫、上海等地創辦了二十多家民營企業，並以「麵粉大王」、「棉紗大王」享譽工商界數十年，對中國民族經濟影響至深。榮德生的兒子正是被中共稱為「紅色資本家」的榮毅仁。
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推行的貨幣和限價政策，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榮氏家族也出現了大震盪。上海產業界人士紛紛遷資海外，尋求新的出路，榮家也不例外。榮宗敬的長子榮鴻元、榮鴻三、榮鴻慶和榮德生之子榮爾仁、榮研仁等先後離開上海，而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經再三斟酌決定留在大陸。
留在國內的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由於其特殊的背景，最開始得到了中共的扶持和重用，比如提供原料、收購產品委託加工等，榮毅仁還出任華東軍政委員財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市副市長、市工商聯副主委、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民建一至四屆中央副主任委員等職務，但在中共出於鞏固政權為目的，打著「實行私營工商業公私合營」的旗號，實則強行掠奪私有企業的工商改造運動中，不得不在1956年將祖輩辛苦創下的資產56間紡織、麵粉廠等企業統統上交。時任中共上海市長的陳毅，在大會上將其作為榜樣，宣稱「榮毅仁是紅色資本家」。
不知是看到了周圍企業家悲慘下場而讓他心有餘悸，還是對中共的毒辣已有所了解，榮毅仁先後四次申請加入中共，但卻直到1985年69歲時才被批准。
據香港《動向》雜誌報導，1951年6月，時年35歲的榮毅仁在任華東軍政委員財政委員會委員時，首次提出入黨申請。陳毅勸他時說得很露骨：「你留在黨外更方便，能做更多的事，再過10年，等你過45歲生日時，我做你的入黨介紹人。」
1957年12月，經歷了「反右」鬥爭，擔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榮毅仁，更感到加入中共的迫切性，於是第二次提出了入黨申請。可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柯慶施說：「你還是留在民主黨派、工商界中工作。你入了黨，大大小小資本家都入了黨，那我這市委書記的位子也難以坐正。」
1962年10月，榮毅仁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期間，又一次向周恩來提起陳毅說介紹他入黨之事。周恩來的答覆是：「陳老總不是食言。我的意見，你還是在黨外自由，如進入黨內，政治活動太多，會埋沒你的專長，是很可惜的。」
文革爆發初期，榮毅仁一家也受到了衝擊。榮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鐵柱打斷，妻子楊鑒清更是昏死過多次，連他們因患大腦炎而精神有障礙的四女兒智遠也未能倖免。雖然榮毅仁夫婦後來保住性命，但榮毅仁還是被發配到鍋爐房運煤，落下了腰疼病，而其眼底出血沒有及時治療也導致左眼失明。左眼失明後，他被派去洗刷廁所。
文革結束後，急於發展經濟的中共再次想到了榮家在海外的關係，榮毅仁又一次被中共推出。1978年，榮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79年，則出任直屬國務院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總裁。榮毅仁憑藉著自己的經商謀略、海外關係，為中共與他國的經濟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不知出於何種心理，1985年4月，69歲的榮毅仁再次申請入黨，終於得償所願，入黨介紹人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人大副委員長彭沖。1986年2月，榮毅仁增補為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分工負責經濟和民主黨派工作。1993年還被任命為國家副主席。
可讓人沒想到的是，好不容易入了黨的榮毅仁卻三次申請退黨。第一次要求退黨與「六四」有關；第二次要求退黨是因為與江澤民發生齟齬；第三次要求退黨是2000年6月，這時榮毅仁已退休，代表各大花瓶黨派出面，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開放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建議，江澤民叫其一邊涼快去，榮毅仁一怒之下，不再參加黨的活動，直到2002年12月江下台。
2005年10月，榮毅仁在北京去世。他留下了一份題為「我要對黨說幾句」的遺言，大致內容是：一個喪失信念的政黨，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政黨，一個脫離廣大人民的政黨，一個追逐金錢利益的政黨，是沒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國的。
誠如斯言。
民建主席孫起孟坐監八年
作為民建創始人之一的孫起孟早年做過教師，後受中共影響，與黃炎培、章乃器等人發起組建了民建，其被推選為中央常務理事兼秘書處主任，負責日常工作，積極幫助中共進行統戰。
1948年，孫起孟代表民建前往中共統治區，參加籌備政治協商會議。中共建政後，他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秘書長兼人事局局長、人事部副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民建副主任委員、民建副主席、主席等。1950年，秘密加入中共。
1957年中共發動「反右」運動後，民建中央在1959年「二大」時喊出了「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謂「聽、跟、走」口號。然而，緊跟毛和中共的民建等其它民主黨派依舊成為了被打倒的對象。
1966年文革爆發後，所有民主黨派被紅衛兵勒令停止辦公，民建也不例外。民建各地組織也相繼停止活動。許多成員作為「專政對象」，被戴上「牛鬼蛇神」、「反動資本家」等帽子，其在以往運動中向中共的「交心」材料和發言都被當作了罪證。孫起孟也是其中之一，不僅受到了審查，還被關在秦城監獄八年，其三個子女也吃了不少苦頭。
然而，文革結束後，孫起孟似乎忘記了中共對自己的加害，繼續緊緊追隨中共，為中共統戰站台，並將同樣在文革遭到迫害的經濟學家成思危拉入民建。難道不可悲嗎？
結語
民建高官被中共迫害或迫害致死的自然不止上述四人，還包括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胡子昂，民建中央秘書長孫曉村，民建中央委員、民建雲南省委主任委員寸樹聲，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劉念義，民建中央委員、民建上海市委常委王性堯，民建中央常委、民建浙江省委主任委員唐巽澤……
一個個名字的背後都有一個個不堪回首的噩夢，而始作俑者正是中共。不知民建有多少高官在有過那些痛心疾首的經歷後能明白背後真正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