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自由，不是桂冠
----對「呼籲頒諾貝爾和平獎給劉曉波」公開信的一點看法
貝嶺
很意外地看到我的名字出現在主題為「呼籲頒諾貝爾和平獎給劉曉波」的中文公開信連署者中。因為我從未收到任何人或組織要我在此公開信上簽名的請求，我也未曾在此聯署公開信上籤過名。
作為自1980年代後期就和劉曉波可以相互直言不諱的老朋友，我對中共政府強加給他十一年牢獄刑罰的震驚和憤怒，難以言表。想到他要到六十五歲才能出獄，這不僅令人髮指，而且不可想像。
我以為，通過持久的抗議和關注，透過切實有效的國際壓力，讓劉曉波及其他良心犯如胡佳、高智晟等人出獄、獲得自由，比呼籲或運作這個世界給他們戴上桂冠更急迫。給予桂冠並不能改變良心犯系獄或不自由的命運，翁山素姬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胡佳獲得過薩哈羅夫人權獎，可這些桂冠並未使他們出獄或獲得自由。或是讓世人多了些自我安慰，卻可能因此少了些我們內心的不安和更急迫的努力。
多為劉曉波等良心犯的出獄和自由去呼籲和努力。這一看法我面告過米奇尼克，也轉告過哈維爾。以他們自身的歷史為例，不是世界給予的桂冠幫他們改變了波蘭或捷克，而是他們的思想和出獄後的作為改變了他們各自的國家。
這些年，我讀過不少重要的中文公開信和政治訴求文件，訴求是公民的，可文字和語氣卻不是。怎樣擺脫我們在專制社會中形成的語言和行為方式，這是包括我在內每一個「紅旗下長大」的人要一生修習的功課。
假如可能，請讀讀二十多年前哈維爾寫給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的那封公開信吧，它由平實的細節開始，訴諸公民的感受，不乞求也不是道義審判，而是對統治者的誠意勸戒。可以想像，這封信當時一定感動並啟發了許許多多的捷克斯洛伐克人。
我看重的正是每一封公開信或公眾聯署文件中文字的力量、它的人性溫度和深度，它先要感動每個簽名者，才能感動世人。甚至，能讓統治者讀到時有那怕瞬間的被觸動。
讓我不安的是，過於頻繁地使用公開信聯署這一形式，一個個人名的反覆出現、甚至未經本人同意而名字被挪用，這並不能使我們設定的目標和我們的聲音更為引人注目。它甚至會傷害這一公共政治行為的嚴謹性和嚴肅性。
我想，我的想法已表達清楚了。
2010年9月30日於德國波恩
阿波羅網附貝嶺簡介：
貝嶺，作家、文學編輯和出版人。紐約公共圖書館作家學者中心2002至2003年度駐館作家，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國際筆會分會，2001年成立）創辦人，加州大學Irvine分校國際寫作與翻譯中心理事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理事，《傾向》文學人文雜誌（1993─2000年）主要創辦人暨編輯。第十一屆「台北國際書展」(2003)特約策展人，傾向出版社創辦人。 曾獲美國西部筆會中心寫作自由獎（2000），赫曼/漢默特作家獎(Hellman/Hammett Award) (1995，2001)，德國國家交換學人獎(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Fellowship， 簡稱DAAD)(1997)。德國柏林文化基金會（Kunstlerhaus Schloss Wiepersdorf）駐地作家（1998），美國布朗大學駐校作家（1990－1993）等。2009年兩度受邀法蘭克福書展(Frankfurt Book F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