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民政部發布新規，禁止社會團體設立地域性、姓氏宗親等四類分支機構，並要求符合條件的分支成立中共黨組織。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此舉意在壓縮民間自治空間；也有分析認為，當局雖企圖擴大管控，但基層執行力已嚴重衰退，長遠恐加速社會疏離與消極不合作。
新規到底改了什麼？
中共當局近日通過官方媒體公布了這項社團管理新規定，具體內容涉及分支機構的設立條件、名稱限制與黨建要求。
據央視7月2日報導，中共民政部日前發布《社會團體分支機構、代表機構管理辦法》，明確禁止社會團體設立地域性、姓氏宗親、會員明顯重合以及名稱、業務高度相似的四類分支機構。
新規第4條要求，符合成立黨組織條件的，應當成立黨組織；不符合成立黨組織條件的，應當按要求開展黨的工作。新規定同時廢止2001年7月30日發布施行的《社會團體分支機構、代表機構登記辦法》。
中共民政部規定，民間社會團體分支機構、代表機構是社會團體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資格，其法律責任由設立機構的社會團體承擔。
與二十年前的舊規相比，此次修訂最引人關注的變化，在於新增了明確的政治要求，提到堅持中共的全面領導等。
中共為何盯上「姓氏宗親」？
湖北律師鄭文杰表示，中共新規大部分條文主要是圍繞社會團體業務管理進行細化。「有幾個條款，特別是第四條，它透露出赤裸裸的、進一步嚴厲管控民間機構的企圖。」
鄭文杰認為，這部分雖然條文數量不多，卻最能體現當局真實意圖，「它暴露出中共企圖嚴厲地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無死角、充斥著微血管那種控制，這個野心非常令人可惡。」
台灣民主基金會前副執行長顏建發分析：「現在中共越來越強調黨管一切，強化對社會的控制，背後反映出中共對民間自發組織缺乏信心，擔心這些組織會成為反對力量的來源。但這種管控目標很難實現。」
他指出，社會中原本就存在三種最自然的人際連結，包括「血緣、地緣和業緣」。
「以宗親為主的血緣團體，會自然形成網絡；地域性的同鄉組織，無論是湖南、浙江，或更小範圍的地方，也都是天然形成的組織型態；職業團體也是一樣，這些都是很自然存在的。」顏建發說。
律師：中共各級官僚體系普遍消極基層執行力嚴重衰退
儘管當局要求分支機構普遍建立黨組織，但受訪者認為，這類安排未必能達到實際管控效果。
鄭文杰認為，早在數年前，當局便已要求律師事務所、商業機構、民營企業及外資企業建立黨支部，但即使建立黨組織，也難以真正發揮官方期待的控制功能。
他指出，目前中共整個基層行政體系運轉已明顯失靈，「它野心很大，但能力很小」。他說，從中央到基層，各級官僚體系普遍存在消極應付現象。
北京律師張宗憲認為，中共全面控制社會並非始於今日，而是貫穿其整個執政歷史。中共在尚未取得全國政權、仍處於武裝割據時期時，就已經著手摧毀中國傳統社會中具有自治性質的組織。
張宗憲舉例說，中共奪權時曾提出「權力歸農會」等口號，但政權建立之後，「農會基本上連影子都看不到了。」至於城市工會，他認為也早已失去獨立性。
2017年2月11日，福建省連城縣宣和鄉培田古村的村民遊行前在龍頭前祭祀一頭豬。數百米長的「板凳龍」將沿著田園小路蜿蜒前行，穿過鄉村，這是數百年來民間慶祝活動的一部分。(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內部觀察：中共管得越緊人心越遠消極不合作悄然蔓延
多位受訪者指出，這種全面收緊的治理思路，長遠來看恐將付出代價。
顏建發認為，未來可能出現的是普遍性的冷漠與消極不合作，「不服從、不合作，也是一種反抗」。
他表示，任何違背社會自然規律的治理方式，都將付出代價。當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灰色地帶」生存，黨的治理反而會越來越困難。
張宗憲認為，中共面對社會問題，並非透過制度改革化解矛盾，而是不斷加強控制，這將進一步削弱社會與經濟活力，從而出現某種意想不到的局面。
他說，如果國際社會低估中共體制所帶來的長期風險，只著眼於經濟利益，未來一旦中國大陸發生重大變化，其影響可能超越亞洲，波及全球。
張宗憲指出，中國未來數年「可能要過一大關」，相關發展值得國際社會持續關注。
鄭文杰表示，當局正試圖把控制力量延伸至社會每一個角落。不過，他認為，這種全面控制需要龐大的財政和行政成本，「中共現在根本沒這個經濟能力。」
他提到，目前只有中央和省一級行政體系尚能維持基本運作，而中共基層已普遍陷入低效狀態。當局不斷擴大控制範圍，恰恰反映出中共內部焦慮不斷上升，其面臨蘇共末期那種惶恐不安的末世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