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白樺和王蓓結為伉儷。
1957年，27歲的白樺在一場運動中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軍籍，下放到上海八一電影機械廠當鉗工。
看到這種情景，有太多的好心人給王蓓出主意，讓她與白樺劃清界限，一刀兩斷，被王蓓一概拒絕。
此時的她，與趙丹合作，已經拍攝過《武訓傳》《烏鴉與麻雀》《人民的巨掌》等經典影片，已經是一位電影明星，正前途無量。
50年代的右派桂冠，可不是化裝舞會的面具。它是一頂監外管制的囚帽，標誌著戴帽者的賤民身份，以及他被社會拋棄，被人群拋棄的地位。更可怕的是，他在禍及自身的同時，也帶給家人難以承受的屈辱。
因為難以忍受這種巨大的奇恥大辱，憤而自盡者、夫妻離異者大有人在。白樺不知道，和自己新婚燕爾的妻子，26歲的年輕演員王蓓，她會怎樣看待所面臨的奇恥大辱呢？在白樺心目中，王蓓是那樣的自珍自愛，自今以後，她還能像往常一樣，挽著反革命丈夫的臂膀上街嗎？
讓白樺終身感激的是，當他回到家中，王蓓看他的目光，依舊是往日的溫情。當有些人為了羞辱他，組織一些小學生在他的窗前齊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夾著尾巴逃跑了」的時候，王蓓竟敢走出去勸說小學生們離開。更令白樺一輩子感動的是，王蓓還多次到他勞動改造的地方，陪著他加班幹活。
此時的白樺突然發現，他完全低估了妻子。不僅如此，他也低估了他的母親。母親在八年抗戰期間，曾經靠拾麥穗、剝樹皮把他和四個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長大。一個大字不識的山裡女人，善良、軟弱，卻堅強如山。
1958年夏天，母親千里迢迢來上海看望兒子。剛從輪船上下來，母親就發現了白樺臉上顯露的極度沮喪，她貼在兒子的耳邊小聲問：「對娘說句真話，真的是你錯了嗎？」
白樺搖了搖頭。老人家沉默了好一會兒，又才問了一句：「還給你發糧票不？」「給。」「給糧票就行，叫媳婦生個兒子。」
兩年後，癌症手術後的妻子，無視醫生的勸阻，冒險生下了一個兒子。每當回憶起這段日子，白樺就禁不住熱淚盈眶，他生命中最親近的兩位女性，在他大難臨頭的時候，沒有講過一句抱怨或開導他的話；而是無一例外地選擇了相信他。
「一個年輕當紅的電影明星，突然因為丈夫的原因，被列入限制使用的另冊，但她竟然那樣自然地就接受了下來，心安理得，毫無怨尤。」這就是王蓓。
白樺在工廠里勞動改造，每兩個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一個周末，王蓓在攝影棚做夜班還沒有回家，疲憊不堪的白樺，回家之後倒頭便睡。黎明時分醒來，發現妻子通宵未歸，走到窗前，才發現妻子正坐在門廊的台階上打盹，丁香花從她頭頂上紛紛揚揚地飄落下來。白樺趕緊搖醒一問，才知道她子夜時分就回來了，怕開門驚醒丈夫，就一直在門外坐等天明。
晚年的白樺回想起當日的情景，依然一往情深：「又有很多年了，沒有機會重訪往日的居所，那裡的門廊下依舊是丁香似雪麼？」
1964年，摘掉右派帽子的白樺，為了活得體面些，重新回到軍隊，心甘情願地與妻兒兩地分居，去了武漢。一年一次的鵲橋相會，使他把王蓓母子放進了次要和被忽視的境地。
文革開始，造反派從白樺的宿舍里搜出一封家書，王蓓因為在信中為丈夫的處境抱怨了兩句，造反派就竟然對她實行殘酷的武鬥，幾次懸空踢倒在地，幾乎喪命。接著就是整整七年一家三口不能見面。
文革後，白樺恢復活力，很快又為一些事情奔忙起來，妻兒再次被他放在次要和被忽視的地位。兒子是怎樣活下來的，又是怎樣長大和考取大學的，身為人父的白樺，竟然一概不知。可想而知作為妻子的王蓓，為家庭付出過多麼大的艱辛。
等到進入暮年，一對耄耋老人，相依為命，總該可以安享平靜的生活了吧？誰知2008年，77歲的王蓓卻患了阿爾茨海默症，暮年的天空，立即一片陰霾。白樺原以為患了阿爾茨海默症，也就是平常所說的失憶症，人會變得痴呆，患者在意識里失去了過去，也失去了現在和未來，不會有歡樂，當然也就不會有痛苦。
但不久他便發現，事情並非這樣簡單。患病的王蓓似乎又回到了童年，重新開始認識這個「陌生」的世界。「什麼是洗手間？」「什麼是橙汁？」「什麼是遙控器？」電螢幕幕里天在下雨，她會喊：「收衣服！下雨了！下完雨，才會下太陽呢！」偶爾，她也會靈光一閃，小聲責備自己：「是我的錯，一定是我的錯。」
王蓓原本是一個少見的淡泊名利的演員，以往的影戲劇照早已散失殆盡。但患病後，她竟反常地把一些從書報上剪下來的圖片，擺進玻璃書櫥里慢慢欣賞，其實很多時候，她連圖片中的自己都不認識。
隨著病情發展，王蓓對所有的年輕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時她會把白樺誤認為是她早年去世的父親，或者是父親和丈夫的重合，管白樺叫「老爸」，或者「老爺子」。
王蓓自幼缺少父愛，父親是個無暇顧家的人，生前總是在他那小小的錢莊裡忙忙碌碌。自從王蓓十七歲從父親手裡接過一隻小皮箱，隨著電影導演孫瑜離家去了上海以後，就再也沒見過父親。父親辭世時，因戰亂阻隔，她沒能回鄉和父親訣別。
白樺看到，眼前的妻子，已經生活在另一個陌生的空間裡，但她依然保留著貧困年代的習慣，那個用牙膏皮可以換錢的年代。從地上拾起來的每一張破紙片，她都要抹平珍藏起來，她的「保險柜」就是她自己的床。要是不幫她清理，她的床很快就成了垃圾堆。
白樺發現，妻子並非完全失智，她腦海中有一根弦始終未斷，那就是夫妻之間的那根弦。白樺是王蓓生命中唯一認識的人，每次服藥、吃飯、喝水，她都要徵求白樺同意。「老爸！這能吃嗎？這能喝嗎？」
2013年初春，《作家文摘》副總編石灣去上海看望兩位老人。中午，大家去外面就餐，王蓓親密地挽著白樺的胳膊下樓，緊緊依偎著白樺，和大家一路走到餐館。
王蓓見到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作者陳剛和其他老朋友，只是微笑，她真的一個也不認識了。看到這個情景，石灣只能暗自感嘆。
就坐之後，她也沒有言語交流，白樺給她夾什麼菜，她就吃什麼菜，夾多少，吃多少。見有新奇的菜餚上桌，王蓓就側過臉問白樺：「老爸，這菜我能吃嗎？」白樺總是笑眯眯地點頭回應：「我來給你夾。」
此情此景，令石灣明白了白樺隨筆中的喟嘆——萬一我不得不從她身邊離去，那將不是我一個人的災難。
所以白樺總是儘可能地陪著她。每次白樺外出，問她：「你就待在家休息吧？」王蓓總是像孩子那樣回答：「我不總是跟著你的嗎？」聽她這樣一說，白樺只好把她帶在身邊。即使是開會，她也要跟著，但她會靜靜地坐在一旁，微笑頷首，一言不發，誰都不會把她當做病人。當白樺一定要獨自外出的時候，王蓓會大喊：「你想想，我能單獨留下來嗎！」她仿佛下意識地知道，自己獨處時沒有安全感。
但最終，白樺還是先於王蓓，早走了三年又一個半月。不難想像，這個深愛自己妻子的丈夫，會走得如何牽腸掛肚，柔情似水，難捨難分。
2026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