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新民∶科學殿堂里也有告密

章詒和先生寫的「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一文，以及寓真的「聶紺弩刑事檔案」的出版和流傳，使「告密」成為人們熱烈議論的話題，網民從歷史、文化、傳統、人性以及制度等等角度對此展開了研究和討論。而筆者則聯想起了不久前在網上收集到的一份資料∶「關於朗道院士的秘密檔案」，是我國的「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根據前蘇聯解密的檔案由俄文譯成中文的，原件最早公開發表在１９９３年的俄羅斯刊物《歷史檔案》上。同聶紺弩刑事檔案類似，它的大量內容也是告密者和其他人密報的資料，不同的是，這份檔案還有一部分是根據偵緝技術——多半是指竊聽 ——獲得的資料編撰而成的。所以聶紺弩刑事檔案同它比起來，技術含量少了一點，有點「山寨版」的味道。

在介紹這份檔案之前，先了解一下這份檔案的主人公——朗道以及這份檔案的來歷。朗道（Ｌｅｖ　Ｄ．Ｌａｎｄａｕ，１９０８—１９６８）是舉世聞名的蘇聯物理學家，筆者在１９９７年曾寫過一篇短文「聊聊朗道」，登在當年十一月份《華夏文摘》上。文仲介紹了他的生平中的一些重要遭遇，包括１９３８年，他三十歲時被蘇聯當局逮捕入獄。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在「關於朗道院士的秘密檔案」譯文前的簡介中提到朗道被捕入獄是因為「有人告密他是德國間諜」，這是一種誤傳。不過這也難怪，朗道被捕的真實原因是在他出獄後五十多年的１９９１年才公諸於世的，那時朗道已經逝世多年。在此之前，蘇聯政府諱莫如深，朗道本人也守口如瓶，人們一直被蒙在鼓裡，包括他的家屬都認為遭人誣告是他入獄的原因。朗道入獄的真實原因是他參與起草了一份聲討史達林獨裁統治的「反革命傳單」。用我們熟悉的罪名說，是「惡毒攻擊（史達林）」和「煽動推翻國家政權」。幸運的是，朗道得到另一位著名的蘇聯物理學家卡皮查（Ｐｙｏｔｒ　Ｌ．Ｋａｐｉｔｓａ，１８９４—１９８４）全力相救，在一年之後被保釋出獄。朗道出獄之後，在幾個月內，對卡皮查新發現的接近絕對零度的溫度下液態氦的超流動性現象作出了理論解釋，這項成就使他在１９６２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不過，這是後話，當年，朗道因為有「政治問題」，屬於「內控人物」，所以在１９３４年後一直不能出國訪問。到了史達林去世，蘇聯進入赫魯雪夫時代，朗道嘗試申請出國，為了審批他的申請，黨中央向克格勃調閱了朗道在１９４７到１９５７年間的談話記錄。這份記錄里朗道的觸目驚心的反革命言論使得他的出國申請完全泡湯。筆者不懂俄文，十多年前寫「聊聊朗道」時，只是從英文資料上讀到此文件的少量摘引。感謝「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的學者們，中文的讀者現在可以讀到這份資料（由楊存堂編輯和校注，劉爾勛翻譯）的大部分內容。對於在中國社會有一定政治經歷的人來說，閱讀這份「談話記錄」相信會油然生出一種「親切感」來。

筆者在下面對這份檔案作一簡介，並不揣淺陋，對其背景做一些注釋和說明，同時也同網友分享一些筆者個人的淺見。有興趣的網友可以上網瀏覽該譯文。

這份「絕密」資料標題為「朗道院士檔案資料備要報告」，由國家安全委員會保密局局長伊萬諾夫寫於１９５７年末，由當時蘇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克格勃）主席謝羅夫呈送給蘇共中央委員基里林的。這個基里林是蘇聯部長會議主管科技工作的副主席（相當於國務院副總理）。朗道早已是蘇聯科學院的正式院士，他的出國申請顯然要由基里林拍板，後者當時似乎有著科學院通訊院士的頭餃。

報告的開頭是朗道的簡介∶「朗道，１９０８年出生於巴庫市，猶太人，無黨派人士，蘇聯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理論部主任。」——需要說明的是，蘇聯科學院當時在莫斯科有兩個下屬的物理研究所，一個就叫做物理研究所，是較老的，規模也較大。朗道所在的是另外一個物理所，它有一個有點古怪的名字「物理問題研究所」，是蘇聯當局為了留住「海歸」、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卡皮查專門為他成立起來的。我國已故著名物理學家管維炎當年曾師從卡皮查，他回憶說，研究所人數很少，只有三十幾人，占一棟歐洲莊園式的建築，仿照卡皮查在劍橋時的實驗室。但是「廟小神靈大」，那裡至少產生了三個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朗道從１９３７年起一直是該所的理論部主任，直到他去世——除了他在獄中那一年。

簡介後面是對朗道的政治定性∶「朗道出生於一個工程師家庭，其父１９３０年曾因從事破壞活動被捕，但朗道隱瞞了這一事實。１９３９年，朗道因參加反蘇團體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但作為理論物理學領域的著名學者被釋放。」——應當說明，朗道被捕的正確時間是１９３８年，１９３９年是他出獄的時間。關於其父親因從事破壞活動被捕一事，也屬不實之詞。蘇聯解體以後，朗道姐姐的女兒為此寫信到她外祖父生前居住過的城市——列寧格勒（現在改名為聖彼得堡）和巴庫（現在是亞塞拜然共和國首都）——查詢。列寧格勒克格勃的答覆是∶沒有她外祖父被捕的紀錄。亞塞拜然共和國的國家安全部的答覆是∶朗道的父親曾在１９２９年被捕，不過原因是「非法持有革命前製造的金幣」，半年後，當局決定按當時的兌換率付給他蘇聯的鈔票並且予以釋放。看來，所謂「從事破壞活動」云云，不過是「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一種職業習慣，那就是總要在「敵對勢力」分子的家庭出身上做點文章。比如「聶紺弩刑事檔案」也是這麼開頭的∶「現行反革命犯聶紺弩，男，７１歲，湖北京山縣人，破落地主出身……」。

關於檔案內容的來歷，因為是絕密材料，不用擔心「授人以柄」，所以報告明確說，「國家安全委員會掌握著來自朗道周圍的偵探們所作的密報和偵察技術手段提供的大量情報。」至於材料中哪些是偵探即告密者提供的，哪些是通過偵察技術獲得的，大多沒有明確說明，有些也許可以從檔案中讀出，有些對我們這樣的外人來說完全無從判斷。

朗道從什麼時間開始成為克格勃的監控對象，這份材料也沒有說明。不過朗道當年是卡皮查給蘇聯領導人莫洛托夫和克格勃頭子貝利亞交上保證書以後才出獄的，可以推斷這種監控在他出獄的１９３９年即已開始，儘管這份材料中收集的朗道的言論限於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５７年間。有趣的是，儘管處於持續的監控之下，朗道出獄之後一直在科學研究的前沿工作，當局甚至讓他參與了最早的蘇聯核武器的研製工作，並且兩次為他在這方面的貢獻頒發了「史達林獎金」，並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他在１９４６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似乎也沒有受到當局的干預。這大概是任何中國的受監控人士都不能享受到的待遇。

當然，表彰歸表彰，當局方面的監控看來並沒有放鬆。從朗道那方面來說，這些黨和國家給予的榮譽也沒有讓他感恩圖報。按照檔案里的說法，「從他的政治觀點看，他是個有明顯反蘇情緒的人，他敵視蘇聯的一切」，檔案列舉了大量證據來證明這一結論。安全部門之所以能夠收集到這麼多的證據，同朗道個人的性格不無關係。他的性格同聶紺弩有某種相像∶胸無城府，口無遮攔而且言辭犀利。朗道當然知道自己處在安全部門的監視之下。不過，「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管不住自己的嘴巴，還是在各種場合說了許多被克格勃抓住把柄的話。

朗道是一位智慧極高的科學家，加上口無遮攔的脾氣，就會生出許多「軼事」來。其中有一則講的是他在科學院大會上對李森科這個史達林在科學界的寵兒不假辭色的嘲弄——大家知道，李森科是反對「西方資產階級遺傳學」的科學鬥士，主張生物後天獲得的性狀能夠遺傳。有一次，李森科作完報告後，朗道問他∶「你是不是說，如果我們把一代又一代的牛的耳朵割了，最終我們會得到生出來就沒有耳朵的牛？」李森科不知是圈套，回答「是的。」接著朗道說了一句院士大會上沒有人會講的粗話把李森科問倒了，大意是，「那麼請問，我們（男人）世世代代Ｘ女人，為什麼她們的女兒出生時個個都是處女呢？」

在院士大會上都敢這樣放肆講話，可以想像朗道在私下裡會說出什麼樣的話來。這份檔案的主要部分就是朗道在各種私人的場合發表的言論，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對蘇聯科學技術和科學界現狀的批評；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嚮往；對蘇聯當局某些內外政策的批評；特別是，還有對於蘇維埃政權以及制度的批評。

這裡摘引幾句他對蘇聯科學技術和科學界現狀的批評∶「在我們國家，科學界已徹底地賣身投靠了」，「領導科研的是一些鉗工和木匠」——這後一句話同我國右派分子的「外行領導內行」異曲同工。

關於他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嚮往，有這樣一份來自告密者的報告∶「朗道說，有一次他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上面說某位美國科學家，好像是捷克籍的，表示想到蘇聯來，於是，他說，這個蠢貨！要是我能同這個人換換位置就好了。」朗道還說過，「一個想一生過得幸福的聰明人，應儘量擺脫國家，尤其是象蘇聯這樣建立在壓迫之上的國家給你下達的任務。」檔案材料說，「類似的議論好幾個偵探都不只一次的收集到過。」

下面的一段話，據說是他對一位「 知己同時也是學者」所說∶「可我至今仍與你在給我的信里提到的諸如『為了祖國的利益而勞動』的目標相距甚遠。這種信你該寫給中央，對我則高抬貴手。你知道，蘇聯物理學處在什麼位置，是處在第一位還是處在第十位，這不關我的事。我已經被貶到『奴隸學者』的地位，這一點恰恰是決定一切的……」——這段話很像是從書信里摘抄來的，至於書信為什麼落到克格勃的手裡，恐怕要問那位被朗道視為「知己」的學者了。

他對蘇聯當局大力弘揚的愛國主義很不以為然∶「……愛國主義路線妨礙了我國的科研工作，使我們同西方國家的科學家更加隔絕，與領先的科技人員更加疏遠。」「我不能參加目前流行的、強調蘇聯和俄羅斯科研工作（在世界上）領先的鼓譟。」

因為這份報告是為蘇共中央提供資料，以便作出是否批准朗道出國申請的決策，所以就朗道出國後是否能夠回國的問題，檔案有較多的篇幅加以說明，其中一條說∶「１９５７年，朗道一位極親近的人士就朗道出國一事報告說∶『……既然不能相信朗道會回來，所以允許朗道出國，就是不慎重。他肯定不會眷戀自已的家，他對兒子的依戀亦不會產生依依不捨的印象。他很少同兒子往來，他考慮最多的不是自已的兒子，而是自已的情婦們。……最近２０年來他生活的那種環境，他認為自已搞起來的小圈子裡的人，使一直存在於他身上的個人主義性格和自以為一貫正確的看法更加根深蒂固。因此，一旦出國，他只會從個人利益、個人口味、個人感受的角度去考慮自已的一言一行。』」——這位「極親近的人士」是誰，我們不得而知，他連朗道同兒子和情婦的感情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朗道假如活著看到這份檔案，想必是能夠猜出來的。

朗道不僅有「敵視蘇聯的一切」的言論，而且有出賣國家機密的嫌疑，檔案里談到，「美國物理學家韋斯科夫來到了莫斯科，為了朗道能出國，他同朗道圈子裡的人專門討論了國外最好採取什麼措施的問題。在第一次同韋斯科夫私人會見時，在沒有任何人授權的情況下，朗道把蘇聯學者的名單交給了韋斯科夫。名單上的學者，依朗道的意見，都是應該邀請到美國去的。這個名單上有他自已，還有依·米·利夫希茨、伊·葉·塔姆、維· 拉·金茲堡等人，這些人都是直接參加中型機器製造部系統特別秘密工作的人。朗道提交名單時對名單上的人進行了評價並講述了誰是幹什麼的。他對韋斯科夫說，塔姆是搞原子彈和氫彈的計算的，他也參加了這些工作，但程度上不及塔姆。」——引者注∶利夫希茨是朗道的學生，他同朗道合著的九大卷《理論物理學教程》獲得過１９６２的列寧獎金。塔姆是蘇聯著名的物理學家，獲１９５８年諾貝爾物理獎，金茲堡則是２００３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中型機器製造部」則是蘇聯核武器研製部門對外的名稱，中國曾把對應的部門稱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大概就是從蘇聯學來的。

儘管這份檔案開宗明義說朗道「敵視蘇聯的一切」，它實際上卻也包括了一些在當局眼裡看來是朗道的正面言論，例如檔案里說，「從１９５３年１０月起，偵查機關注意到朗道對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內外政策開始給予正面評價。」——相信這是史達林去世以後，朗道對新領導和新政策有某種肯定和期待。另外，他雖然是猶太人，在對待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爭端這一問題上，他同蘇聯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這種情況，在中國的類似資料中大概是找不到的，一個人一旦被定性為「敵對勢力」，其檔案里的正面內容就全部被抹掉，最多有一些「認罪態度良好」，「有立功表現」之類的詞句。看看文革期間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材料和林彪反革命集團材料就知道了。

不過，在這份報告成文前一年——１９５６年——發生匈牙利事件時，朗道的評論完全同蘇聯政府唱反調，他把自己的政府領導人斥為「一小撮罪人」和「卑鄙下流的劊子手」。他說∶匈牙利事件是「英雄的人民為自由而戰。」「這實實在在是全體匈牙利人反抗奴役者，即反抗匈牙利一小撮人，主要是我國一小撮人的革命。 」對於蘇聯領導人派軍隊鎮壓匈牙利的民眾，他說「我們這兒的人決心用匈牙利人民的鮮血沾滿自身，……他們管理著國家，他們是我們這裡的罪人。」

尤其是，匈牙利事件還帶出了他對列寧的批判。下面這段檔案中的內容，如果不是告密者的匯報，那就是克格勃在朗道家中竊聽所得∶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２日，朗道在自已寓所里談話，當有人議論到蘇聯政府在匈牙利採取的行動時說∶「假如列寧在世的話他肯定會感到震驚。」朗道對此的答覆是∶「列寧也做過不可告人的事。請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義。……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階級和來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發動了起義。他們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可得到的卻是子彈……這是法西斯採用的手法。」——朗道在１９３８年起草那張導致他入獄的傳單時，僅僅是表達了對史達林「大清洗」的憤慨，認為史達林「背叛了十月革命的偉大事業」。但是到了四、五十年代，他顯然已經轉而對列寧在十月革命中創建的蘇維埃制度持有相當嚴厲的批判態度。

檔案中有一段話似乎有點費解，朗道說，「……第一件事，早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就作到了，幾個月之後發生了政權的轉移，政權完全轉到共產黨人手裡，共產黨立即發出指令∶搶奪被掠奪的歸自已所有，他們認為在做這一切時是按科學辦事的。……這不是什麼錯誤，這裡面包含著某種思想，革命就是這樣實現的。」（別人問）「那能不能說這種思想是不道德的？」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朗道說，「那當然。」

如何理解這段話呢？筆者以為，金雁的「顛倒的聯共（布）黨史」一文可以提供一些線索。該文有這麼一段文字∶「列寧在十月革命的過程中，都是以要召開全民普選的立憲會議為動員手段，在這之前布爾什維克也說要把布爾什維克選進立憲會議。當時大家都認為蘇維埃是一個臨時機構，用列寧的話來說就是『我們搭了一個簡易的住房，我們一定要蓋一個比較牢靠的住房。我們的合法性靠什麼來取得？就是要靠全民普選』。在臨時政府的時候一再提出進行立憲會議選舉，但是因為是戰爭的情況下沒有選成。十月革命以後就選舉了立憲會議，布爾什維克得了少數票，２４％；社會革命黨得了４０％。到此時列寧的口氣完全變了，既然合法選舉我是少數，那我就要用武力來取締它。從贊成立憲會議到取締立憲會議，是列寧跟第二國際的分手的主要原因之一。」——朗道所說的「幾個月之後發生了政權的轉移」，顯然是指列寧在普選失敗後用武力取締立憲會議的舉動。朗道認為這種政權轉移方式背後的思想是「不道德的」。如果這樣的理解不錯的話，說明至少在知識分子中間，對於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合法性一直存在著質疑。十月革命時，朗道只有九歲，他從早年對「十月革命的偉大事業」的讚揚轉變到後來對蘇聯政府的嚴厲批判態度，可能同他對十月革命歷史的深入了解有關，畢竟，經歷過那一段歷史的人還有在世的，聯共黨史的官方版本並不能一手遮天。

朗道對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制度的認識「與時俱進」到多遠，還可以從下列幾則檔案記載看出來∶

「今年（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２日，在同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沙利尼科夫談話時朗道說∶『我應該告訴你，我認為我們的制度，正如我從１９３７年就開始對之所了解的那樣，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現在依然如此，將來也不會有什麼變化。因此，這個問題會有兩種情形∶第一、要看這個法西斯制度的內部在多大程度上會有所改善……第二、依我看，這個制度將來總會發生動搖。我認為，只要這個制度依然存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它的改觀上，這是不可能的，一般來說也是可笑的。我對此不抱任何希望。』」

「在同梅曼教授談論同一話題時，朗道說，『顯而易見，列寧就是頭號法西斯分子。』朗道否定我國存在的社會主義制度，今年（１９５７年）５月，他曾說∶『我們的制度是官吏階層的達官顯貴們專政的制度。我否認我們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理由是生產資料絕對不屬於人民，而是屬於達官顯貴。』」——「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財產不屬於人民，而是屬於權貴，物理學家朗道在五十年代就洞察到了這一點！

「朗道認為，蘇聯的現狀不會長久地繼續下去，並就此談了他的幾個推測，即通過什麼途徑消滅蘇維埃制度。這包括他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日的談話內容在內，那天他說，『目前已很清楚，可能會發生軍事政變。現時政府不怎麼受歡迎，加上人民仇恨當權者，軍事政變這件事完全是可以實現的。』」

「正如技術偵察手段所提供的情況那樣，在同每天來訪的客人談話時，朗道多次就蘇維埃制度將不可避免地要消滅的問題陳述了自已的各種設想。」——１９５７年，正是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的年份，我們的偉大領袖斷言「東風壓倒西風」，朗道卻預見了「蘇維埃制度將不可避免地要消滅」。

朗道把列寧稱為「頭號法西斯分子」，念念不忘「通過什麼途徑消滅蘇維埃制度」，同這樣明目張胆的反革命言論相比，聶紺弩在舊體詩里隱諱曲折表達的那些對毛主席和黨的微詞，對自己遭遇的牢騷等等，簡直是微不足道的小兒科。看到朗道這樣一些毫無掩飾的「反革命狼子野心」，蘇共中央怎麼能夠批准他的出國申請呢？連他到兄弟國家中國訪問都不予批准。不僅如此，筆者相信，在當時蘇共的領導中，一定也有人這麼想∶「這個姓朗道的王八蛋！在適當時候給他一點厲害嘗嘗。朗道對我黨的誣衊攻擊，請就現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統的東西研究一次，如夠整他的條件……設法整他一下。」

不過，我們為朗道慶幸，也為蘇聯和世界的物理學慶幸，除了不讓他出國，蘇聯以赫魯雪夫為核心的最高領導並沒有「給他一點厲害嘗嘗」。既沒有限制他收徒授課，也沒有禁止他用真名在國內外出版著作和發表論文。甚至，對待朗道還表現了相當的克制，據朗道的同事兼學生金茲堡回憶，１９５９年，有一個國際物理學大會在基輔召開，朗道和其他一些科學家被通知不准出席，理由是他們接觸過蘇聯核武器研究的機密。這規定引起了朗道的憤怒，他宣布照樣會到基輔去並要把這件事捅到會議上去。面對朗道的抗議，當局最後收回了成命。

正是蘇聯當局的這種「只監控、不行動」的克制——雖然說不上是法治意義上的權力的自我約束——使得古拉格里少了一個勞改犯人，蘇聯多了一個諾貝爾獎得主，世界多了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