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勞動者，為什麼不是產品的消費者？
陳志武在《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中指出，國民普遍高強度勞動、全產業鏈製造能力全球領先，卻難以匹配對等的財富積累與消費能力，其底層根源在於國民所得分配體系中勞動者收入占比長期處於低位。
勞動報酬不足，直接剝奪普通民眾的有效消費能力，催生生產與消費割裂的畸形產業格局：國內工廠大批量生產高端消費品，但一線生產者無力消費，只能輸出海外市場。如蘋果手機和特斯拉汽車，勞動者與自產商品之間完全失去消費對應關係。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認為根源在於制度：包容性制度激發創新與繁榮，掠奪性制度導致停滯與崩潰。
二、西班牙、葡萄牙與英國經濟模式的分野
1、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所謂原始積累」章節中明確指出，17至18世紀大航海時代的西、葡的財富來源是直接掠奪美洲金銀、奴役土著與黑奴貿易，因其資本未轉化為本土工業投資，導致國民所得中占比持續下滑，底層勞動者僅能維持基礎生存，陷於「富源詛咒」。
缺乏對宗主國本土「根據地」的有效建設，沒有先進的制度文明輸出和經營，只有颶風般的掠奪和「鑽頭不顧屁股」式的外向擴張，獲得的財富無法實現良性循環和滾動發展，後續潛能缺失，因而在工業革命爆發前，西、葡兩個海洋大國先後衰落。
2、英國圈地運動完成資本積累後，同時也伴隨著對勞工的極端剝削，引發了著名的「盧德運動」——工人以毀壞機器設備來反抗資本家和企業主的運動，倒逼政府完善工廠制度，提升勞動收入占比，培育本土勞工消費市場，使國內生產的紡織品、機械產品能夠實現本土消化，構建起生產、分配、消費內部循環。
即便英國也依靠殖民貿易獲取海外利潤，但在國家主義視角下，其分配製度兼顧了各方權益，即足以形成良性循環，至今仍是世界主流經濟模式。
3、相較歐陸三國，我國改開大抵是補歷史欠帳，重走工業化的老路。不同的是我國處於後殖民時代，一不存在空白的海外市場，轉而向內挖潛；二天然具有後發優勢，拿來即可。
對比兩種歷史範式可見，我國過去數十年的工業化路徑，在分配結構、產業特徵層面更貼近西、葡模式：依託海量廉價勞動力承接全球加工訂單，利潤更多流向海外品牌方、資本所有者；一線勞動者薪酬增長緩慢，無力消費自產高端工業品，產能高度依賴海外市場消化。
勞動者與商品形成消費斷層，這種結構性割裂，正是西、葡歷史困境的當代復刻。
4、我國人均GDP已達1.2萬美元，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接近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門檻，但是，這個國家主義視角下的生產端和供應端定位，與民生主義視角下的分配端和消費端完全不同——未能如英國那樣，將高產值並未轉化為居民的高收入，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低工資、壓迫工人，恰恰是馬克思著力批判的經濟現象。身為馬主義的東方傳人，一直視萊茵河為自己精神上的母親河，若此，在繼承、學習《資本論》時，應謹防中國模式與西、葡模式的同質化風險，且力避西班牙模式下的以拉丁美洲為代表的中等收入陷阱。
後殖民主義的全球貿易時代，同樣會產生新的海外市場。換言之，有了海外市場，中國模式才得以成型——我們是輸出英國模式，還是西葡模式？
三、「效率優先」，陷於低收入發展困境
1、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確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導向，首要目標是快速吸納上億富餘勞動力、解決全民溫飽、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避免社會動盪，法律政策執法也傾向於維護企業和僱主利益。但因「強生產，輕消費」、「高積累、低分配」，長期弱化勞動者收入，並未擺脫計劃經濟思維約束，因而埋下長期分配失衡的隱患。
「為吸引境內外資本落地建廠，各地出台土地、稅收、用工優惠政策，在初次分配中優先保障企業留存利潤擴大再生產，客觀上壓縮勞動者薪酬提升空間，形成一套『低收入、低成本、高效率』的發展體系。」——共產黨員網
因為財富向企業、財政端集中，普通勞動者收入增長長期滯後於GDP增速，勞動收入僅能覆蓋衣食住行、柴米油鹽等基礎生存開支，難以支撐本土製造的汽車、高端數碼等消費場景，無從升級到休閒健身、旅行遊玩、藝術收藏等高品質消費；年輕人和大量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內卷；購房、育兒、婚戀經濟門檻持續抬高；醫療、養老等長期剛性支出擠壓日常消費，預防性儲蓄意願居高不下，進一步壓縮消費；城鄉、行業收入差距持續拉大。
2、當「中國製造」將國內市場的「內卷」（以低工資、低人權、高消耗為標誌的惡性競爭）以「質低價廉」四處出擊時，以WTO為代表的國際貿易秩序下的外部市場被迫大面積重組，對中國形成嚴苛壁壘，全球化終結，代工模式、效率優先模式無以為繼。
現在，通過第三國生產代理出口的潛行模式，也受到各方圍追堵截，國際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劇，受此左右，國內產能過剩矛盾更加凸顯。
中低收入群體作為消費主力，直接決定經濟體的增長品質。數據顯示，我國勞動報酬占國民所得比重長期低於歐美、日韓等工業經濟體。
前不久發生於比亞迪巴西工廠的勞資糾紛，即具有多重樣板意義，值得細品。
四、改弦更張，重構財富分配體系
從近代西、葡外向型經濟的歷史參照到威尼斯商業帝國的興衰，還有美墨邊境兩邊人民的不同境遇，還有我國的效率優先戰略，外向型代工模式，無不證明制度基因決定國家命運這一定論。生產與消費割裂、國富而民不富，只是結果。
反觀同處於生產過剩時代的北歐模式，經濟低增長與工人高工資、高福利共生，內在邏輯是財富分配；政府倒閉一萬次，民眾福利仍堅挺如初，仍是財富分配。
在社會發展轉型的節點上，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既是化解內需不足、平衡勞資收益、產業結構失衡的核心抓手，也是化解《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和《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必經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