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曼在公開場合宣講民主和人道主義，抵制一切左右的極端主義，遭到民族主義者的攻擊，他認為"這和這個民族目前令人不快的過度緊張和敵視外族的心理有關"。這種民族主義沒有任何美學價值和民族價值，只有一種空洞無物的仇恨。
他把這種只有國家概念的現象看做是一個民族智性和道德的衰敗。他甚至認為野蠻的德國已經不配稱作"國家"，而應當稱為"白痴野戰營地"。
八十年前，一個偉大的德國作家曾被他的國人罵為賣國者，被褫奪德國國籍，但他最終卻為自己的民族帶來了世界聲譽，成為德國民族永遠的驕傲。這個作家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
曾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
對於一個熱愛德國文化的作家，托馬斯.曼曾經也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許多文化名人都加入了愛國者行列，如豪普特曼、里爾克、穆齊爾、瓦澤曼等，知識分子普遍認為占領他國是一個強國崛起的特權。深受叔本華、尼采和華格納影響的托馬斯. 曼，同樣也充滿浪漫的民族主義思想，把戰爭看成是某種精神的淨化、解放和希望，認為戰爭可以保衛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他在一篇文章中說："誰要是指望為了所謂人道、理性或英國那一套東西，德意志的特性就該從地球上消失的話，那他就是犯罪。"
而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卻認同民主與理性，公開反對德皇的戰爭，並在文章中明確指出："一個由暴力，不是由自由、正義和真理建築起來的國家，一個人們只能服從、馴服、被剝削的國家，個人不受尊重的國家，不會勝利。"對於托馬斯.曼等支持戰爭的知識分子，他寫道："他們比製造偽善和破壞正義的掌權者更負有責任。對於掌權者來說，做出不義之事就是不義。他們的理由不外乎為了國家利益。你們這些偽知識分子把不義說成正義，甚至當成一種使命，如果是通過人民發出的話，你們還自詡代表人民的良心。"
為此，托馬斯.曼花了三年時間，寫就一篇論著《一個不問政治者的思考》。他把德國人的激情和本能歸為"文化"，把英法的理性和民主歸為"文明"。德國民族的核心是關注精神世界，而不是理性和啟蒙的西方文明。啟蒙主義曾建立起一種和諧的世界圖景，卻在崛起的德國受到浪漫主義思潮的衝擊，這個思潮在政治上崇拜鐵和血，主張國家就是一切，個人微不足道。因此，在一封未發出的信中，亨利希稱曼"無法認真對待他人的生命"。兄弟倆有四年時間斷絕了關係。這表明，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往往是不相容的，當一個群體把自己看做最優秀民族時，便會以民族性對抗民主價值，認為承認民主就等於承認西方的"文明"。
納粹崛起使他思想大變
戰爭的失敗使托馬斯.曼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晚年的他甚至認為自己的《浮士德博士》是一部"懺悔錄"，是對德意志精神的反省，對於自己過去的反理性主義，他感到一生的"罪過、負債與責任"。他從一個不問政治的藝術個人主義者轉向社會政治事務的積極參與者。1922年，魏瑪共和國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被年輕民族主義分子殺害，這個事件使他大感震驚，他站出來公開表態支持共和與民主，併到處發表演講，譴責"感傷蒙昧主義從事的恐怖活動"，指出"未來的思想是人性、博愛"，不同的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他稱自己的政治活動是想要把青年人"爭取到共和國，爭取到被稱之為民主，以及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一邊來"。對此，那些"無知和沒有教養"的青年公開對他表示不滿，極端民族主義者甚至罵他背叛了德意志。
這些現狀使他困擾，也使他更深地思考德國民族的特性。納粹的崛起正是依靠了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凡爾賽和約給德國人帶來巨大的屈辱和仇恨，1925年後，德國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極端仇視外國，一味歌頌本民族。這種自卑和自大相互交織的情感甚至到了缺乏任何幽默的地步，如兩個德國飛行員成功飛越大西洋，就能帶來舉國歡欣若狂。而當托馬斯.曼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調侃地把他們稱為"飛行笨蛋"時，立即便被報紙指責為謾罵民族英雄，托馬斯.曼也只好解釋說他並無惡意，只是反對"以過分的、反文化的方式過高地評價體育記錄，並藉機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民族、國家這些抽象的概念突然間具有了不可抗拒的魔力，正如阿倫特後來針對納粹的崛起所指出，整個教育界都沒有意識到群眾時代的一個現象，即"一般民眾已完全喪失對自我利益的關懷，以及當他們面對死亡，或他人災禍時，竟漠不關心，充滿犬儒式的譏誚顏色，並且狂熱地追求種種抽象的概念，以抽象概念作為人生的指導原則，而輕蔑最顯明的普通常識規範"。
作為一個作家，托馬斯.曼更關注精神和審美方面的東西。在法國的演講和採訪中，他稱德國人的精神"傾向深淵，傾向非形式和混沌"，有趣的是，希特勒也看到了這一點，並充分利用了它。他在《我的奮鬥》中說："居壓倒多數的人民在天性和態度上是如此的脆弱，以致用嚴肅的推理遠不如用情感更能支配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這種感情並不複雜；它只是肯定和否定；愛或恨，正確或錯誤，真理或謊言，決不一半這一半那，決不要麼部分、要麼全部"。因此，當戈培爾用"決不要忘記你的祖國是你生命的母親"作為納粹黨的戒律，並使千百萬德國人為之熱血沸騰的時候，這一切便不難理解了。
托馬斯.曼在公開場合宣講民主和人道主義，抵制一切左右的極端主義，遭到民族主義者的攻擊，他認為"這和這個民族目前令人不快的過度緊張和敵視外族的心理有關"。這種民族主義沒有任何美學價值和民族價值，只有一種空洞無物的仇恨。他們對啟蒙精神的敵視使作家感到壓抑，這使他想起歌德的談話錄中所說，德國人作為個人，個個優秀；作為整體，則是那麼可憐。在一則日記里他寫道："歌德晚年時在為愛國和'自由'而舉國狂熱的德國所感到的陌生感，我們也痛苦至極地體驗到了"。
他的陌生感不是針對納粹，而是針對整個德國民族。納粹黨標榜"國家"、"工人"和"社會主義"，對經濟危機中的德國民眾產生了極大的誘惑力。1930年的大選，國家社會主義票數大增，這讓許多人感到震驚，托馬斯.曼再次意識到在某一歷史時刻，沉湎於藝術乃是奢侈和無聊，他在柏林貝多芬大廳作了《致德國人，對理性的呼籲》的演講，號召抵制民族主義狂熱。但演講受到納粹分子的搗亂，場面變得混亂，最後他從後門溜出才得以脫離險境。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2月，托馬斯.曼在慕尼黑作了紀念華格納的演講，指出華格納的民族主義完全是精神的，不是政治的。但緊接著就發生了國會縱火案，納粹政權開始了大清洗。3月，希特勒宣布解散國會，限制集會和新聞自由，納粹黨在選舉中獲得絕大多數選票。此時的托馬斯.曼已經離開德國，前往荷蘭講演。4月，一家納粹報紙刊登四十五位文化界人士的聲明，對他的華格納演講進行了"殺氣騰騰的攻訐"，官方文件更是稱他是"民族運動的敵人"。托馬斯.曼發現回國的道路已經中斷，從此開始了他漫長的流亡生涯，直到1949年才重返德國。
痛斥德國不配稱為國家
在瑞士的三年期間，托馬斯.曼對德國發生的事一直保持沉默，也許他心中還存有一戰時那種愛國主義情愫，也許他希望維護"不問政治"的文學家角色，自己的書在國內能夠繼續出版，這使他受到流亡作家的批評，最後連弗洛伊德也要求他表態。在這個時刻，人們需要這位大師發出聲音。
他對形勢認識得越清楚，他的痛苦也就越深。他熱愛他的民族和國家，但他也深知民主的思想從來沒有在德國立穩過腳跟，對人道主義的蔑視更是這個民族的傳統。如果說，1930年的選舉還和經濟危機有關，希特勒後來也確實兌現了承諾，在幾年之內就基本消除了失業，實現了讓世界震驚的一個經濟奇蹟；那麼，1933年11月的選舉，德國人民的對外態度卻幾乎是一致的，希特勒反抗外部世界，重建一支強大軍隊的計劃，得到了全體德國人的擁護。96%的選民參加投票，95%的人贊成退出日內瓦會議，甚至達豪集中營中的絕大多數人也投票贊成這個把他們關起來的政府，後來在1934年8月的選舉中，90%以上選民更是投票贊成希特勒繼任總統，獨攬大權。
這就是德國人民所渴望的強國之夢，希特勒在短短時間內就完成了魏瑪共和國連想都不敢想的偉業。國家的榮譽已經恢復，世界開始對德國感到害怕。他們並不在乎個人自由遭到剝奪，生活和工作遭到管制。如今德國人只有愛政府的自由，沒有反政府的權利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信仰，這不正是德國人民所要的崛起嗎？
目睹這一切，托馬斯.曼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在某些歷史時刻，理性的聲音是微不足道的，越是極端的表現，越是能獲得多數人的擁護。他不能忘記受過很好教育的德國青年在大街上焚燒書籍的情景，這位語言大師失去了對語言的信任，採用了謾罵的形式，在他的私人書信中，開始頻繁出現"白痴"、"流氓"、"令人厭惡的小丑"、"悲慘的可憐人"、"蒙昧主義的痴呆"、"奴隸的劣根性"這些詞。他意識到與納粹爭辯是無用的，正如阿倫特所指出，邪惡是不可知的，不是因為它深奧，而是邪惡的本質就是平庸，沒有任何精神內涵，所以思想遇到邪惡便無法深入究詰，也無法在更高的精神層面上與之溝通。1936年，托馬斯.曼終於打破沉默，公開表示："對人類、道德及審美的無數讓我確信，現在的德國政權對德國和世界都不會有什麼好處。"同年，他被剝奪了德國國籍。他坦然接受這一事實，聲明不承認那個"占據在德國土地上的滅絕人性的統治政權"。
如今，他的文化概念來自這一認識："政治和社會活動只構成人類活動的一部分，它們屬於人道這個最高的範疇"。而當時的德國"沒有思想，卻又反對思想，反對所有高尚的、美好的、正派的東西，反對自由、真理和正義"。對於德國普通民眾，他同樣亳不客氣，在通信中寫道："德國人民要對所發生的事情負責。因為他們並不熱愛自由，相反認為自由是一種可以完全忽視的形式。儘管遇到殘酷的幻滅，在新的恐怖的制約下，他們甚至會比在共和國的環境中，還要感覺良好和幸福"。他把這種只有國家概念，沒有人的概念的現象看做是一個民族智性和道德的衰敗。他甚至認為野蠻的德國已經不配稱作"國家"，而應當稱為"白痴野戰營地"。
當托馬斯.曼被褫奪公民權的時候，他就預見到了希特勒會將德國人帶入一場自我毀滅的戰爭，他希望德國遭到徹底失敗，因為混合著"過分感傷與暴力"的德國人，已經既沒有思維的能力，也沒有愛的能力，只會給德國和世界帶來災難。但他的心情並不因此好過，他深信自己比那些愛國者們更深地植根於這個民族的精神傳統，而這個傳統是有問題的。因此當他在美國得知德國戰敗投降的消息後，他並不感到有多少興奮。在對德國的廣播講話中，他真誠要求德國人不要把自己首先看做德國人。而是作為一個人，一個重新恢復了人性的人看待。
托馬斯.曼後來的許多小說中都反映出一個主題，那就是承認互不相容的東西這個人道主義思想，這是忠實於生活本身對一個偉大作家的藝術觀的糾正。1947年，在致德國人民的信中，他再次認為不能由希特勒獨自對這場悲劇負責，國家社會主義植根於德國的精神傳統，德國人民要獲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從外部受到教育，而必須從內部受到教育。
在1945年《德國和德國人》的演講中，托馬斯.曼曾說道："德意志從來沒有過成功的革命，沒學會將民族這個概念與自由的概念統一起來"。德國人民要是早日明白這一點，他們還需要承受偏狹和仇恨給他們帶來的災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