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存柱：《立即啟動縣市級別的政治體制改革》
我在這裡無妨把話說白，假設這兩封信是我武振榮寫的，胡溫可以不看，他倆可以說：「這是何方人士，敢來攪我『民生戲』之大局，用心何其毒也」！因此，他倆甚至不拆開信封就把我的信扔進紙簍！可是呢，寫信的人不是我之類的人，一個是傑出的「民營企業家」，一個是嶄露頭角的「新徽商」，恰恰都是「民生戲」里可以唱主角的人物啊，在剛剛謝了幕的十七大會議上，胡溫二位又是中國「民生戲」戲的「作者」，怎麼可以不聽取汪、鄭二人的「建言」呢？
合理的推論是：信已經被胡溫接到了，內容也已經被他們知曉，可是，他們肯定沒有在信上批字，胡錦濤肯定沒有在信上批：「請政治局同志討論」，（因為信是寫給他個人的）；溫家寶也肯定不會在信上寫：「請國務院各部委一閱」（道理一樣），這就是說，寫信的人已經把中國官場的事情摸透了，他們不相信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國務院這樣的官僚機構，而只相信機構中的個人，把希望寄托在「親民」的胡溫個人身上……。雖然，就字面意義看，這兩位《公開信》的作者都不相信「個人創造歷史」的「唯心論歷史觀」，但是作為「識時務」的中國人，他們都把可以啟動中國政治改革的希望訴諸於胡溫這樣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問題的奧妙之處又在於：中國的專制政治雖然被標榜為「集體領導」，但是，大凡有民主意識的人在想著要搞民主時，都把它不當一回事，都用民主政治中的「個人負責制」來看待和處理問題，每在變革的關鍵時刻，人們總是繞過機構（黨和國家）而直接向個人求救！
這樣的事情就有理由提醒人們注意在近半個世紀的中國改革中，中國共產黨高層人士和普通人們的關係遠遠不是固定的，在許多關鍵的時刻，共產黨高層之內會出現或者產生這樣的人物：他們往往會越出統治的共產黨「集體利益」，自覺或不自覺地變成「人民利益」的「代表」。如果說和「黨」比較起來，「個人」是活的、有生命、有情感的並且是隨時都可以變化的，那麼，在所有需要力量重新組織和利益重新分配的場合，就可以發現共產黨高層中的「個人」直接同普通人發生聯繫的事情。1966年的毛澤東，1976年的周恩來，1989年的胡耀邦、趙紫陽都是如此。把這一切同此前中國民間社會由於長厚、郭永豐發起的「支持胡溫政改」的萬人簽名活動和今天的汪兆鈞、鄭存柱上書的事情聯繫起來看，中國民主運動啟動的線索都連帶著共產黨高層人物恐怕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如果我們是研究中國民主運動的人，那麼這樣的現象無論如何是不能夠掉以輕心的。
雖然在這一篇短文中，我不可能就上述問題作專門的研究，但是有必要說明它在某種意義上關乎民主運動的合法性。在中國這樣的專制社會中，公民行為以及政治運動的合法性不可能來源於「法律」，在許多場合它和專制社會中的大權在握的高層人物的喜怒哀樂有關係，又如果說這些人物在通常的時間裡多少也持有一種「人民信念」的話（這是他們和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者的不同之處），那麼，他們在「心血來潮」或者「理智混亂」的情況下，突然感覺到自己應該「站到人民群眾一邊」，就不是不可以的事情。因此，在這裡需要人們理清楚的問題，不是統治的高層人物和人民運動有無共同利益的問題，而是兆發階段的人民運動之需要和成型後的人民運動的區別問題。
人民向共產黨高層人物上書，把他們當成為可以聽取民間意見與民間疾苦的人，這種行為在表面看，好象是暴露了人民的無知，把希望寄托在不可以寄託的人的身上，其實呢，它的另一面預設了現實情況下的人民「創造」因素。上書行為是「被迫」口頭上的「人民利益代表者」「實踐」自己的諾言，也同時把一個完全地出於「人民創造」中的人物形象「強加」給當權派，可以說，是一種「軟逼宮」。
明白了上述的道理，我們就可以發現汪兆鈞、鄭存柱上書胡溫的行為，是要被迫胡溫「站在人民一邊」，使他們在十七大會議上說的那些「空頭」的話語變成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種實實在在的因素。
這一手果然厲害，到今天為止，我們看不到、聽不到胡溫對於《公開信》的任何表態，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們設想，胡溫對《公開信》「表」了一個「民主的態」，那麼他倆的黨內敵手們就有可能指摘他們背離了十七大的路線和方針，說要「翻」十七大的「案」，把一個經過大會描述和肯定了的改革形勢看得一團糟。十七大為中國的改革定了「和諧」的調子，而在汪兆鈞的《公開信》中，卻說中國社會卻到處呈現出「戰爭狀態」，他詼諧的語言甚至使眼下的「戰爭」同歷史上的「抗日戰爭」都產生了聯繫，所有這些是胡溫所「領導」的黨的「集體」是不能夠容忍的，所以如果胡溫表了「支持」的態度，那麼，他倆在黨內的地位就會立刻動搖，胡耀邦、趙紫陽的命運就有可能重新降臨在他倆頭上。
如果胡溫對於《公開信》「表」了個「專制」的「態度」，那麼，胡溫就會在一個瞬間裡失去中國民眾發自內心的對他們所抱之「希望」。今天的人民早已經不「是秦始皇時代」的人民了，普通人在「內心」里辨別是非、臧否人物的水準和能力是非常高的，容不得小覷。如果說中國改革的最終的成功與失敗，取決於人民支持程度的高與低，取決於人民參與程度的深與淺，那麼，要作一個公然反對人民意見的人──可能不是胡溫的「選擇」。因此，我們就不必要想像，胡溫使《公開信》的作者「身陷縲紲」。
說了以上的兩種情況，好象都不大可能，那麼，我猜想胡溫的對策是：不聞不問，不值否可，好象沒有《公開信》這麼一回事，也就是說「裝聾作啞」。但是，我在寫作評價汪兆鈞《公開信》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問題是中國人應當告別「裝聾作啞的時代」，而汪兆鈞以安徽政協常委身分發出的《公開信》的價值也在於一向都「裝聾作啞」的人（政協里的人更是這樣）開始了「有話直說」的新歷史，這樣的「帶頭作用」無疑是要把我們中國人引出「假話時代」，而在此時，普通人都「說真話」，最高領導卻繼續地「裝聾作啞」，似乎有點太失顏面。每一個中國人，哪怕他是一個普通人，對於「面子」都有一種敏感，作為「人上之人」的胡溫難道就如此遲鈍嗎？
再說，人民上書胡溫的行為證人民對胡溫還沒有完全地失望，還存在著一線的希望，藉此，我們對於中國社會在走向民主時期可能發生的情況和可能出現的場面就可以提前預測，於是，中國社會轉型是「改良」的還是「革命」的？是「溫和」的還是「激烈」的？是「非暴力」的還是「暴力」？是「和平」的還是「戰爭」的？不就是可以期盼的嗎？
因此，在未來中國變革採取何種形式的問題上，胡溫這樣的人物掌握著普通人不可能掌握的權力。當民間的改革力量已經超越了共產黨控制範圍時，共產黨高層人物怎樣應對的問題雖然是一種純粹的「個人」問題，但是它所可能引導出的結果是「超個人」的。就此，胡溫如何對應汪、鄭的《公開信》，我們應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