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年的北大，像1910年代的北大一樣，是西學東漸和西潮東漸的一個窗口，是各種思潮傳播和衝撞之地。不同於1910年代，1950年代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已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和列寧史達林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論。儘管如此，自由主義的元素在北大的校園裡仍然隨處可見，可感。
共產主義是夾雜在19世紀西歐的自由主義大潮中發軔的。經過俄國的革命，在20世紀2、30年代它被很多西歐知識份子所接受，甚至成為一個主流。當這股潮流東漸到中國的時候，我和我的許多同學都無區分地接受了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二者。我們這一代很多人都經歷過國民黨時代的軍政或訓政，對反對它的中共有一種「合乎潮流」的認同。
然而，北大的自由主義環境和教育，漸漸使我們認識到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是不能相容的。特別，現代科學的實證精神和方法並非僅僅與中共一兩個政策相矛盾，而是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根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君臨一切之上，是難於共存的。所以，一批傾向自由主義的青年知識份子與共產黨之間的離異，或遲或早，是註定要發生的。「反右運動」只是加快了離異的進程。
北大右派青年在1957年爭取的自由，同1956年布達佩斯學生爭取的自由實質上是一樣的。現在，匈牙利事件在歐洲已被公認為歷史上一個重要標誌。它是1848年自由主義革命（也曾在布達佩斯發生，也是《共產黨宣言》發表的年代）以來歐洲又一次的為自由而戰。1957年在中國的衝撞，終結了東漸而來的自由主義，但也使共產主義開始在中國虛化，退潮，在一代人的心中幻滅。本文回憶我還記得的那個年代的幾則故事。
以下兩篇文章分別寫於2004和1990年。現作了少許技術性改動，供反右50年會議參考。
——作者於2007年2月12日。
一、1986年「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事件回憶
1986年11月14日，星期五。我前一天晚上剛從義大利回到北京，並準備於當天下午離京去上海、寧波，再回合肥上課。在北京暫短逗留的半天裡，我和李淑嫻去許良英家。開會。只有4個人，許良英、劉賓雁、李淑嫻和我。論題是：反右運動快30年了，我們能做些什麼？一致的意見是，在1987年春舉辦一次「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大家討論了會議的議題以及有關組織的方法。最後，要我根據這些意見起草一份會議通知。在南行的旅途上，我寫了初稿。到合肥後，迅即寄給了許。他們修改後，就散發給了可能的參加者。這就是後來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中央收集在批判劉賓雁材料中的黑「通知」。全文如下∶
「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
______先生：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即將滿三十周年了。反右運動是值得研究的，因為，不了解反右運動，就不能全面地了解的三十年來的歷史，也就難以認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撥亂反正和推行改革的歷史性意義，也就很難深刻認識目前我們面臨的問題和 我們社會中蘊藏的蓬勃生機。
反右運動的許多當事人，已年過花甲，應該及時把有關史料收集和保存下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使這一段歷史變成留給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識。為此，我們發起舉行學術討論會，開始這一歷史研究，其主題應包括∶
1.史料的收集，當事者的經歷或見聞，統計數據；
2.反右運動的國內和國際背景；
3.反右與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等運動的關係；
4.反右對政治道德的影響；
5.反右運動的歷史、社會根源；
6.反右之後「左」 派及右派的運動軌跡；
7.反右與今天的開放、改革、現代化。
我們邀請您參加討論會，歡迎提出自己的報告，請告知您的報告題目，每個報告限在一小時左右，會後將根據報告，選編成文集出版。
會議時間：1987年2月3-5日
會議地點：北京（具體地點待定）
費用：全部自理，確有困難者請來信告知，以便為您籌措
收到通知後，請您於1986年12月31日以前回信，告知您是否能參加，以及您參加會議的報告題目。
聯繫地址：北京中關村812樓704 許良英。
發起人
許良英 劉賓雁 方勵之
1986年11月
在許良英家的籌備會上，沒有討論我們幾個發起人應當講什麼。許、劉兩位都是出了名的右派，做為當事人，或做為見證人，他們都不乏講題。按當局的規定的級別，右派份子（非學生）共分六類，一類最大，六類最小。學生右派份子分四類。許和劉都是第二類右派。李淑嫻是第六類。我則是類外，沒有右派的正式名銜，而是「內控」，不及他們3個。所以，我當時並沒有想好講題。反正還有兩個月時間可以慢慢去想呢！
事情發展就是快。「通知」發出不到一個星期，1986年11月30日，科技大學學生貼出第一張小字報，質問人民代表候選人是由誰定的。12月5日，學生上街遊行。隨後觸發了全國29個城市中的156所大學學生上街遊行。不過，科大的局勢很快穩住了，3天之後，學生上課，教師授課，逐漸回歸正常。12月9日，管惟炎校長要我就科大局勢的穩定與胡啟立（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通過一次電話，向他澄清一些有關科大的不實報導。胡沒有說什麼話，至少沒有我記得住的重要「指示」。 大概是風暴之前的無言和沉默。根據經驗可以預感，運動要來了……。
果然，兩天後，李淑嫻從北京打電話來，許良英告訴她，《人民日報》社領導要求劉賓雁退出「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隨後，李淑嫻不斷打電話來，催我趕快回京。我的課程——近代物理——於12月31日上午結束。趕到北京，正好是1987年元旦。第二天，1月2日，中共中央下達1987年第一號文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正式啟幕。隨後兩個星期，報紙上的頭版新聞是：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組科大，免去管惟炎科大校長職務，撤銷方勵之科大副校長職務；1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決定，開除王若望黨籍；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報，接受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請求；1月19日，中共安徽省紀委決定，開除方勵之黨籍；1月25日，中共《人民日報》機關紀委決定，開除劉賓雁黨籍。許良英漏網，據說是鄧小平一時說不出許良英的名字。就此，「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也成為標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事件之一被記入中共的文件。
雖然「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夭折了。我還是記下了我在1957的片斷經歷，以備不時之需。這就是寫於1990年的下文「1957年和我」的來源。所以，上述的「通知」（1986年）應是下文（1990年）的一個前言。
（2004年9月，美國Tucson）
二、1957年和我
北戴河的自由元素和權力之鞭
1956年8月底，我從北大畢業，隨即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從事核反應堆理論研究，它屬於中國核武發展項目。
報到之前，有一個多星期的假期。一想到學生生活就此結束，這已是最後一個暑假，因此，決定去玩一番。於是，我和同學李清潤相約一起去山海關，秦皇島和北戴河。向虞富春教授借了15塊錢，就上路了。李淑嫻那時已開始工作，而且在我們之前她已去過北戴河，故未參加我們的旅遊。
15塊錢的預算，不容我們有從容的吃、住、行。在4天的旅程中，一夜在秦皇島的一個小學教室里借住，一夜在北戴河的海濱浴場的更衣室里偷住，一夜在火車上。累極了，但興奮至極。因為，20歲的我，還是第一次登上天下第一關，站在長城的起點。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秦皇島外，遠遠的漁帆點點，正在暗蘭發紫的海的波濤上起伏前行。這時候，真想作詩，如果能夠比普希金的《致大海》作得更好的話。
再見吧，自由的元素，
這是你最後一次在我的眼前
滾動著蔚藍色的波濤，
和閃耀著驕傲的美色。
普希金寫《致大海》時，也才25歲。為什麼就是「最後一次」？至少，不完全適合我當時的心境。不管它。
按歷史記載，差不多同時，毛澤東也來過北戴河。可能他也被大海感動了，也想作詩，結果他填了一闕詞。其中有一句「秦皇島外打漁船」，證明他也看到了漁船，說不定他同我們看到的是同一批船，因為那時的漁船真的不多。不同於我們的是，漁船和大海沒有使他想到自由的元素。他想起的是因霸業成功而躊躇滿志的曹操。他的詞中有一句「魏武揮鞭」，可見他得意的是有了一條曹操那樣的王權之鞭。
不到一年，權力之鞭果真抽向了自由的元素。這致命的一擊，使那一次面對大海真成了我的最後一次。直到22年之後，我才有機會再一次面對海洋。
像所有年輕人一樣，不少物理系的學生喜歡詩和音樂。普希金、席勒、海涅，裴多菲……像拉普拉斯、馬克士威、波爾茲曼一樣被熟知。每天晚飯後，北大廣播台播放半小時的音樂，其曲目皆由物理係數學系同學選擇和提供。當時，我們常常被告誡，海涅的「夜鶯」、聖桑的「天鵝之死」、貝多芬和席勒的「歡樂頌」等等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非共產主義的。不過，並不真懂，自由主義同共產主義到底有多少衝突？海涅不還是馬克思的朋友嗎？海涅的一些抒情詩，不還是由恩格斯譯成英文的嗎？
第一次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真正感到不適，來自列寧。
周末沙龍：量子力學——海森堡，列寧
1957年春夏，我每星期六去北大。因為當時李淑嫻在物理系工作。她擔任蘇聯專家的翻譯。1956年秋後，根據中蘇聯合作協定，蘇聯派了一批專家來北大，授課及研究。每個專家都配有一兩個翻譯協助工作，口譯和筆譯。這些專家的水平，大約相當於北大的講師或副教授。但是他們的待遇則大大超過中國的正教授。僅就他們占據的辦公室而言，也比中國教授的辦公室大為排場。
每星期六晚上，李淑嫻的專家辦公室，就由我們占據。那時候，我們似乎都有用不完的精力。雖然相愛至深，但不想結婚，我們的原則是立業之後才有權成家。甚至，星期六晚上的卿卿我我，也覺得是浪費光陰。於是，我們常約倪皖蓀（同班同學）或其他朋友一起活動。倪是另一個蘇聯專家的翻譯。因此，每星期六我來北大時，常是幾個人一起討論問題，談談一周以來的讀書或研究的心得。我們的一個的「雄心」是，以這個周末沙龍為凝結核，慢慢地吸收更多的人來參加，說不定會發展成一個學術集團。這樣，從1957年春天開始，幾乎每個周末，我們都要在北大放言高論一番。論題主要是物理的，哲學的，也有政治的。
大部分的議論早已淡忘了，但有一件事至今記憶猶新。那是有一次我們討論海森堡（W. Heisenberg）的一篇科學哲學文章，當他論及有關量子力學解釋的爭論時，曾說，「蘇聯布洛欣采夫（Bloshinzev）對量子力學的『新』解釋只不過是為了適應列寧對馬赫的政治批判而已」（大意）。對列寧如此出言不遜，使我們為之一震！在當時的中國，列寧屬先知至聖，絕對找不到任何的中文出版物，會使用海森堡那樣的語言對列寧說三道四。
然而，物理學的論證又使我們不能不去認真思考海森堡的的論斷。我們在大學所用的一本教科書，正是布洛欣采夫寫的《量子力學教程》。布洛欣采夫一書的第一版是採用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解釋，即波爾和海森堡的解釋。40年代末，蘇聯發動了對資產階級科學的批判。哥本哈根學派是批判對象之一。布洛欣采夫在第二版書中轉而批判哥本哈根解釋。他自己也聲稱，他提出「量子力學新解釋」就是要批判並取代那些「資產階級的量子力學學派」。雖然，布洛欣采夫的「新解釋」 還不算李森科式的偽科學。但是，顯然地，「新解釋」是動機於政治而不是物理。儘管如此，布洛欣采夫並沒有用非物理的語言來討論物理。還是可以接受的。列寧的文字則不同了。請看：
既然……不是明確地承認時間和空間的客觀實在性…也就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一直滾到「終極原理」和「第一推動」中去，因為，他們使自己失去了防止超出時間和空間界限的客觀標準。如果，時間和空間只是概念，那麼，創造它們的人類就有權利超出它們的界限。資產階級教授們就有權利由於保衛這種超越的合法性，由於直接或間接地擁護中世紀的「荒誕事情」而從反動政府領取薪金了。（《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
據說列寧是以「邏輯嚴密」著稱。但是，什麼邏輯能把「從反動政府領取薪金」作為否定「超出時空界限」的一個物理理由呢？顯然不符合物理學的常識。海森堡的評論並沒有完全動搖列寧在我信仰中的地位。但是，第一次迫使我看到，在科學與非科學二者之間，我無疑應當選擇前者，不論那些非邏輯的著作曾有過怎樣的神聖光環。
所以，既使沒有任何其他的影響，我們的周末沙龍的後果多半是使參加者從追隨科學開始，漸漸地偏離共產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有些史家認為，如果毛澤東在1957年不發動「反右派鬥爭」，不大規模迫害知識份子，就不會造成後來知識份子與共產黨之間的衝突。這不完全正確。因為，知識份子，至少像我們讀書小組這類青年人，之所以偏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由於賽先生的引領。科學的實證精神和方法並非僅僅與一個「反右」政治運動相矛盾，而且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根基——馬克思列寧主義君臨一切之上，是難於相容的。所以，一批青年知識份子與共產黨之間的離異，或遲或早，是註定要發生的。
反右運動只是加快了離異的進程。
是「陽謀」嗎？
1957年3月，科學院黨委向北京各研究所的黨員傳達了毛澤東的兩個新的講話。我也去聽了。在講話中，毛澤東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並懇請黨外人士批評共產黨的各種錯誤。特別是針對三害，即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敬請批評 .運動簡稱為「鳴放」。
據毛澤東自己後來的解釋，他號召「鳴放」是一個「陽謀」，即一個圈套，其目的是引誘對現實心懷不滿的人批評共產黨，然後聚而剪除之，從而鞏固共產黨天下。這種解釋似乎暗示毛澤東在事前一切都有神機妙算，似乎他早已料定，他準備加以剪除的那些人一定會及時地中計「鳴放」，然後他可以用「反右派」運動及時地整治這些社會主義的敵人。
在我看來，「陽謀」說只是部分正確。一個證據是，毛澤東早在5月15日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即已開始從「鳴放」轉入鎮壓。如果他是一切都有預謀的，那麼這意味著，在5月15日他認為，那些該中計者大多數已中了計，是收網的時候了。可是，直到5月15日，大學裡還沒有一張大字報，學生的大鳴大放還沒有開始，「右派」的一個主力軍——大學生——還沒有出場呢！這至少證明，毛澤東沒有估計到，大量「思想好」的學生也會投入「鳴放」，參加批評共產黨的行列。按他的估計，在共產黨領導的大學裡培養的年輕知識份子，是他的政權的受益者，故而是支持者。
應當說，他的估計並不全錯。當時，我及我認識的同齡北大人，極少自覺地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持對立政治立場。不同的只是對當局的支持程度，有的狂熱，有的溫和。所謂「落後份子」，也多不是由於有政治異見。正因此，當大學之外的「鳴放」已令毛澤東感到「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時後，大學生卻尚無動靜。
至於我所在的核反應堆小組，因為數值計算正緊，更少介入「鳴放」。向科學進軍已經夠忙了，何談「鳴放」。而且，「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對自然科學來說了無新意。自由爭辯對發展學術之必要，無需毛澤東用長達4個小時的報告向自然科學家去廢話，300年前的伽利略時代的歷史就有結論了。
我們仍日日浸沉在計算中，沒有「鳴放」，只有算盤聲。
3月，4月，5月上旬，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了。感不到陰謀，也感不到陽謀。
《是時候了》
5月18日，星期六，我仍照例去北大。我們仍照例在李淑嫻的專家辦公室里，照例的約會，照例的闊論高談。
校園裡，同平時的周末一樣，如鏡的未名湖、智慧的花神廟、沉默的鐘亭，淨潔而且寧靜。
5月19日，潘多拉盒子打開了。
歷史系的學生首先發難，用斗大字的大字報質問：「團代表是怎麼產生的？」（29年後， 1986年，科大上街遊行學生的質問，如出一轍。）
接著，第二天，星期一，在北大學生往來最多的大飯廳東牆上，出現了一張醒目的大字報。是一首詩（又是從詩開始）。題目是《是時候了》
青年人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一齊都寫在紙上，
不要背地裡不平、背地裡憤慨、背地裡憂傷，
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來見一見天光。
………
作者是兩個中文系三年級的學生，沈澤宜，張元勛。旋即，各色各樣的大字報從原本寧靜的各個角落潮水般地湧出。學生的鳴放真正開始了。
1989年春天，沈澤宜到北京天文台來找我。雖然他為這首詩付出了20多年的歲月。曾被流放西北。頭髮業已斑白。但是，一當談起《是時候了》，他的眼神依舊放出炯炯的光彩。他在為我背誦這首詩時，似乎依然是32年前的那種激情。的確，它是一首值得驕傲的詩，它是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與共產黨大衝撞的第一響。
很清楚，《是時候了》所渴望的，不多也不少，就是自由主義。就是海涅式的自由。
「一棵樹長到了我的墳墓之上，
年輕的夜鶯在她枝頭歌唱；
它歌唱如此純潔的愛情（自由）啊，
就是在夢中，我也聽得如訴衷腸。「
北大學生最有名的右派雜誌——《廣場》，只出過一期，首篇即是《自由主義者宣言》。海涅雖是馬恩的好友，但他從不認同馬恩合寫的《共產黨宣言》。終於感到了，也看到了，在意識形態上，自由主義者宣言與共產主義者宣言是水火難容的。
死結——三害根源
北大大飯廳一帶的衝撞目標，一開始就不是指向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具體三害，而是指向了一個根本：三害的根源在那裡？三害的社會根源在那裡？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根源在那裡？
這可能是毛澤東和中共當局沒有料想到的，但又不得不面對的的問題：既然承認有三害存在，那麼，就應有根源。這個問題是《是時候了》之後，學生大字報的一個主旋律。不幸，按照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這個問題是不准也不能討論的。因為，研究三害的根源，不可避免地要評定現行社會制度的優劣。然而，十月革命以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不容置疑的。至少，不論如何評定，結論都必須是：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不幸」，教育使學生習慣於對任何事都要尋根求源。三害根源自不例外。沒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它被研究之前就規定它的答案，否則只是預設，不是論證。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擁護，也不能為預設所替代。所以，從學生一上場，他們與當局的衝突就是原則性的：是崇尚自由思考和科學的論證，還是對威權的迷信和崇拜？
顯然，這是一個無法調和的死結。
因此，在大學裡，三害根源一問，把「鳴放」的發動者逼到了料想不到的困境。雖然，青年知識份子當初的動機，絕非有意想給鳴放發動者製造困境，更不想爭奪領導權。相反，對民主黨派要求的「有職有權」等等，在學生中極少共鳴和呼應。學生呼喊的不是「權力」，而是天賦的自由「權利」。當時認同民主黨派的學生很少，可能比同情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托派）的學生還少。民主黨派，從來只是看守所式的政治花瓶。學生大字報中，對於共產黨的所作所為的意見，大多集中於肅反和胡風問題。這與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共20大的秘密報告直接有關。
赫魯雪夫的報告在社會上是嚴禁流傳的。然而，在北大，蘇共《真理報》和西方報刊的報導都看得到，不同的中文翻譯版本在學生中間流傳，並用小字報貼了出來。許多人都不同程度地知道報告的內容。史達林，也曾是這一代人心目中的偉人。1953年，當他的死訊傳來時，不少同學落下了淚，是真的淚（與1976年9月9日的嚎棺完全不同）。難道他竟然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名濫殺無辜的暴君？事實俱在。使我們不能不重新思考肅反，思考胡風問題，重新思考自己信仰的事業。（李和我去過布達佩斯，幾位經歷過匈牙利事件的物理教授與我們同齡。他們指著1956年留在建築物上的彈痕，談到他們當年對史達林，對蘇聯共產主義的幻滅，竟然同萬里之外的我們一樣。）
權力之鞭與自由元素之間的和平相處期，就此結束。一場衝突勢不可免了。
內疚與給黨中央的信
「北大出事了」的消息，第二天就傳到近代物理所。不過，我們的研究工作並未受到影響。隨後，每天都從北大傳來越來越令人坐不住的消息。但那一個星期里，我還是照例堅持到周末，即5月25日星期六，才去北大。
那天，李淑嫻、倪皖蓀和我談論的主題，是大字報。我們3個都是共產黨員，在學生時代又都擔任過青年團的職務。所以，原則上說，我們屬於「鳴放」所批評的對象，即大字報批評的對象，而不是「鳴放」參與者。確實，我們沒有任何寫大字報衝動。然而，大字報引起我們的深思。大字報中批評的問題，我們也有過，的確也在大學裡傷害過人，包括我們的同學。作為共產黨員的我們，是否也對三害負有責任？
答案是肯定的。儘管在我們在大學的那幾年，沒有大規模的階級鬥爭，但由於青年團工作的一個最高原則是「作黨的助手」，所以，我們回想起，我們同樣因此而傷害過一些同學。比如，1955年初，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訪華，要北大的學生去飛機場歡迎，本來是件小事。但因毛澤東、周恩來等所有中共領導人也都在機場，一個簡單的歡迎式，就成了一個「嚴重」的政治任務，要求我們在挑選歡迎者時，按階級鬥爭觀念處理。結果，一些「思想落後」的同學由於被認為「不可靠」而不准參加。這些同學受到嚴重的岐視和傷害。更嚴重的傷害發生在「肅清反革命份子運動」 中。雖然學生里並沒有反革命份子，但在為時一個月的運動中，一些「思想落後」的同學遭到猛烈的無道理的批判。這些批判會的組織和主持，我們都參與過。我們感到內疚。
因而，深感應當改進共產黨青年團的工作，以使那樣的傷害不再會發生。為此，倪皖蓀動議，我們聯名給黨中央寫一封信，提出我們自己對改進共產黨及青年團的工作的看法。李淑嫻和我，都同意了。
6月2日，星期日，我再去北大時，倪皖蓀已擬好了信的大綱，很長，3張8開紙。其中討論了共產黨的各種缺點和錯誤，包括理論上的教條主義、思想上的主觀主義、作風上的宗派主義等等。經過一下午的討論，大綱被改定。並分工由倪寫主要部分，李寫有關青年團部分。我本也很有興趣寫一部分，但核反應堆的工作太忙，不容抽身。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的日子
時間又過了一個星期。6月8日，又是周末，我又去北大。
天已變了。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毛澤東起草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一份黨內文件。一場「反擊右派份子」的階級鬥爭，正式開場。
幾十年間，中國共產黨發動過的階級鬥爭，雖然名目極為繁多，但其鬥爭的基本過程和方式卻大同小異，可以用一個通用的程序來操作。這個程序中有以下幾個關鍵的子程序。
1，確定鬥爭對象。按規定，階級敵人的數目一定是「一小撮」，即不超過百5%.因此，運動領導者的一個任務就是保證達到這個數字，誤差越小越好。李淑嫻後來被定為右派，而我得以倖免，全賴於誤差範圍太小，兩個人不能同時擠進。
2，構造罪名。按規定，凡右派份子（××運動時，則用××份子）的罪名，都應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因此，運動領導者的任務是構造罪名，使之達到反黨反社會主義。北大曾有一張大字報，內容是批評北大理髮店不講究質量，學生的髮式都被理成了「狗啃式」。後來，這張大字報的作者也被劃為右派。因為，大字報暗示，社會主義是用「狗啃」學生的頭，反動至極。
3，揪出暗藏的集團。按規定，××份子必定是組成各種反黨小集團，有綱領、有計劃地向社會主義進攻。因此，運動領導者的任務是把右派份子（或××份子）組建成一個個的反黨小集團，再加以批判。雖然，有些被組織在一個反黨小集團中的人，甚至原來根本沒有見過面。
跟著，就是大小的批判鬥爭會。那也有標準的程序。無論被鬥爭的人多麼虔誠地認罪，與會的人也一定要高喊「不老實！快交待！」同時也要一致地舉起手，就如在電視裡看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們在表決時一致舉起手一樣。
成千上萬的天真無邪的學生和青年知識份子，就這樣被捲入階級鬥爭的壓榨機，成了「右派份子」。許多人經受不住這種對靈魂的凌辱，自殺。
直到1957年8月，倪皖蓀，李淑嫻和我，還平安無事，雖然我們要給黨中央寫信的事，當局是知道的。然而，到6月8日，我們的信還沒有寫完，也就沒有寄出。黨員向黨中央寫信，是不違背黨章的。我們的信的內容也從未用大字報公開過。因此，我們的行為似無一絲越軌。所以，從不認為有錯。
9月，北大的反右已近尾聲，「不老實！」 的口號聲漸漸稀少了。一場運動看來已快過去。
然而，人生就是不能完全避免偶然。
也在9月，當時作為中共中央「反右運動」辦公室主任的鄧小平和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陪蘇共中央訪問者來北大。鄧彭二人「偶然」順便看了北大的大字報，出乎他們的意料，驚嘆：「北大右派的質量很高」。於是，他們立即破格優惠北大，必須再追加右派份子，數目可以不受5%的限制。
這樣，北大的運動進入第二次高潮，再次搜尋適合充當右派者，右派份子數目增加到了7%.我們準備寫信的事，就在這場新搜索中落網。這封信，很容易在階級鬥爭的程序上通過。我們的信是寫給黨中央的，所以是反黨；我們的信有大綱，所以是有綱領的；我們5月以來每周討論一次，所以是有計劃的；我們是三個人，三人為眾，所以是有組織的。這一案例，很快成為北大的一個新典型。在北大，印發了我們的信的提綱，嚴加批判。倪皖蓀，李淑嫻均被定為右派份子，一個二類，一個六類。王竹溪先生在物理系討論李淑嫻問題時說：李不夠右派，還差一個delta （數學上的小量，但不為零）。但是，馬克思的《數學筆記》中沒有delta， 只有零除零。
我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也遭批判。對著我喊的「不老實！」，也聽過幾次，但終歸沒有正式被定為右派。得以倖免的原因之一是，當時我不屬北大管轄，而屬於中國科學院。鄧小平沒有來科學院，也就沒有優惠給科學院額外的百分點。原定的百分之五的定額，業已滿員。「右派份子」的帽子全已分發完畢，已經沒有給我準備的名額和帽子了。另一說是，當時的科學院副秘書長杜潤生，把我從右派份子的名單中劃掉。果如此，當在此謝之。
全員覆沒之後
一封並未寄出的信的所有參與者，就此全員覆沒。倪皖蓀後來被開除出北大，送去勞動教養，22年後，才再回到大學執教。
李淑嫻則留在北大作為反面教員——賤民的「優雅」稱號。
我則於1957年12月被逐出核反應堆研究組，下放河北省贊皇縣，勞動改造。
覆沒的消息一個接著一個地傳來。
楊德勛，我中學好友，也是北大同屆，從中文系畢業後到中央戲曲研究院工作。致力於戲曲理論。不時地給我送來一些戲票。從洋歌劇「茶花女」到川劇「」打麵缸「，都有。後來，不來送了。右派。
施於力，北大同屆，中文系，以朗誦《致大海》對抗我們物理系的詩歌朗誦隊。大勝。獲北大首屆朗誦賽冠軍。其父為托派。1957後， 沒有聲音了。右派。1966自殺。
朱津棟，物理系朗誦隊的指揮。畢業後到大連醫學院任教，並研究物理醫學。不幸，因酷愛藝術，認識一位胡風份子。右派。
侯德彭，我大學做物理實驗的搭檔，畢業後，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任職。他們似也有一個沙龍，也都是年輕人。我也去過兩次，聽到其中有人公開聲稱，不信馬克思，而信康德，云云。後來，沙龍不能去了。《人民日報》上登了侯的名子，中宣部的首批右派。1967的武鬥年代，侯被派到廣西邕江撈屍。
……
不能盡數。
有的人，從此音信杳然。
不完全統計，1956年從北大物理系畢業的100人中，至少20人是正式的右派份子（即類別= 6 的右派）。中文系也類似。「類外而內控」如我者，就算是很「幸運」的了。
終結
共產主義是20世紀的一個潮流，也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插曲。我們也被卷進這個潮流里來了。共產主義夾雜在19世紀西歐的自由主義思潮中興起。到俄國的革命，在20世紀2、30年代它被很多知識份子接受，可以說是一個主流。從西學東漸到西潮東漸，我們這一代人東方的青年趕上了這個東漸潮流的尾端。
從此─1957，共產主義思潮，在中國，和在全世界一樣，走過了它的歷史峰值。
再見吧，自由的元素。
我將長久地、長久地傾聽
你黃昏時分的轟響，
你悲哀的喧響……
（1990年2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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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