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起惡性家庭暴力案的調查
本刊記者/胡慶波 李雲虹
今年24歲的女孩夏紅玉，被活活地挖出一顆眼珠，而兇手就是她的丈夫。丈夫被判8年有期徒刑，但法院認定其患有精神病，目前住在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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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來，夏紅玉一邊忍受著疾病的煎熬，一邊奔波上訪，討要她應該獲得的賠償。
2006年12月14日，夏紅玉接到北大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李瑩律師的電話後，來到武漢，重新安裝了一隻義眼(假眼)，以前的義眼只要走路一快就會掉下來，「每當這個時候，我都會特別尷尬，到處找『眼睛』」。
現在每天晚上，夏紅玉都要將義眼取下來，放到水杯裡面浸泡。然後滴眼藥水，「如果不用眼藥水就會發炎，會影響我的左眼」。
「丈夫挖掉了我的右眼」
農曆2004年的10月29日，我生小孩後的第17天。有三個朋友來看我，我的丈夫牟倫勝還十分熱情地招待了她們，陪著說話、聊天。
她們是上午10點鐘過來的，12點多鐘離開的。她們走了以後，我就上樓準備睡覺。牟倫勝跟著我一起進到臥室，並向我提出那些無理的要求，要求跟我同房，我很堅決地拒絕了他。
他當時很氣憤，但是也沒有說什麼。生小孩後的那個月我總是感覺很累，於是也沒有理他，鑽進被窩裡面很快就睡著了。
大約下午兩點多時，我從睡夢中驚醒，發現嘴巴被被子捂了起來，感覺好像有涼涼的東西——就是螺絲刀，到我眼睛邊來了。我用手去把它撥開，大喊幹嘛呀……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是要挖我的眼睛！
我雙手亂抓、亂撲的，從床上滾到了地上。滾到地上的時候，我才發現他手裡面竟然是兩把螺絲刀。牟倫勝在挖我眼睛的時候還說：「把你眼睛挖掉了，我還是可以養你一輩子的……我得不到你，我也不讓別人得到你。」
我拼命地喊救命：「媽，你快點來救我呀，他要挖我眼睛。」他(牟倫勝)媽和他叔叔牟方志聽到我的呼叫聲，一起從樓下到樓上來了。
那時，門被他反鎖著。
他媽說：「隨便你們怎麼樣，我不管了！」
聽到這句話後，他一下子就下定決心，手就上來了……
夢魘一般，我的眼睛被他活生生地挖掉了！
好多的血——地上、他的手上、我的手上……
隨後，他從我身上起來，走到門口，把門給打開了。
他媽走了進來，不過不是問我怎麼樣，而是馬上把孩子以及我的手機拿走了，而手機是我當時和家人唯一的聯繫工具。
他叔叔走了進來，把躺在血泊中抽搐的我抱到了床上。我用微弱的聲音求他：「叔叔，你們把我送到醫院去好嗎？我就想見一見我的父母親，死了就可以了，死了就甘心了。」
他說：「你等一下，我馬上打電話把你哥哥(我丈夫的哥哥牟倫新)給叫回來。」
牟倫新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的時候看到我說：「夏紅玉你先忍一下，我們商量一下再說。」他們就走了，然後就剩我一個人。
出事的時候大約下午兩點，到醫院去的時候已經四點多了。
牟倫勝把我的眼睛挖掉後，表面上判處了8年有期徒刑。他哥哥為了包庇他不坐牢，就說他有神經病。其實根本就不是因為他有什麼神經病來挖我眼睛的。至於法官量刑中提到的投案自首，更是子虛烏有的事。
慘遭輪番強暴後被迫嫁人
也許很多人都想像不到，造成我終身殘廢並毀掉了我一生的幕後真兇是牟倫新——我丈夫的哥哥。因為如果不是他當初強姦我的話，他弟弟也不會這麼對待我；如果不是因為牟倫新在警察的位置上，他弟弟根本就不敢這麼對待我。
就是2003年吧，牟倫新還是我們毛垻鄉派出所的副所長兼指導員。那時候我根本就不認識他，他利用警察的身份在我們派出所的戶籍裡面查到了我的檔案。他要給弟弟介紹一個女朋友，可能我的命運就該如此吧，偏偏就查到了我的身上。
農曆2003年的臘月十八，他請我們大隊書記做媒要求見面。當時我是不願意去的，但是那個大隊書記和我爸爸的關係比較好，礙於情面，所以我答應見面了。
我在他們警局五樓第一次見到了他的弟弟牟倫勝，他穿著一身保全服裝，看起來完全正常。當我們見過面之後，我並沒有說答應，也沒有說不答應，只是說再考慮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面。
2003年的農曆臘月廿四，牟倫新來到我上班的地方，就是湖北省利川市的一家西餅屋。他叫我去他們家玩，因為我們過年的時候比較忙，我也沒有時間，所以沒有答應他。
他在店裡面轉了一會兒，看我沒有理他，就走了。
臘月廿九的那天晚上，這個我永遠都無法忘記的日子。我就要回家過年了，牟倫新七點多鐘來到了我租房的地方，他問我什麼時候回家，說是回家的時候跟他說一聲。
然後他走進來，把門關上了。我當時雖然心裡一驚，但還是天真地認為他只是來問一下我，然後就會走的。誰知牟倫新把槍放在我的枕頭上，捂住了我的嘴……
2004年農曆的正月初十，晚上兩點多，他又帶他弟弟來同樣地對待了我。
21歲的我，兩度遭遇強姦後懷孕。牟倫新便作主把我嫁給了他的弟弟。
艱難維權路
牟倫勝被湖北省咸豐縣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8年，並判賠償夏紅玉56136.4元。由於牟倫勝沒有財產，夏紅玉一度無法獲得她的民事賠償。為此，夏紅玉曾先後5次赴省進京上訪。此事經媒體披露後，引起了社會的強烈關注。
「中央電視台《半邊天》欄目的記者過來以後，法院給了我第一批的傷殘費和醫療費。5萬多塊錢已經賠償給我了。但是，後續治療的9萬多塊錢，到現在法院還沒有判決。」 夏紅玉介紹道。
「2006年2月21日的那天，想去看一下幾乎兩年沒見的小孩，於是，我和中央電視台《半邊天》欄目的記者走到他們家。他們家又打記者又砸相機的，然後把我還扣在那個地方不讓我走。我打了兩次110，和我們一起去的司機也打了110，可是都沒有出警。」
談起這次經歷，夏紅玉異常地平靜，她說：「如果某一天，我遭遇了什麼不測，或者不明不白地死了，我希望媒體能夠再繼續關注我一下。幫我澄清我的冤屈，查出我遭遇不測的原因，那樣就算死了我也會甘心的。因為在我們利川市警局，以及牟倫新他們那邊，我永遠只是一個弱勢群體，一個弱女子。」
多次接待過夏紅玉的湖北省婦聯工作人員繆欣曾對媒體表示，湖北省婦聯為夏紅玉做了大量工作。事情剛剛發生的時候，湖北省婦聯主席曾經給過夏紅玉2000元錢，同時還募捐了一些錢。他們還聯合法律援助機構為夏紅玉提供法律援助，也參與推動了對牟倫勝的三次精神鑑定。至於現在的民事賠償執行問題，他們也聯合省公安廳做了一些工作，並已經為夏紅玉辦理了殘疾證和低保。
另據《湖北日報》2007年1月5日消息，由於牟倫勝沒有財產，夏紅玉無法獲得她的民事賠償。為解決這一問題，2006年12月省、州、縣三級法院對夏案進行了司法救助，為夏紅玉送去了5.6萬元的救助款。」
如果說，此前的種種反映了夏紅玉的不幸，但此時，她又是許許多多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的一個幸運兒。
(與陝西電視台《華夏點擊榜》聯動)
(摘自《法律與生活》半月刊2007年2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