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冬天，我離開了複雜的電影圈，到美國進修。與其說是進修，不如說是療傷。
一身黑皮長褲套裝，瘦長的身軀，出現在台北松山機場(當時還沒有桃園中正機場)。前途茫茫，心想哪怕是到餐館打工，都比生活在自己無法承受的壓力下好。
在美國開著我的第一部大紅跑車「火鳥」，遊走在加州的每一個角落，享受著加州的陽光，享受著自己支配時間和自由思考的樂趣。
當年的林青霞（資料圖）
在美國一年半，我拍了一部港片《愛殺》。1981年夏回到台灣，文藝片已不再受歡迎，代之而起的是新藝城式的喜劇片，只要新藝城出品的片子，必定是票房的保證。英俊小生也沒以前那麼受歡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喜劇演員、硬底子演員、諧星，就算是文藝片的女生也要大展拳腳扮兇狠手辣狀。我這個素來演愛情文藝大悲劇的演員，竟然也要戴起眼罩扮獨眼龍，穿著高筒靴拿著長槍，一臉冷漠，學人家打打殺殺的。
回到台灣的三年時間，我拍了14部戲。一部瓊瑤的文藝愛情片、一部軍教片、三部警匪片、六部喜劇槍戰片、一部情報片、兩部古裝刀劍片，接觸的工作人員很複雜，這些人也跟我在電影裡一樣，也在私下上演著真實人生的刀槍拳腳江湖片。
在拍《慧眼識英雄》的第一天，現場出現一位笑容靦腆、個子矮小的男士，我和他攀談了幾句，覺得這個人很有趣。後來聽說他是黑社會老大、是×老闆，想找我拍戲。我看他靦腆像個好人，幫他拍了幾部戲。他算是個講道義的黑幫人士，並沒有讓我吃虧。
台灣的交通很亂，有一次他坐我的車，旁邊的車不守交通規則，我破口大罵，他反倒被我嚇了一跳。又有一次大伙兒吃完晚飯，他建議我到狄斯角夜總會聽歌，我雖然想去看看，但又擔心那種場合會很亂，他靦腆地笑著說：「最亂的就在你身邊，你還有什麼好怕的？」說的也是。
回台拍的幾部戲，票房成績都不錯，於是我又成了搶手的演員。這對我來說卻並不是件好事。許多黑社會老大都找上了門，我實在不想接他們的戲，卻怎麼推也推不掉。他們出手豪爽，而且所有條件都肯接受，如果不接的話，就等於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有一晚，一個黑道人士，背著一個旅行袋，裡面裝滿了現款，250萬台灣紙幣鋪滿了我客廳的咖啡桌。等他走後，我拿到臥室，放進小保險箱裡，卻怎麼都不能全部塞下去，只好拿出一部分放在抽屜里，等到隔天存入銀行。
朋友知道後為我捏了一把冷汗，說我太大膽了。我想也是，那時全家人都在美國，只有我一個人在台北，萬一出了什麼事，那可怎麼得了……
──警察局對面，拍戲空當，我回我的小白車後座休息，秘書葉琳幾次提醒我不要開後車箱。我覺得奇怪，沒事我幹嘛開後車箱？原來製片在後面放了很多手槍。
── 夜裡，有一位製片開車載我和秘書葉琳到台中拍戲，要等到天亮才開始拍，拍完我的部分再接我到其他現場。因為太累了，倒在後座就呼呼大睡，忽然「嘭」的一聲，大家嚇了一跳，葉琳和製片轉頭看我，原來我滾到座椅下了。我瞧見葉琳的臉色非常難看，說了聲：「我沒事！」又繼續睡覺。到了天亮，下了車，葉琳在我耳邊輕聲告訴我為什麼她臉色難看，因為她在前座的座椅下摸到一把槍。
──天剛亮，我和爾冬陞拍完夜戲，很累，經過田埂，看到一部奔馳車陷在稻田裡，許多人在想辦法把它弄上來，我瞄了一眼也懶得理。片場小弟說那車是來接我們的，爾冬陞馬上鑽進我的車，說他寧願坐我的小破車也不願意坐他們的奔馳車。在車上，爾冬陞說，站在奔馳車旁那個男的，臉上表情冷冷的，眼神很兇。聽說他叫×××，我按諧音給他取了個外號叫「螺絲起子」。
──拍戲現場，化妝時間，有一位黑幫小弟，試探性地問我：「跑路的話，你會不會借錢給我？」我假裝不知道什麼叫跑路，旁邊的人幫忙解釋，我靈機一動：「 呸！呸！呸！不要講這種不吉利的話。」後來爾冬陞跟我咬耳朵：「我剛才很替你緊張，不知道你會怎麼說。還好你答得機智！」
──我們在椰如餐廳拍時裝打鬥片，一進餐廳就感覺氣氛怪怪的，有一位粗壯高大、頭髮鬈鬈、臉上有刀疤的男子，站在化妝桌旁，化妝師拉我到一邊，告訴我他是我的貼身保鏢，外號叫「小玫瑰」。真逗笑，這樣的外形居然叫小玫瑰，我偏叫他「刀疤小玫瑰」。我們在餐廳門口拍攝，刀疤小玫瑰就坐在對面小巴上。拍到放槍的戲，槍聲很響，說時遲那時快，突然對面巴士跳出一個人用槍指著我們這個方向，反倒把我們嚇了一大跳，原來小玫瑰以為這邊有槍戰。弄得我們啼笑皆非，卻又忍著不敢笑。
──在陽明山拍夜戲，山上來了兩個製片人。聽說他們都帶備武士刀，還以為會有血淋淋的事發生，幸好最後皆大歡喜。原來他們三部戲每天都分到八個小時。一天才二十四小時，那就表示我幾天都別想睡覺。
那個時候我一心想離開台灣這個是非圈，到香港發展。正好1984年導演林嶺東請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我一口答應了。
從此以後香港片約一部接一部，我就在香港呆下了，現在已是名副其實的香港人。
回想起當年黑社會在我身邊的日子，能夠全身而退，真是上天保佑。
（編者註：香港娛樂圈黑社會眾所周知，對南方周末此文中的觀點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