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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俄羅斯的昨天與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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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邀約,同游俄羅斯。一行7人,最小的40出頭,最老的已過8旬。這樣的一群,與俄蘇就有了千絲萬縷打斷骨頭連著筋的聯繫。一個人名,一首歌曲,一段往事,一個場景,都會生出許多回憶或感慨來。特別是有俄蘇文學專家、翻譯家藍英年先生同行,既有了文史顧問,又有了耳目與喉舌。

從中蘇友好宮到全俄展覽中心

8月15日9時許從北京起飛,一路上逐日而行,抵達莫斯科,還是正午。入住那座碩大無比有3000客房的宇宙飯店。從客房窗口望去,對面有一片典型的蘇式建築群。藍先生告訴我們,那就是著名的蘇聯國民經濟成就展覽館。他還記得裡面有15個小金人,代表前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

於我來說,對蘇聯最早的印象,來自一隻印製精美的鐵皮糖盒,裡面的糖果,我們當時稱之為「玻璃糖紙」包裹。於是,一個遙遠又陌生的異國,便以這樣的五彩斑斕進入我的童年記憶。在我們玩糖紙的孩子間,這樣的一張「蘇聯玻璃糖紙」可以換數10張普通糖紙。其實父輩們在1949年以前是見過這一類糖紙的,但他們不說,似乎這樣的糖紙天生就只有蘇聯才有。就像報紙上蘇聯人打領帶,神氣又新異,父輩們也不說,儘管他們數十年前就在脖子上掛過。直到「文革」來了,母親翻箱倒櫃尋找那些「四舊」之物,翻出一些領帶來,一刀一刀剪斷拆開攤平,讓它們面目全非。我這才發現我們早就有這種蘇聯人使用的玩意。

1956年,武漢建了一座「中蘇友好宮」,緊接著,在那裡舉辦了「蘇聯經濟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那盒糖,就是我父母參觀展覽時從那兒買回來的。不久,我就見到了那座對於武漢來說無異於神話宮殿似的建築群。寬闊的廣場,美麗的噴泉,華麗的穹頂,光潔的地面,還有那些精緻又氣派的雕塑。連同那些精美的糖紙,「蘇聯」就以這樣直觀的方式,植入了一個孩子心中。

晚飯後,8點多鐘,太陽還未落山。我去那個展覽館散步。穿過一條長長的地下通道,兩旁是一溜商鋪,櫥窗中各類商品琳琅滿目,洋貨國貨都有。展覽館門外廣場上,可以看見那座建於1964年、高107米的宇航紀念碑,一道巨大又強勁的弧線衝上天穹,弧線的頂端是那架把人類第一個太空飛行員加加林送上太空的宇宙飛船,這個曾把美蘇冷戰推向外太空的標誌物,多少有些落寞地鑲嵌在晚霞中,宛如一道歷史的軌跡。幾個年輕的街頭歌手在那道弧線下唱著搖滾。

胖胖的大媽賣著那種棕色的飲料格瓦斯。賣花的、賣頭巾的、賣玩具的、賣鮮果乾果的,價格都不便宜,加之用盧布計算,數字是人民幣的3倍,開始總不能接受。後來知道,俄羅斯近年的人均收入增長很快,每年都有兩位數,今年的月均收入已達1萬多盧布,也就是3000多人民幣,而莫斯科地區已達到2萬盧布。加上他們的福利不錯,那些對中國人來說要命的支出——上學就醫住房交通能源水電通訊供暖,不是免費就是廉價,用世行報告中的話來說,這是一種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

進了展覽館大門,這才發現,當年父母給我買糖果的中蘇友好宮,只是這個展覽館在中國的一個遠房兄弟,身架,眉眼,神氣,都像。只是武漢那個遠房兄弟早已在10多年前一串爆破聲中煙消雲散了,連同數十年的風風雨雨——裡面辦過的各類展覽——大躍進、四清、學雷鋒、「文革」、收租院,一直到後來的各類商業展銷會,給武漢市民留下了許多歷史記憶。

如同中國的這類場館一樣,這裡也已經成為商業娛樂之海。歌廳、迪廳、遊戲廳、水幕電影、射擊場,還有全世界無處不在的中餐館,布滿這234公頃的每一個角落。突然就看見了那個極熟悉的雕塑,男的舉一把鐵錘,女的舉一把鐮刀,雙雙前傾,仰望天際,一副純潔豪邁志向高遠的模樣。頓時想起孩提時代,坐在人頭涌動的電影院裡,布簾關閉,燈光漸暗,音樂聲起,許多蘇聯電影的第一個鏡頭就是它!

主樓前,有座列寧銅像。後來在莫斯科,彼得堡的一些地方也能看到。除了史達林,俄國人幾乎把一切前朝舊物都留著,地鐵或前政府機構上的鐵錘鐮刀圖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或紅軍戰士的塑像,各個時期的政治文化名人故居牆上的銘牌,還有大大小小的墓園裡各色人物的墓碑,這些舊物似乎都是他們往昔歲月的一部分。

一個身材健美短褲短衫的女孩獨自繞著列寧像滑行,做著許多花式溜冰的動作,我給她拍了一張照片,與身旁那個曾經改變了俄國也改變了世界的留著山羊鬍須的小老頭,構成了一副饒有意味的畫面。

一頂帳篷,幾把遮陽傘,紅白兩色,還有那全世界都認識的花體英文字樣:COCACOLA——這個有點苦,有點甜,還有點氣體的黑乎乎的飲料,不動聲色又無處不在地滲透到世界上每一個有人群的地方。可口可樂攤點背後,是一架航天火箭。

1917——1967——2007

一踏上俄羅斯的土地,我便想到「十月革命」這個曾經無比神聖的詞兒。也想起了我的1967年。那是整個「文革」10年中最動盪最詭譎最具戲劇性的一年。幾乎也是這樣的季節,我和一位摯友,決定出一本詩集,紀念「十月革命」50周年。那一年我18歲,他19歲。很快,這本薄薄的收錄了24首長短詩作的集子面世了,其中的作品,有我們自己的,也有我們約來的。我們給它起的名字是《十月的烈火》。旅俄回來,我又翻出這一本詩集,典型「文革」風格的套紅木刻封面,兩組重疊的人物造型,一組是「十月革命」的工農兵,一組是中國「文革」的工農兵。裡面的內容語詞,今天讀來神聖又荒謬,恍若天書。

從一盒糖果,一座建築開始,蘇聯——這個巨大的審美化的紅色符號,以它特有的魅力,以一種無比新奇的異質文化進入了我們這一代的生活。電影、報紙、歌舞、話劇、雕塑、繪畫、小人書、小說,以及收音機里或哥哥姐姐們嘴裡唱出的歌曲。「十月革命」,就在這樣的薰染中成為我們的神話。這一切,都是以不可質疑的真理樣式交給我們的。直到今天,我們中的許多人仍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誦某些電影中的台詞,模仿各種角色的語氣和動作,陶醉於那種一瞬間改天換地的豪邁與瀟灑,犧牲與壯美。在那個與歷史,與前輩,與整個世界都中斷聯繫的歲月里,俄蘇文化,成為我們貧瘠單薄的食譜中,色彩最豐富的那一部分。

在當時國內一片粗鄙肅殺之中,俄蘇文化成為我們一個遙遠的夢中情人。上世紀60年代初,當我們隱隱知道中蘇交惡了,內心竟有一種苦澀。我記得,我們幾個十多歲的孩子,常常隱秘地談論這件事,宛如敏感的孩子談論自己父母即將破裂的婚姻,內心充滿緊張和不安。

到了「文革」,當年那一群尚還懷著童稚之心的孩子,已經在數年的教化中,漸漸培養出仇恨與堅硬。「蘇修」、「赫禿子」、「新沙皇」、「社會帝國主義」,已經是比美帝國主義更加惡毒的形象。連中國自己的壞人,也要冠以「中國的赫魯雪夫」之惡名。於是,這個我們從未真正了解過的北方鄰邦,在一隻大手的操縱下,像皮影戲一樣,轉過身來,已是一副妖魔鬼怪的模樣。這樣的戲劇性變化,也讓我們進入了戲劇性。重讀當年那些詩作,可以讀出一種自作多情的舞台感來。其中有我寫的一首《老布爾什維克的心》:

五十年了,

克里姆林宮的紅星亮了,又暗了。

它失去了耀眼的紅光,

慘澹的餘輝像紐約霓虹廣告;

半個世紀了,

伏爾加河的水漲了,又落了,

它像俄羅斯的眼淚默默地流淌,

再不像從前那樣奔騰呼嘯。

蠹蟲蛀空了鑽天的白楊,

克里姆林宮在糖彈中傾倒!

政權,政權!

多少蘇聯人沒有很好地想過,

勝利後,

它還會不會重新失掉。

海風吹動著銀絲般的白髮,

阿芙樂爾水手立在涅瓦河濱,

他的心像河底的激流一樣翻滾,

老布爾什維克懷念著列寧。

……

我知道,今天,當我滿懷不安愧對少作的時候,有人心裡卻依然保留著這樣的情愫。倒是俄羅斯人已經理性地告別了自己的過去。

那天,我們剛走進紅場,突然就看見了「列寧」。他散淡地坐在樹蔭下的一隻小凳上,西服上綴著一個蘇維埃代表胸徽,兩腿間靠著一竿半人高的蘇共黨旗,緊挨他身邊的,是當年他親自下令斃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這是兩個俄羅斯人裝扮的,酷似,專供遊人照相用,每次收費10盧布。半生研究俄蘇、多次來過俄國或前蘇聯的藍先生,終於有機會和這兩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一起合影,他一手摟著「列寧」,一手摟著「沙皇」。再往前走,這樣的「列寧」和「沙皇」竟有好幾對。不遠處,數百人排著隊,等著去瞻仰列寧遺體,中國大陸人占了很大比例。

在俄羅斯期間,我們目力所及,沒有見到關於「十月革命」90周年紀念的動靜。幾年前,俄羅斯當局已經將中小學課本中關於「十月革命」的提法改為「十月政變」。因為推翻沙皇,結束帝制,是在資產階級的「二月革命」中就完成了。「十月政變」中被推翻的臨時政府,倒是一個合法的政府。而我們糊裡糊塗敬奉了大半個世紀的蘇維埃,並不是蘇聯的蘇,而是1905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產生的一種組織形式。意為「代表會議」。布爾什維克奪權後沿用了這個組織形式。而蘇聯這個詞兒,是1922年才出現的。

涅瓦河上,我們見到那個給中國送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這艘被我和無數人寫入詩句的神話戰艦,其實當時正在彼得堡船廠大修,根本沒有下水,也沒有武器裝備。布爾什維克湧向冬宮的時候,船上的一個機械師發出幾枚禮花似的空彈,冬宮的大門早已由裡面的防衛長官親自打開了。幾乎是一次不流血的政變。

又逢「8•19」

在俄羅斯期間,適逢「8•19」16周年。

1991年8月19日,蘇聯一批保守派政要突然發動政變,廢黜了遠在克里米亞休假的總統戈巴契夫(與1964年赫魯雪夫的故事如出一轍),要終結剛剛開始的艱難改革。在黑海之濱的別墅里,戈巴契夫拒絕了來人對他的逼宮,在莫斯科俄羅斯議會大廈前,葉爾欽跳上叛亂部隊塔曼師110號坦克,呼籲莫斯科人和俄羅斯全體公民進行反擊。俄羅斯人民,包括1000多萬蘇共黨員,在這歷史關頭,冷靜又堅決地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數日後,戈巴契夫以一種多少有些悲壯的鳳凰涅槃的方式——辭去蘇共總書記,解散蘇共——簡潔平和地完成了俄羅斯的一次歷史劇變。

想來也很巧,當時我正在俄羅斯遠東的一個城市。對於莫斯科發生的那個事變,居民們保持了令人吃驚的冷靜。沒有哄搶,沒有騷亂,沒有不同觀點人群之間的衝突,只有報刊亭前買報的長隊,透出他們內心的激越與動盪。

俄羅斯人是沉靜的,隱忍的,其中有一種堅守與高貴。這或許和他們的宗教與人文精神傳統有關。74年的政治高壓生活還沒有毀掉他們人性中最後的尊嚴和恥感。所以,對於那些幹了惡事最終因絕望或羞辱而自殺的人物,我多少總會報以某種敬重。像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像「8•19」政變策動者之一的前蘇聯內政部長普戈。

今年的「8•19」是一個禮拜日。滴血大教堂人群熙攘,唱詩班和諧空靈的聖詩在教堂的穹頂下迴蕩,教堂外臨時搭建的舞台上,孩子們純淨如天籟的合唱傳播得很遠。戈巴契夫實行《宗教自由法》17年來,俄羅斯的東正教信眾已達總人口的60%之多,還有10%幾的人口信奉其他教派。

冬宮,十二月黨人廣場上,一對新人正在舉行婚禮。他們接受著一對宮廷裝扮的男女的祝福。俄羅斯的青年男女喜愛在一些具有紀念意義的地方舉行婚禮——教堂、海濱、烈士墓、名人紀念碑,不像我們,總是在喧譁的酒筵上。

不遠處,那個因普希金《青銅騎士》而聞名遐邇的彼得一世騎馬雕像前,一個舊俄士兵裝束的青年,也如雕像一樣,持槍站在這位沙皇身邊。對遊客的拍照,如雕像一樣不為所動。

金碧輝煌的冬宮展廳里,達•芬奇的原作《麗塔的聖母像》前,靜靜的圍滿觀眾。伊蕯基輔大教堂外,一個美麗的少婦坦露著雪白的胸脯奶著孩子,她的一隻手伸著,等待遊人的施捨。教堂附近,常能看到乞討者,他們總是靜靜地呆在路邊,衣飾整潔,神情溫和,不說話,也不糾纏人家或抱人家的大腿。

涅瓦大街遊人如織。這就是當年普希金的涅瓦大街,就是安娜•卡列尼娜的涅瓦大街,也是列寧格勒保衛戰中那個寒冷又飢餓的涅瓦大街——因為它幾乎一切都沒有改變,每一面牆,每一扇窗,每一塊地磚。你幾乎可以碰到在這裡散步的馬雅可夫斯基和喝茶的阿赫瑪托娃。看到一幢大樓有些怪異,走進一看,原來是一幢正在修繕的舊樓,裡面幾乎掏空,但是一幅巨大的畫布蒙在工地的外面,畫著這幢大樓的外牆,以免施工破壞了大街的美麗。

一座橋的花崗石欄杆上,有一處臉盆大小的缺口,旁邊有一塊銘牌,說明這是當年德國人轟炸留下的。

一隻可愛的黑白兩色花貓,在人們來去匆匆的路邊四肢伸展地呼呼大睡。我先以為是一隻死貓,蹲下一看,肚皮在微微起伏。它半張開眼,看了看我,又睡去。俄羅斯的大街小巷公園景點,常常有這樣在大庭廣眾前酣然入睡的流浪貓狗。還有在遊人腳縫間覓食的鴿子。樹林裡有松鼠,河岸邊有野鴨和海鷗。

所有的露天咖啡吧都坐滿了人。一個女孩要了一杯啤酒,在夏日的陽光下讀一本書。在公園、車站、河岸邊、地鐵上,常常可以看見這樣的讀書圖。不是那種時尚畫刊,也不是快餐口袋書,而是一本厚厚的、樸素的書。地鐵列車上,我和藍英年先生坐在一位年輕姑娘的身邊。她心無旁騖讀著一本書,一直沒有抬頭。我忍不住,讓藍先生問問她,讀的什麼。藍先生不好意思打攪,但還是問了。姑娘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

入夜,一場《天鵝湖》在涅瓦河畔的一個古老的劇院靜靜地上演。環形的樓座,精美的包廂,還有金絲絨的幕布,讓你覺得這就是200多年前的一次演出。觀眾大多是中老年人,衣著規整,舉止儒雅。沒有音響,音樂聲起,每一句最細微的旋律都能聽得清清楚楚。美麗的奧傑塔、英俊的王子、快樂的小天鵝還有那個黑色的惡魔,都在全身心地演繹著這個古老的故事。有兩場戲之間,大約演員換裝出了一點問題,大幕拉開,沒人出來,樂隊於是停下,全場一片靜寂,靜得像空無一人,一直到演員出場。

它有無數的田野和森林

還記得那首無比壯麗無比豪邁的歌: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她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這首《祖國進行曲》是蘇聯的第二國歌,它的旋律是莫斯科廣播電台的開始曲,當年在鄉下偷聽敵台,一聽見那鐘聲,血液就要凝固。今天看來,後兩句當然是讓人啞然失笑的,但是前兩句是真的。

從北京起飛,一路山嶺褐黃,一路煙塵迷濛。當萬米之下的大地突然變綠的時候,有人說,進入俄羅斯了。快要降落的時候,看見那廣袤的綠色是一望無邊的參天大樹,就像鋪在大地上的厚厚的栽絨毛毯。後來,走鐵路,走公路,漫漫長途,從車窗望出去,永遠是田野田野田野,森林森林森林,不是種了莊稼的田野,是長滿野草開滿野花的田野,不是一溜夾道林或防風林,而是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

近年來,莫斯科房價急升,據說已經是世界上房價最貴的城市,但是市區內依然是大片綠地和樹林,街區間樓房間依然是大片空地,空曠得讓人心疼。我對友人調笑說,中國的房地產商見了一定會號啕大哭:「真是暴殄天物啊!」彼得堡房價也不低,放眼望去,依然是一片百年老房,三五層高,沒見扒拉了蓋高樓。城中林園和草地比莫斯科更多,還有那縱橫交錯密如蛛網的河道,也沒見填了修路建房。俄羅斯人愛國,從一棵樹木,一條河,一片草地,一幢房愛起,他們的自豪感也來於斯。他們說,我們的城市是建在森林中的,你們是在城裡種樹。

彼得堡由100多座島嶼、60多條河流和400多座橋樑構成,對於一個人口500多萬的城市,交通可想而知。許多年前,我去紹興,問起魯迅先生筆下的小橋流水烏篷船。友人指著我腳下的馬路說,這就是,填了。但是,彼得堡沒有填,甚至一些偏荒的河溝都沒有填。還有那些沙俄時期的花園古堡宮殿林苑,依然是300年前的模樣。各種各樣的雲,潔白如棉絮的,燦爛如錦緞的,溫暖如油畫的,清淡如蟬翼的,即便是烏雲,也是那麼潔淨,層次豐富像一幅舞台布景,美得讓人覺得不真實。還有水,海水、河水、湖水,藍色的、綠色的、灰色的,都是透明的、清新的。鬧市區的橋上岸邊,常有人釣魚或游泳。自來水可以直接喝。

我想起我的家鄉武漢,它和彼得堡十分相似,都是在水系邊的沼澤地上建起來的,湖泊密布,河網縱橫。高地蓋房住人,低地是湖泊河渠,於是有了許許多多天門墩、鄂城墩、積玉橋、雲架橋、三眼井、九龍井一類的地名,如今只剩下地名了。一些時尚小區,懷舊似的在樓房間挖幾條小水溝,偶爾向裡面灌幾次散發著氯氣味的自來水。

墓地,你說吧

在俄羅斯,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墓地。

俄羅斯是一個如此尊重死亡的民族。看一看他們的墓地,你會相信我的話。他們把這個恐怖、壓抑、悲慘、不祥的空間,裝扮得如此莊重、寧靜,豐富又美麗,充滿了讓人激動讓人遐想的詩情。讓許多活著的人都生出一分禁忌:我死去之後,靈魂還會接受審判或讚美。

在彼得堡一個墓園裡,那位美麗的俄羅斯文史研究者柳德米拉一路引領我們探看各種人物的陵墓。她突然問我們:「這裡還有一個,不知道你們還有沒有興趣看看?」我們問是誰,她說:「列寧的一家。」她說的是列寧的母親和他的兩個兄弟。在同一座公墓里,會有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家日丹諾夫,也有非史達林化的始作俑者赫魯雪夫;有不堪丈夫凌辱而自殺的史達林妻子阿里盧耶娃,也有卓婭和舒拉這樣的蘇維埃英雄;有中國的流亡者王明和他的夫人孟慶樹,也有曾經流亡西方的夏里亞賓;有在《第七交響樂》中表達對極權主義恐懼與憤怒的作曲家蕭士塔高維奇,也有在史達林時期一手遮天迫害過許多同仁的法捷耶夫。

在彼得堡,下榻的飯店,正對著涅夫斯基修道院。透過圍牆的雕花欄杆,可以看見裡面樹影中參差雜陳的墓碑。他們一點也不忌諱將一個埋死人的地方擺放在這樣一個熱鬧區域。兩三百年來,陸續進入的各類人物,密集或疏散地靜臥於花草林蔭之中,沒有統一的排列,也沒有特別的打理,宛如一個自然村落千姿百態。在一面矮牆下見到了強力集團的5位重要成員。鮑羅丁、穆索爾斯基、里姆斯基-柯薩科夫、巴拉基列夫、居伊。他們似乎生前約好,死後依然相鄰。今天說來常常令人難以置信,對於上述幾位,以及克拉姆斯科伊,列賓,蘇里柯夫,列維坦,還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柯等等,我們恰恰是在一個最荒謬的時期熟悉他們的。「文革」之前,我們這一代人在一個嚴密的體系中生活,所有的資訊,幾乎都由學校和媒體配給。在停課後的校園,在失控後的社會,在父母自顧不暇的家庭,我們突然得到了一種難以想像的自由。那些「封資修」的東西對於我們,就像「綠鵝」之於小和尚。

同行的幾位師長非常驚異,在他們那一代人動輒為此得咎罹難的歲月,恰恰是我們這一代走進異端文化的時刻。「文革」從它一開始,反叛與懷疑之火同時也燃著了。

見到了柴可夫斯基。他身邊有兩位長著翅膀的美麗天使,他是強力集團哺育出來的俄羅斯天才。一群上了年歲的男女正靜靜地看著陀斯托耶夫斯基,他有一雙憂鬱的眼睛。

許許多多在俄蘇文學藝術史上留下了名字的人,散布在各種各樣的墓園中。他們無語,但是不斷地訴說著從前,詮釋著從前,或顛覆著從前。世上沒有蓋棺論定。一些在蘇聯時期權焰熏天的人,被揭示出殘酷、卑瑣、令人髮指的一面;一些「蘇維埃最惡毒的敵人」,顯現出人性的光彩和不屈的意志;還有一些人,複雜得讓人悵嘆讓人扼腕。在困厄、疾病、關押和流放中熬過大半生,幾乎從蘇聯文壇被抹去的阿赫瑪托娃,現在被譽為俄羅斯「白銀時代」的月亮女神。她的故居紀念館裡,常年都有各種人群來看她。那個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史達林獎和諾貝爾獎獲得者肖洛霍夫,卻寂寞地躺在他的故鄉。另一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索忍尼辛告訴全世界:他不相信一個出賣他人、支持當局政治迫害的人,能夠寫出《靜靜的頓河》。《青年近衛軍》風靡了一代中國青年,它的作者法捷耶夫躺在莫斯科最顯赫的新聖女公墓,書中的幾個人物在墓碑上陪伴他。他們不知道,作家除了讓他們英勇抗擊德國法西斯之外,還簽署過對許多本國作家的逮捕令。史達林死後,他成了文學界的眾矢之的,他瘋狂酗酒,然後自殺了。柯切托夫,是一個比法捷耶夫影響更大讀者更多的作家,他的《茹爾賓一家》、《葉爾紹夫兄弟》、《州委書記》和《你到底要什麼》等8部長篇小說,在中國大陸風行了20年。我至今記得,上世紀70年代中期,偷偷讀他的《你到底要什麼》和《落角》時,所感受到的那種異端氣息。後來才知道,柯切托夫是一個頑固的史達林分子,他的作品是對當時一些自由主義作家的反擊。在蘇聯作家協會書記的位置上,他也做過許多整人的壞事。事情就是如此弔詭,同一個人,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語境中,竟會讀出如此不同的東西。是我們當年比柯切托夫走得更遠,還是今天的俄羅斯比我們又走得更遠?這也是一個弔詭的問題。

永遠的普希金

普希金是我走進世界文學殿堂時遇見的第一個人。少年時,喜歡音樂,因為韻律與節奏,又喜歡上了詩。1962年,我上初中。語文老師是一個剛剛畢業的女大學生。圓臉、短辮、布拉吉,愛笑,有時也愛哭,上學放學都和我們泡在一起,喜歡家訪,星期天還帶我們去公園划船,有時候把男朋友也捎上。一身的羅曼蒂克氣息。她喜歡我的作文。我悄悄將我那個寫了10多首習作的日記本給她看。一天,她私下對我說,星期天到她家去一下。我去了,她很神秘又很莊重地給我一本書,並說,千萬不要弄丟了,也不要告訴別人。那一本書已經很舊,暗綠色的硬皮封面上有一個卷頭髮,尖鼻子,長著半臉絡腮鬍須的人,書名是《普希金詩文選》。裡面有《皇村回憶》、《致恰達耶夫》、《紀念碑》、《驛站長》、《黑桃皇后》、《漁夫和金魚的故事》、《茨岡》,還有那首《假如生活欺騙了你》。我第一次知道,文字還可以這樣寫的。

儘管在那之前我的閱讀量遠遠超過一般同齡人,但是,普希金的這一本書,在我的閱讀空間中,無異於一道眩目的電光,讓我激動又緊張。從此,沿著普希金,我又找到了許多俄羅斯文學星空中讓人迷戀的星座們。那些年中,我幾乎是狂熱地在我的讀書夥伴中搜羅這些禁忌之書,在舊書店裡一次次心懷僥倖地翻尋,一邊不斷地與一種犯罪感搏鬥,同時又享受著一種犯罪的快感。

170年過去了,其間有多少不可一世的人,已經灰飛煙滅。一個只活了38歲,一生與詩文為伴,有些多情,有些怠墮,有些浪漫不羈,最終死於一次率性決鬥的人,成為俄羅斯最令人愛戴的人。他的雕像遍布俄羅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最多,不經意間,就可以在街頭或廣場遇見他。新人在他身邊舉行婚禮,老人坐在長椅上,默默凝望他。國內外的遊客絡繹不絕地來和他合影。

普希金被流放過,貶謫過,也曾潦倒過,但他沒有被剝奪最後的尊嚴,沒有因為失去最後果腹的食糧禦寒的衣物或被迫認罪而斯文掃地。而他的那些後世同仁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在勞改營中,穿死人身上扒下的衣物,吃垃圾堆里撿來的食物,不斷地唾罵自己揭發他人,最後依然勞苦凍餓而死,死無葬身之地。高貴不羈的阿赫瑪托娃,被那位日丹諾夫罵作「半是修女半是蕩婦」,開出作協,連糧本都沒收了。她在詩句中寫道:「丈夫在墳里,兒子在牢裡……」

一個世紀的歷史,被無數的謊言、虛飾、塗改、生造塞滿,有許多進入我們的血肉,欲祛除而不能。只能寄希望於時間。

一直記得普希金那首詩,它曾撫慰過許多人: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憂鬱,也不要憤慨!

不順心時暫且克制自己,

相信吧!快樂之日就會到來……

── 原載 《中國青年報》「冰點」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鄭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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