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低迷，商場空蕩蕩。圖為2024年6月5日，人們在上海陸家嘴金融區的一家購物中心購物。(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接上文）消費與居民資產層的8個指標已講完，下面談「中國總體經濟內需壓力測試矩陣」的第二層，即貨幣與財政宏觀調控層的8個指標。貨幣與財政宏觀調控層，針對的是政策極限與分配總量盤。
9. IMF擴充口徑財政赤字率
一般認為，適度財政赤字可以通過擴大政府支出來直接拉動內需，但赤字率過高，會導致債務尾大不掉，造成「擠出效應（Crowding Out）」、「李嘉圖等價假說（Ricardian Equivalence）」以及通脹預期等問題，壓制民間消費。現在中共政府問題就是財政赤字率過高。
中共官方對外公布的赤字率，僅包含了中央一般公共預算與地方一般公共預算，無法反映實質全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中國第四條款磋商報告》中，特別制定了一個新指標——擴充口徑赤字率，核心邏輯是將原本隱藏在預算外的、實質由政府信用背書的流量全部「還原」，即一般公共預算赤字+政府性基金收支淨赤字+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與特別國債（新增融資淨額）+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新增淨融資。
根據IMF《全球財政監測報告》（Fiscal Monitor）與《中國第四條款磋商報告》（可結合中共財政部與央行每月的社融及專項債、特別國債發行流量進行交叉測算），中國的IMF擴充口徑赤字率，2025年約13.2%，2026年預估為14.3%。（不過，IMF預估2026年上升至14.3%的一個前提是GDP平減指數持續為負，但GDP平減指數實際上已經轉負為正了，因此該數值將下調，預計落在11.8%至12.5%區間，與2024～2025年基本持平或略有改善。）
中國2030年的IMF擴充口徑財政赤字率及相關指標，本文分四線預測如下:
IMF擴充口徑赤字率是相對接近真實狀況的數據，2016年首次超過10%（為-10.2%），之後一直都10%以上，最高衝到15.8%（2020年）。此外，在2008年之前，IMF擴充口徑赤字與官方名義赤字率之間僅有0.3%～1.5%左右的統計微調。但2009年四萬億計劃後，地方融資平台（LGFV）野蠻生長，兩者的鴻溝在2016年擴大到7%以上。從2015年和2025年的兩輪超大規模「地方化債置換」可以看出，當局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把高風險、隱蔽的城投債，大批量轉移、打包到相對透明、法定的地方專項債、公債中。但是，第一輪「地方化債置換」幾乎沒有效果，地方債務瘋長；第二輪效果，現在難說。
顯然，中共政府的債務負擔是非常沉重的。相對而言，官方赤字率顯然在誤導，自欺欺人（見下表）。
2020—2026年三口徑中國財政赤字率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IMF擴充口徑赤字率，對中共的政府債務依舊發生了嚴重的低估，因為在中共的宏觀政策工具箱裡，「政策性金融債」（類似國債）與「准財政信用工具」等實質上扮演了不需要報人大審批的「隱形財政」。實務中，央行通過PSL（抵押補充貸款）印鈔給政策性銀行，政策性銀行再以極低的利率、極長的期限批發給地方政府或指定國企。在法律形式上，這是央行給政策性銀行的貸款；但在經濟實質上，這就是「財政赤字貨幣化」的中國變體。
如果將「三大政策性銀行的新增淨髮債額度+央行向政策性銀行注入的PSL淨流量」作為「准財政修正參數」納入計算，那麼，2025年的IMF擴充口徑赤字率將從13.2%躍升到15.8%～16.3%，2026年上半年估測為14.5%～15.2%（經平減指數轉正修正）。中共債務的真實情況，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10.廣義政府公共預算支出增速（扣除公共社會福利支出後）
這是一個衡量政府在剔除民生保障開支後，對基建、行政和一般公共服務、及逆周期調節等其它公共領域實際投入力度的宏觀經濟指標。其對消費的影響，呈現出弱拉動甚至擠出的特徵。
廣義政府公共預算支出，它涵蓋了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以及社會保險基金預算等在內的全部政府財政支出總和，能全面反映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實際資金支配規模。
根據中共財政部發布的年度決算、預算報告，以及IMF的年度《中國第四條款磋商報告》中對廣義支出（Augmented Expenditure）與民生社保支出的穿透核算，發現（見表1）：
2025年和2026年上半年，公共社會福利與就業支出增速，顯著低於廣義政府公共預算支出增速（扣除社會福利後）。也就是說，當2026年上半年民生支出增速腰斬至1.5%的極低水平時，供給側注入仍維持在5.3%，導致大眾部門的體感寒冷（消費與就業兜底力度減弱）而「新質生產力」產業的資金仍在持續滴灌，這直接解釋了為何宏觀產能充足（到過剩）與微觀消費低迷同時並存。
而這種情況，早在2018年就發生了。2018年中美貿易戰與金融去槓桿成為了歷史分水嶺，財政資金徹底與大眾口袋脫鉤，缺乏直接對居民端的轉移支付（如直接發放消費券、大幅提高基礎養老金等），導致「廣義政府公共預算支出增速（扣除社會福利後）」越高，供給側產能就越過剩，而微觀終端需求修復就越困難。
表1：2018—2026中國廣義財政總支出增速及其兩個分類
如果回溯歷史，2000年以來的中國廣義財政總支出增速可分為三個階段，這就看得更清楚了（見表2）。第一階段，公共社會福利與就業支出增速比廣義政府公共預算支出增速（扣除社會福利後）低0.8%，基本持平；第二階段，房地產大爆發，財政用於棚改、拆遷補貼、扶貧等的資金大增，致使前者比後者高出5.6%；但是，2018年後者歷史性反超，此後的第三階段，後者比前者高出3.0%，供給側全面壓制民生面。
表2：中國廣義財政總支出增速的三個階段
對比「廣義政府公共預算支出增速（扣除公共社會福利支出後）」與「廣義社會保險與醫療財政總支出占GDP比重」，當前中共財政支出的「撕裂感」立即凸顯。
2025年廣義社會保險與醫療財政總支出約為13.9萬億元，占GDP比重10.5%；2026年上半年，比重已剛性爬升至11.2%。但是，廣義政府公共預算支出增速（扣除公共社會福利支出後），卻從2025年的4.1%，懸崖式跌落到1.5%。難道這兩者不矛盾、數據沒出錯？
不矛盾，數據也不錯，「占GDP比重上升」與「占財政比重下降」能同時成立。
廣義社會保險與醫療財政總支出占GDP比重，指標中分子（福利支出）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剛性爬升」，分母（名義GDP）漲得快，所以占比上升，這就是為什麼政府和老百姓都覺得這筆負擔極重。
既然民生福利支出的絕對值在大幅上漲，為什麼它在財政總盤子裡的比例反而下降了？是因為政府發債（廣義財政分母）的擴張速度，遠遠超過了民生福利的上漲速度。中央財政在2025、2026年靠前發力，連續發行了數萬億元的超長期特別國債和專項債，導致廣義財政總支出（分母）被瞬間撐大，而且這些巨額資金嚴禁流向民生，全砸向了科技、晶片、製造業設備更新（供給側），這就硬生生把民生福利在廣義財政總支出的占比稀釋了下去。
工廠在發債托舉下打開馬力，大眾在GDP分配結構中捂緊口袋，這就是這兩組數據同時成立、互為因果的宏觀經濟面貌。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