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中國各主流官媒共同強當推出《經典中國、輝煌三十年》系列節目，為「改革開放」30周年成就大肆鍍金，以掩蓋由甕安衝突、周老虎造假、惠州騷亂、孟連動亂，襄汾潰壩和三鹿毒奶等事件，特別是由楊佳襲警引發全國上下越來越大的輿論風暴政治陰影之時，2008年11月 3日，政府媒體新華網主頁在「聚焦」欄目中，特別推出了新華社記者專訪：《專家：30年3大亮點中國未來十年政治基本面仍會很穩定》文章，並隨即在各官方網站轉發。該文借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教授之口，對當下的中國未來局勢進行「政治算命」式的忽悠，令人讀後大有「此地無銀三百兩」 之感。中國官媒以此命題設計專訪，並「聚焦」推出，恰恰泄露了胡溫當局面對當下社會危機的前途焦慮與憂患，而決非是未來十年政治「很穩定」的信心宣示。
毛壽龍在該訪談開始，自設反駁議題：「目前一些人認為，政治改革尚未起步或者說落後於經濟改革」說：事實上，30年來，中國在政治發展領域至少有三大亮點值得關注。其一，中國實現了政治生活的法律化、制度化、正常化；其二，中國在歷史上首次實現了最高權力的和平轉移；其三，中國實現了最大政治關注點的合理演變。
關於第一個「亮點」毛壽龍說：「改革開放前很長一段時間，中共黨代會和全國人代會並不是定期召開的，很不正常。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憲法和基本的法律制度陸續制定出台，黨和國家政治生活走向法律化、制度化、正常化。」關於第二個「亮點」毛壽龍說：「改革開放後，第二代領導人打破了高級領導終身制，實現任期制。中央領導人在身體健康的情況下按照任期退下來，而且是領導核心集體退下來，這在中共歷史上是首次，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破天荒的，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重大轉折。」關於第三個「亮點」毛壽龍說：「從主要是搞階級鬥爭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再到近年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中國政治最大關注點的演變，使政治基本職能回歸本意，也為改革開放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毛壽龍以上「三說」，完全是不顧事實的政治塗鴉，大有春節文藝晚會上「趙本山賣拐」的忽悠風格。眾所周知，在中國，繼大搞反右「陽謀」和發動「十年浩劫」的毛澤東之後，所謂「第二代領導人」們，也同樣在「四個堅持」原則的政治守舊盾牌下，先後製造了非「法律化、制度化、正常化」的鎮壓「民主牆」，「反精神污染」等一系列當代版的政治運動悲劇，甚至一紙「社論」，竟能把那麼一場席捲全國，要求「反腐敗，懲官倒」的愛國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並排擠趙紫陽的「法律化、制度化」解決主張，最終釀成舉世震驚的「六、四」慘案；而所謂「第三代領導人」更是變本加厲地把本來一再表示不搞政治，崇尚真、善、忍的「法輪功」眾多善男信女視為洪水猛獸，大肆鎮壓，全國批判，直到把它們逼上了政治反抗的道路；直到今天，我們聲稱「放棄階級鬥爭」要「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的「第三代領導人」，仍不改仇恨「異議人士」的立場，視持不同政見是「麻煩製造者」，「煽動顛覆歸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敵對勢力」等等，大興文字冤獄。胡佳、高智晟、黃琦等就是這一現實的最典型例證。如今尚在牢中服刑的「異議人士」還有：楊天水（12年）、許萬平（12年）、師濤（10年）、鄭貽春（7年）、力虹（6年）、張林（5年）、陳樹慶（4年）、郭起真（4年）、嚴正學（3年）等等。
這些年來，中國何曾在「法律化、制度化、正常化」秩序中維護過公民和平反對、異議政府的基本人權？後毛時代的這三代領導人，不僅把一大批持不同立場和見解的黨內外知識分子、民間維權人士以及非官方認可的宗教信仰者視為「異已分子」，逮捕下獄，而且還用「宮廷政變」和「 老人政治」等非「法律化、制度化、正常化」的手段，先後廢黜了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三位中共領袖接班人，他們哪一個是毛壽龍所說的「按照任期」，在「 法律化、制度化、正常化」前提退下來的？眾所周知，鄧小平不僅「政治交代」了江澤民，而且隔代指定了胡錦濤。毛壽龍這位政治學博士，面對中共領導人交接班至今未能走出鄧小平陰影的事實，竟如此瞞天過海，信口開河，不是政治塗鴉，「趙本山賣拐」又是什麼？毛壽龍如此荒唐等地反駁「目前一些人認為，政治改革尚未起步或者說落後於經濟改革」的「三大亮點」，實在就是在「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在當今時代，一個國家政治生活的「法律化、制度化、正常化」，精髓不在形式上的「中共黨代會和全國人代會定期召開」 和文本上的「憲法和基本的法律制度陸續制定出台」上，而在於憲政制度的實質性建構與落實。其實中共建制之初就有憲法文件，如：1949年共同綱領，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憲法，直至2004年憲法又經過4次31條修正，可謂「陸續出台」，但至今連保障公民言論、出版、結社自由一項憲法條款都實現不了。世界上恐怕再也沒有哪一個國家有如此頻繁的立憲、修憲事件發生了。中國如此的反覆「憲法和基本的法律制度陸續制定出台」的結局，其實就只有6個字「有憲法、無憲政」，至今亦然。否則，法律學者郝勁松就不會在法院門口打出「有法無天」的黑傘震動全國；就不會有深藏「楊佳襲警案 」背後的重重黑幕遭到民眾的一致性炮轟；就不會有那麼多不顧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而炮製迫害「異見人士」的當代「文字獄」了。
事實充分證明，中國在整個20世紀至今的「憲法和基本的法律制度陸續制定出台」的最大弊病，恰恰正在於缺乏作為國家根本法的重要特徵——「制度的確定性」。而美國的1789年憲法能夠在200年之後仍然適用，而且僅有27條修正案，就使憲政制度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了。相比之下，我們不禁仰面浩嘆中國有憲法之如此短命，更垂首頓足無憲政之歷史竟如此漫長。中國政治生活的「法律化、制度化、正常化」究竟體現在哪裡？
更有意思的是，毛壽龍這位御用學者，連「楊佳襲警」這一卦的「卦相」都還沒有搞清楚，就急於要為「未來中國在政治領域將會發生什麼變化？」進行「政治算命」。毛壽龍說：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現有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十年，中國的政治基本面依然會很穩定。」我們真的不敢相信，這位學者竟有如此狂悖的論斷——說「穩定」還不夠，前面還要加上程度副詞「很」來強調。本文不僅要問，毛壽龍如此「十年」的界定根據何在？「很」字的條件又來自哪裡？以「將堅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現有的基本政治制度」這樣的前提，就能推出「未來十年，中國的政治基本面依然會很穩定」嗎？
然而，當我們讀到該次採訪的最後部分，才發現了毛壽龍「算命」的謎底。原來這位政治學博士說，「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老百姓對政治的態度已與改革開放前截然不同，中國人的生活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政治。而這，正是最大的進步。」這位政治學博的此論潛台詞無非是說：民眾的政治訴求，已經被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一切向錢看」的政策引導邊緣化了；對中國這群只要吃飽飯的愚民來說，政治改革已變得微不足道了，老百姓不關心政治就是「最大的進步了」。由此，毛壽龍才能推出現有的「改革」已足以維持未來十年「很穩定」的結論。
本文的看法與毛壽龍的結論恰恰相反，當今中國老百姓對政治的態度冷漠，僅僅是對中共長期以來強制人們接受的「階級鬥爭」與「紅色記憶」意識形態的拒絕，反倒更關注民主、人權、正義與公平。君不見當下公民維權，已經成為「中國人生活」離不開的主題。不知這位政治學博士對此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還是要刻意借官方媒體再扮演一個政治上的「周老虎」？
眼下，中國社會普遍不公，貪污腐敗，官民對抗，兩極分化已超過了國際社會公認的警戒線，各類社會衝突事件不斷發生，局勢難以控制，早已越出了社會常態的範疇，顯示出今日社會民眾情緒躁動與憤怒的明顯特徵。這種現實非常類似晚清末期各地頻繁發生的民變、起義、請願，特別是官民衝突事件不斷的情況。這說明今日中國正處於各種矛盾交織激發，社會急需變革的前夜。然而，今天的執政當局卻不能審時度勢地擔當變革主角，而以不痛不癢的「政治改良」忽悠百姓，導致網上民憤如潮，政府信譽崩盤。加之現存政治整合機制已無法對社會結構的失衡、各種訴求變化做出及時反應，所以社會各群體、個人只能以非常規方式主張權利，表達訴求。甕安衝突、楊佳襲警等典型案例，恰恰就是當今中國非「法律化、制度化、正常化」的力證。所有明眼人都不難看出，現實「中國的政治基本面」已經展現出「很不穩定」的勢頭。
對此，連中共黨首胡錦濤都憂心忡忡。記得他曾在2006年度第12次中央政治局內部的組織生活會議上就承認，執政黨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機的沉重壓力和衝突：政治危機、社會基礎危機和管治危機，包括腐敗問題、法制建設問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黨群關係問題、政府的法律權威下降問題等等。這三個方面的危機，綜合起來就構成了中共的執政危機。為此，胡錦濤近幾年來在多個場合反覆強調「三要」，即「要保持頭腦清醒，要增強憂患意識，要有矛盾尖銳、社會動亂的危機感」。
由此可見，當下胡溫當局正面臨中共「6、4」後的首次深刻執政危機。如果真如「政治算命」先生算出的中國未來十年「很」穩定，那麼中共的「危機感」「憂患意識」豈不就是杞人憂天，無病呻吟了？
其實，對於「未來中國在政治領域將會發生什麼變化？」這種命題來說，沒有誰會白痴到要從官方一向宣傳的「全國形勢一片大好」中尋求答案。毛壽龍的「政治算命」忽悠不了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