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獨家：俞正聲痛批李煒光筆墨公案始末

阿波羅獨家：大陸媒體人特稿

俞正聲與李煒光的一段筆墨公案

東方碩

俞正聲，上海市委新任書記兼中央政治局委員，權傾一域的封疆大吏；李煒光，天津財經大學博導、首席教授，中國著名的財政史專家之一。

按說，此二公分屬不同地域、完全不同的工作性質，在現實社會中極難發生碰撞之可能。

但是，在李煒光2008年元月6日上海《新民晚報》上應約發表了題為《稅收超增長，誰人受益？》的評論文章後（本文後面附有全文），碰撞隨即發生了。

看來俞正聲是仔細閱讀了李煒光「稅」篇全文，因為據說俞幾乎對該文的每個段落都加了評註，而且用詞據說是「相當嚴厲」，竟然說出了這樣偏激的一個學者的文章怎麼能在上海的媒體上發表的話。

這還不是全部。

既然書記動了肝火，自然就有連鎖反應：於是，晚報評論主管被調離部門等等；這些做法雖然有欠公平但還僅僅屬於關門打「狗」之類；更不可思議的是，李煒光的文章及俞正聲的批註居然被印發到上海相關部門及上海部分高等院校，層層傳達，有關部門在領會首長鈞旨後還組織人員撰寫批駁該文的文章……，等等。一時弄得滿城風雨。

俞正聲沒想到的是，有關部門與學界的學習討論中，人們發現，李煒光的文章不僅立論上沒什麼問題，而且文風相當平實溫和，人們實在不明白上海的新書記緣何對這樣一篇比較理性的文章弄出那麼大的動靜？人們更不明白的是，身為中國財政學會理事及多所大學兼職教授、客座教授的李煒光，他的文章為什麼就不能「在上海的媒體上發表」??因為大上海的傳統畢竟是兼容開放而不是排他閉鎖。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關部門請來寫「批駁」李煒光文章的學者，壓根就沒按照約請者的要求去寫，其基本想法與李煒光文章的意思並無矛盾之處。

各級討論的結果很快得到了反饋，意見那麼大、思想那麼不統一、反彈如此強烈，這可能是始料未及的，眼看著這一波「輿論導向」將難以收場了，俞正聲的前也現身說法地講了以前在上海任職期間如何協調與媒體關係的看法，箇中含義不言自明。俞正聲這才感到了自己前一階段的動作有些過大，於是，又聲言自己對李煒光的文章只是隨便一批，看來是不明白下面為何有如此反響？

嗣後，飽受上海各界「批駁」的李煒光突然接到了《解放日報》關於我國財稅改革為題的一小時專訪。訪談本身相當成功，但發表出來的僅僅是其中無關緊要的一段寥寥百十來字??估計報社編輯與李煒光本人都錯會了領導意圖：書記先生的那麼大動作當然不可能全盤否定，採訪僅僅是發出一個和緩信號而已！

據李煒光說，他是一個月前在廣州中山大學才得知為自己年初在《新民晚報》的那篇文章曾經鬧出了那麼大的動靜，「如果一開始我就知道衝著我的文章有那麼多的事情，我肯定要做出恰當的反應。」一貫溫和的李煒光顯得頗有些憤慨。

新官上任三把火，俞正聲到上海一段時間，未見對上海的十年巨變有什麼感慨，在視察了一個舊式住宅區卻發出了「水深火熱、暗無天日」的驚人之語。殊不知，即便在紐約香港，人們同樣可以看見有比這更不堪入目的處所，如果也說那裡「水深火熱、暗無天日」，那就鬧笑話了。

上海地方一貫重商輕文，即便在稱之謂思想陣地的媒體業界，一般也是商業氛圍濃郁，思想人文關注相對淡薄，所以，要抓意識形態問題往往缺少發力點；李煒光的文章恰好作為上任新官俞正聲對輿論界發威的一個抓手。從逐段有批註、層層傳達討論來看，俞正聲頗花費了一些精力與心思，並非如他後來所言只是隨便一批。但是，他忽略了幾方面的問題，從而導致了後來的被動局面，在處理這件事上的形象基本負面。

1、現在的中國社會，並不象五十年前那樣，政府可以任意找一個文人例如胡風那類文字做文章，便可由此在一個地區甚至全國掀起一場思想清理運動，在一個思想多元化的社會，進行這樣的努力是很徒勞、很可笑的，顯然給人以執政水平不高的印象。

2、文章作者在天津，一個與上海級別相同的直轄市的學者，你認為作者再偏激，也沒本事去對他進行調離原工作崗位那樣的處理；奈何不了風光依舊的作者，卻將自己的下屬整得灰頭土臉，這種方法其實稱不上高明，相當缺乏團隊精神。

3、差不多沒隔多久，同樣在廣東剛上任不久的新官汪洋，非但沒有發出哪類人不能在我廣東地盤的媒體上發表意見的指令，而且還在網際網路上與來自各地的匿名網蟲互動，期間頻頻稱兄道弟、插科打諢，表現得相當揮灑飄逸，讓官員與民眾樂了好一陣子，贏得良好口碑；而俞的這項做派引起的卻是上下普遍鬱悶緊張；兩下一比較，高下立見。儘管後來有亡羊補牢的意思，但已為既成事實，官聲受損，俞正聲的失分不可謂不大。

4、歷年以來，上海為了自身發展，頒發了多項優惠政策吸引全國甚至在國際範圍延攬了大量人才；類似李煒光這種學術帶頭人的文章能夠在上海的媒體上經常出現，可以表現出上海作為一個國際都市開放的形象以及吸引人的魅力。連秦始皇都能採納李斯的《諫逐客書》，何以在21世紀的上海說出了「這樣偏激的一個學者的文章怎麼能在上海的媒體上發表」的話？

5、李煒光是我國研究財政稅制上數一數二的專家，在關於稅負民生方面的研究領域內至今鮮有出其右者；而俞正聲雖貴為一方諸侯，黨政軍一把抓，卻未見得在財政稅制的研究方面比李煒光高明，說得不客氣一點，兩人在這方面的學術水平根本就不在同一層次上，當然不排除兩者可以相互探討。退一萬步說，即便李煒光的文章全是謬誤，俞正聲的批語字字句句閃爍著真理的光芒，也不應該動用行政權力壓制對方、不讓人說話的做法至少是相當不斯文的。這相當於文革中拿「馬尾巴的功能」做文章這類笑話的重演。

  最後歸納一下，俞正聲與李煒光的這段筆墨官司，反映的是一種執政思維的問題。以理服人則百花齊放，以權勢壓人則萬馬齊喑。在一個有著世界上最巨大吃財政飯的人口的國度闡述稅負與民生應緊密掛鈎畢竟不是什麼說不過去的想法，動用龐大資源進行所謂「批駁」，實在有悖於歷史潮流。

阿波羅獨家：大陸媒體人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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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稅收超增長誰人受益？

◆李煒光

   我國稅收多年維持年增幅20%以上的增長水平，而且增長幅度越來越大，目前已經到了「巔峰」階段。據報導，2007年全國稅收收入超過4.9萬億元，比2006年度增長31.5%，把GDP遠遠地拋在後面。由於持續增稅，我國包括財政收入、預算外收入、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制度外收入、債務收入、企業虧損補貼等占GDP的比重，即大口徑宏觀稅負，目前已達40%以上。
   
    我們從來是把稅收超額增長當作「喜訊」來傳達的，在那個冰冷數字的後面，納稅人的感覺究竟是什麼？近年來，《福布斯》雜誌一直把中國內地稅收痛苦指數列為全球第二，或第三，能直觀證明的，是人們手裡的菜籃子，是數以萬計的中小型、微型企業的命運。
   
    消費不足仍然是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利因素，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房價已經上百萬了，許多人奮鬥一輩子未必賺得來。此外還有子女的學費、養老、失業、醫療等一大堆民生問題，樣樣事關咱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衡量政府的政績，民眾看的就是這些問題解決得如何。
   
     據說近年還要開徵不動產、遺產稅等，這些都屬於直接稅，人們沒法兒轉嫁，只能規規矩矩地掏腰包，但腦子裡的疑問和疑慮也越來越多：征了這個稅，你給我們減什麼稅？你不能無緣無故給我們增加一塊稅收負擔；開徵這個稅以後，我的稅負水平會不會有所提高？提高多少？會不會使我們全家的生活水平下降？我們不認可怎麼辦？找誰投訴？投訴結果不滿意怎麼辦？還有更大的問題：應該由誰來決定徵收或不徵收這個稅以及怎樣征、征多少？交稅之後能獲得什麼回報？政府的公共服務能有什麼樣的改善？等等。近年來，層出不窮的稅收「新花樣」已經越來越多地引起民眾的反彈，有關部門卻一直沒給出個令公眾滿意的答覆來。
   
    事實上,政府機構的裁減和改革還遠未完成，「吃飯財政」的問題依然嚴重，財政收入中相當大的部分還要耗費在「人頭費」上面，在這種情況下，以年度超千億的速度增長的稅收究竟能有多少用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呢？
   
    政府的財政行為應以公共利益和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為依歸，在使用其權力時做到經濟而有效，不能按照利潤最大化的準則徵集和運用財政資金，不能只是從政府的財政需要出發，單純憑藉政府的壟斷地位和權力強制性地向社會提取。政府的權力，包括財政權力必須得到來自公民和法律的有效監督，否則將導致公共財富非法流入私人腰包，最終將形成這樣一種局面：政府征的稅越多，財政支出的效益就越差，對社會財富的浪費就越大。
   
     在徵稅問題上，政府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自己在民眾之中的信譽，「該不出手的時候決不出手」，往大里說，這正是「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礎——民意之所在。我的看法是，第一，不管政府出台什麼樣的稅收政策，都應當有效改善民生狀況，提高國民福利而不是降低這種福利；第二，不管出台什麼樣的稅收政策，都應當強化而不是削弱市場的力量，應當把不確定風險降至最低而不是讓投資者感到自己面臨著增加了的風險；第三，稅收不是政府「賺錢」之所，經濟發展的成果應歸全體人民共享、分享，而不是好處只歸了少數人；最後，法律不可當政策使用，不能一方面規定公民的納稅義務，另一方面卻不尊重納稅人的權利。拜託決策者在徵稅時無論何時都切記這四個關鍵之點。

來源：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