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1973年生於吉林樺甸，1991-2002年就讀於北京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師、北京華一律師事務所兼職律師。2003年，滕彪與同窗許志永和俞江在「孫志剛事件」中聯名上書，呼籲對收容遣送制度進行違憲審查而成為新聞人物，並於當年被評選為中國十大法治人物之一，獲美國格雷茲曼基金會「社會成就獎」。
近年來，滕彪參與了一系列人權案件和公益案件，其中包括：孫志剛事件、一塌糊塗網站事件、臨沂暴力計劃生育調查、陳光誠案、蔡卓華案、陝北石油案調查、江西樂平黃志強、方春平、程髮根、程立和死刑冤案、奧美定事件、王天成訴周葉中案、青島河西拆遷及錯埠嶺拆遷案、王博信仰自由案、廖亦武護照案等。
本報記者田宇就中國維權運動的問題採訪了正在歐洲訪問的滕彪博士。以下為採訪實錄。
記者：你在大赦國際德國分部組織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你支持國際社會對中國主辦奧運會發出不同的聲音。你個人支持有條件的抵制奧運，這樣理解，對嗎？
滕彪：基本上可以這樣理解。我認為，應該有不同國家的政府和人權組織向中國提出不同的要求，比如說，把停止國內對法輪功的迫害，或者停止執行死刑作為參加奧運會的前提條件。我覺得，這種態度能夠起到施壓的目地。
評廢止「勞教制度」
記者：2003年，包括你在內的「三博士上書」，成功扳倒了「收容遣送條例」，同時也把「違憲審查」這個概念推廣到社會當中。12月4日，不僅僅是三博士，而是中國的69名學者集體上書，要求廢止中國的「勞教制度」。請問你參與了嗎？
滕彪：這是我在美國期間，國內學者組織的公開呼籲行動。他們沒有我的聯繫方式。這69位學者和律師當中，很多都是國內很有名望的學者、知識份子，也有一些律師和法學界人士。十幾年以來，國內一直有呼籲廢除勞教的聲音。我想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包括黨內幹部和體制內的官員，他們會提出一些更徹底的改革建議。
記者：這69名學者聯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遞交針對勞教制度的「違憲審查建議書」和「即日廢止」兩份公民建議書。廢除勞教制度，比廢除「收容遣送條例」的難度要大的多。你認為，扳倒勞教制度的希望有多大？
滕彪：很多學者和專家都對「勞教」做過很多研究。勞教明顯違背最低國際人權標準，而且也違背了中國自己的立法和憲法。不經過法院裁決，把一個公民的權利剝奪三年，甚至四年，這是一件極其荒唐的事。體制內的一些主管政法的官員肯定也非常了解這些關於廢止勞教的呼籲，也有一些立法的計劃。但是由於改革的阻礙很大，一些既得利益者不願邁出更大的一步，所以目前看來難度很大。但不是不可能，只要有更多的人站出來，有更多體制內的人能夠發揮他們的作用，廢除勞教也是有可能的。
記者：從9月26日李和平律師被打事件看來，中共當局越來越多地使用黑社會手段對付維權人士。根據你的判斷，這69名學者的安全會受到威脅嗎？
滕彪：聯名要求廢除勞教的人目前應該不會有什麼危險。但是，如果寫更敏感的公開信，或者有律師參與一些敏感的案件，他們面臨的風險會更大。
評對法輪功的迫害
記者：更敏感的公開信，你指的是高智晟律師（就法輪功被迫害的問題）寫的公開信嗎？你指的更敏感的案件是哪些案件？
滕彪：高智晟的公開信應該算是觸及了最敏感的領域。在中國，法輪功問題比任何其它問題都敏感。就法輪功問題公開呼籲，所面臨的危險是最大的。最近，我還注意到，一些體制內人士，比如上海教授郭泉，他在公開信裡面提出「多黨制」、「軍隊國家化」以及「和法輪功和解」等等，他被解除了教職。這種話題更敏感，也要承擔更多的風險。不過，從道義的角度上來說，這種話題不應該迴避。另外，我也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去討論這些問題。
記者：在中國為法輪功呼籲的律師普遍遭到了打壓。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你還是與其他五位律師一起參與了王博案，為王博一家作為法輪功學員受到的迫害進行辯護。在王博案庭審之後，你從法院一出來就被打了。是什麼原因促使你冒這個風險呢？
滕彪：據我了解，在國內，還有別的律師承擔法輪功的案件。但是，其他律師很少願意公開表明自己對法輪功問題的態度，也不願接受採訪去談對法輪功的迫害以及具體案件的程序。我們六個律師介入王博案，並且為他們做了無罪辯護。我們的辯護詞從憲法、國際人權法、從國內法律的不同方面闡述了對法輪功的迫害是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一些迫害行為甚至構成了反人類罪行。我覺得在法輪功被迫害這個問題上，中國的大多數知識份子和律師保持沉默是不對的。不管是因為他們害怕還是出於其它種種考慮，在將來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保持沉默的人應該受到道義上的譴責。當我們國家發生這麼恐怖的反人類罪行的時候，那麼多的知識份子視而不見，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恥的。
評「全民講真相」運動
記者：我記得，你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有誰戰勝過真相」。剛被釋放不久的楊建利博士最近發起了一個「全民講真相」的運動。你對這個呼籲有什麼看法？
滕彪：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提法，而且也是一個非常切實可行的建議。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做「真相是如何可能的」。我的想法和楊博士非常相似。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講真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某些場合，講真話需要非常大的勇氣，甚至要付出不少的代價。我的看法是，在不同的情況下，在不同的領域，講真話能夠對整個社會的變化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中國目前的這種體制是建立在暴力和謊言的基礎之上的。所以，講真話，久而久之就能瓦解這種統治的基礎。我的意見是，比如：一個記者做出更多真實的報導；一個教師能夠在課堂上講出更多的真實的情況；一個人在投票站按照他自己的意願去投票，而不是迫於壓力去投票等等。生活中有不同的講真話的方式。在中國知識份子當中，最近哈維爾的著作非常流行，他提出的「生活在真實之中」，正在成為中國很多知識份子的座右銘。
記者：你是政法大學的教師。聽說你也曾經受到了校方的壓力。你目前的工作狀況如何？
滕彪：學校領導曾經多次找過我，希望我不要介入那麼多的人權案件。但是，目前我還能夠在大學教書。這也說明，在中國目前這種社會條件下，雖然控制很嚴，打壓也一直在持續，但做事情的空間也還沒有完全消失。
評中國社會轉型
記者：你對中國社會轉型抱有什麼樣的希望？
滕彪：基本上，我是保持一種樂觀的態度。中國向自由、民主政治轉型顯然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除了人權領域之外，在思想、文化、社會等方面需要做大量艱鉅的工作。我本人願意在這個過程中，盡我最大的努力去一點一點的推動。一個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需要更多的人自覺的朝著那個目標努力。我想世界的潮流是照著自由、民主法制的方向在前進。中國雖然現在還處在一種非常差的狀態，但是我想目標肯定會實現，但每個人都需要努力，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光等著一個好的社會的到來，那麼這個社會會越來越差。
評歐盟對華政策
記者：你對歐盟對華政策最近的一些變化有什麼評價？
滕彪：德國和法國在世界上擁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和中國打交道時，把人權問題單獨提出來，作為一個重要的話題來討論，對於中國改善人權狀況是很重要的。對於其它西方國家也是一個很好的榜樣，能夠讓全世界都知道，人的價值、人的尊嚴比賺錢更重要。從長遠來看，尊重人的價值才能夠給自己帶來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