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 中國知識精英的醜陋和恥辱/反右 告密

　　民主黨派的自殘和自虐

　　一部中國反右史，從某種程度上可以歸納為中國民主人士和知識精英的互害、自殘乃至自虐的歷史，這在一些大名如雷貫耳的「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領導人身上表現得尤為淋漓盡致。

　　一個開創親友相噬先例的名人遺孀是魯迅夫人許廣平。馮雪峰是魯迅生前的至交，也是許的好友。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被周揚、夏衍等人在作協批判鬥爭時，馮對於周夏等人誣陷他「反魯迅」的指控並不認帳。但據目擊者證實：「這時，許廣平忽然站起來，指著馮雪峰，大聲責斥：『馮雪峰，看你把魯迅搞成什麼樣子了?!騙子！你是一個大騙子！』這一棍劈頭蓋腦的打過來，打得馮雪峰暈了，蒙了……」九月十四日，許廣平又在全國婦代會上的發言揭露「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活動」。在《人民日報》刊登的發言裡，她指責魯迅生前最親密的學生，她的好友丁玲「活像一個武則天，有軍師、有文臣武將、有打手，又有通訊員和聯絡員。……這個集團的活動方式是十分卑鄙的。他們對人宣傳說要講友情，講道義，講誠懇；但是他們對黨無情，不講道義，不講誠懇。」

　　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被譽為大師、巨匠們，如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無一不是反右的積極的參與者。他們對文藝界右派同行丁玲、吳祖光等人的批判的文章不僅連篇累牘，還都表現出「痛打落水狗」的態度。當然，文革後巴金先生對此作了痛徹的懺悔。

　　類似沈鈞儒、陳叔通這樣比中共還要積極反右的「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負責人，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大堆的名字。他們有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周建人、胡厥文等；政協副主席馬?倫、許德珩等；中央政府中的各部委領導何香凝（僑委主任）、史良（司法部長）、朱學范（郵電部長）、胡子嬰（商業部副部長）等；以及各民主黨派的主要領導胡愈之、朱蘊山、梁希、高崇民、鄧初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另類的黨（民主黨派）政領導人在反右中的講話、指示和重要報刊文章，常常比中共的各級首長還要疾言厲色、極左激烈。無疑，這些講話等等給後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認識、思考和定位中國所謂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歷史記錄。

　　一百步笑五十步

　　我們再來談談在反右運動中的被整的一方──右派分子們。中國有一句有名的古語謂「五十步笑一百步」，意為犯較小錯者不適當地譏笑犯較大錯者，以致忽略了他們「本是同根生」的本質。而當年的右派分子中非但「五十步笑一百步」成風，竟還出現了不少大右派「一百步笑五十步」的笑話。

　　章伯鈞應當毫無疑問是中國第一號的大右派了。但在反右剛開始時，他竟然還抱著溫情脈脈的幻想，以為自己可能不是中共要打擊的右派。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題名為《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的初步檢查中說，他的錯誤是「為右派分子所利用」。這真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釋，因為在毛澤東眼裡，章才是「利用」了所有人、包括右派分子們的「主帥」。章伯鈞的悲劇還並沒有就此止步。同時，他還在《光明日報》上以社長的身份發表《一定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社論，公開批判剛剛被毛澤東點了名的「右派」、他兩個多月前親自任命的、手下最得力的總編輯儲安平！

　　丁玲、陳企霞是當時文藝界最大的所謂「丁陳右派反黨集團」的首腦。但直至他們被揪出之前，他們和艾青、羅烽等該集團的首要分子竟還在商量著怎樣批判文藝界另外一些後來證明是比他們小的「右派」，如寫了《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秦兆陽和《電影的鑼鼓》的鐘惦棐等等。所有這些，真的變成了一個個「一百步笑五十步」的鬧劇。

　　從親友互噬到自咬自噬

　　一九五七年右派們在突來的政治迫害前從抵抗到崩潰的時間都很短，這常常和他們陷入被自己的親人朋友的無情揭發乃至任意誣陷中有關。例如，羅隆基的絕望和他被最親密的三位親友揭發誣陷有關：一是和他同居十年之久的浦熙修；二是他的機要秘書邵慈雲；三是他的辦公廳副主任趙文璧。（但值得一提的是：羅儘管也做了檢查，卻至死不承認毛澤東強按在他頭上的「章羅聯盟」的冤案）。陳企霞的崩潰則因為他的情人、女作家柳溪開始背叛。給章乃器致命一擊的是他的前妻、民建中央常委胡子嬰。她的長文《我所瞭解的章乃器》一下子把章定案在「歷史反革命」的高度。章伯鈞在第一次被批判時就驚慌失措，因為他沒有想到自己在民盟中的好友史良會把他的私房牢騷話都無情地揭發出來，還向周恩來告了密。

　　右派們的精神崩潰更表現在反右後漫長的改造歲月中：由於持續不斷的高壓和洗腦，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僅完全放棄了自己當年在鳴放中的出色思想，而且不斷自咬自噬，直至人格扭曲。束星北的改造歷程便是一例。束是我國最著名的物理教授之一，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的啟蒙老師。一九五七年五月的鳴放中，他作過著名的在中國必須具備「法治精神」養成「守法風氣」的演說，為此被打成右派。在長期的思想改造中，他不僅寫了許多檢討和認罪書，痛批自己的「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思想」。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這位中國物理界的天才竟寫出了自我改造的規劃──《申請長期洗涮（刷）茅房》。另一個例子是上海的大右派王造時的檢討，王曾是著名反蔣的「七君子」之一。但這樣一個硬漢卻在反右中崩潰了，從反右到文革，他的檢查有近百份之多。一九六○年九月他被「摘帽」以後，非但對中共感激涕零，還懷著「深入心腑」的「感恩心情」到處去做沒有被摘帽的右派朋友的思想工作。這類異化變態的現象不僅發生在這些著名的右派身上，在一些普通的右派中更不勝枚舉。一九五八年的「雙反運動」是一場右派分子已經沒有資格參加的思想改造運動，但是清華大學右派分子陳爾彭卻興沖沖地貼出大字報要「對所有的右派分子提出倡議」、「比誠心、比決心、比改造、比幹勁」……

　　誠然，部分中國民主人士和知識精英在反右中和其後表現出來的犬儒和恥辱，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當然是中共政治風暴的淫威和思想專制的高壓。其次是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負責人，其實早已經是中共的「特別黨員」。他們所造成的各民主黨派的「窩裡鬥」的現象，實質上是毛澤東一手操縱的反右戰略部署的一部分而已。最後，我們無法、也不應當否認中國知識精英思想性格中的軟弱性和種種先天不足。例如，領軍主帥缺乏殉道者的道德勇氣、主要人物並不具備在高壓下不背叛團隊的精神和人格等。所有這些，我想對於中國當前的民主運動仍然是有著極大的啟迪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