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我碰上一名到美國念研究院的中國學生。我說「六四」時我身處北京，她反問∶「你在說什麼？」這下我才察覺到「六四」對她毫無意義。這也難怪，20年前解放軍鎮壓後，所有教科書和官方媒體對六四慘案隻字不提，但我是沒可能忘記的。我是當年《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的主管，帶著一班說會中文的美 國年輕記者，自1989年4月中開始一直緊貼學生示威，嘗試為中國政府高層的權力鬥爭理出個頭緒來。印象最深是北京市民受到學生對政治改革、言論自由和反官倒的訴求激勵，言論突然變得大膽。我眼中的共產黨支持者說出了心底話，過去一直沉默的群眾在街頭上辯論政治。5月初，中國記者聯署要求自由報導天安門示威， 各大官方報的記者，包括《人民日報》的，也有參加。他們的口號是∶「不要逼我說謊。」
在那短暫的日子裡，中國記者可以持平地報導學生示威，但到5月20日實施戒嚴、解放軍入城後，新聞自由戛然而止。北京市民自發設路障擋住解放軍，但到6月3日晚，裝甲運兵車和坦克強行開進天安門廣場，士兵開機關槍壓鎮示威。當晚的死傷人數是中國傳媒的禁忌。站在學生一方、曾經准許記者到手術室拍攝傷員的醫生護士，及後因政治壓力不敢再多談。在離天安門廣場不遠的一間醫院，一名醫生帶我去看一個臨時停屍間，那裡放著約20具屍體。該名醫生之後因此事被處分。
一名我曾視為朋友的中國記者說，官方少於300人死亡的說法是對的，死者中還有大量的解放軍和公安，後來我才從其同事口中知道他是替國安工作的。綜合不同新聞工作者的筆記，我估計實際的死亡人數至少700，絕大部分死的是普通北京市民。中國政府能把這件大慘案隱瞞這麼多年，實在不可思議，但對長期監察中國政府如何箝制公民自由的人，這並不稀奇。中國政府一直持續地恐嚇記者、封鎖網站、干擾外國新聞機構廣播；中國是最多記者和網上異見人士被囚的地方。 儘管中國的年輕人很熱衷於上網，但所有中國搜尋網、聊天室和博客網站，以至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都安裝了過濾軟體，把不斷更新的政治敏感詞彙過濾掉。中國的審查是多重的，有時嚴厲有時精微，有些事容許討論，天安門事件則不容討論。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和網咖負責人要為用戶在網上的留言負責，那條不能**越的界線不斷改變，無所適從的公民便傾向於自我審查。
好消息是，封鎖並非滴水不漏。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上，也有對事件有點了解的中國青年來電希望知道更多。我有幾位同事是1989年的學生，他們比我知道得多。他們的存在不斷提醒我那段永不能忘的歷史。
原載《華盛頓郵報》6月2日評論版，作者 Dan Southerland 中文名字∶邵德廉
自由亞洲電台副台長兼總編輯，1985至1990年曾任《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