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夫：西藏問題是中共政治體制問題的一部分

拯救西藏（網絡圖片）


西藏問題是中國政治體制問題的一部分

丁一夫

1989年3月，時值1959年拉薩事件30周年，拉薩市民不滿中共政府統治、盼望達賴喇嘛回歸的情緒又一次要爆發的時候，3月7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從8日凌晨起在拉薩實行戒嚴。這次戒嚴一直持續到1990年5月1日才解除，長達一年零一個月又二十四天。就在拉薩處於戒嚴之中的時候，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百萬學生示威，要求自由、民主、反腐敗和政治體制改革。那個時候，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學生，很少有人關注拉薩發生的戒嚴，很多人甚至表示支持國務院的戒嚴，很少有人想到，引發拉薩戒嚴的西藏問題，恰是中國政治體制問題的一部分。

西藏問題有其歷史緣由，但是西藏問題走到今天這個局面，卻無疑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和一貫方針策略有關聯。在1951年簽署十七條協議、解放軍入藏的時候，中共政府要達到的目標是占領西藏、控制西藏，而不是所謂「解放農奴」、改造西藏。這一目標可以說仍然延續了從晚清到國民政府的對藏訴求。但是，中共政府出於其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共產黨的戰略目標，很快就轉向了對藏地的政治改造，所謂「民主改革」，先從周邊四省藏區開始，然後向衛藏地區擴展。這一「民主改革」是共產黨政治中所特有的。無論是歷史上的英印政府，還是晚清、北洋和國民黨政府，都做夢也不會想到在藏地毀寺滅佛，唆使社會邊緣人群殺貴族打喇嘛。正是這種倒行逆施的「民主改革」，引起了藏人的反抗，導致1959年拉薩事件，最終形成今日之西藏問題。

歷史事實證明，五、六十年代藏地的「民主改革」錯了。所謂「翻身農奴」立即被強行合作化，其政治和經濟處境落入了比舊西藏時代還要差得多的狀態。而且，由於失去了寺廟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救援體系，抵抗災害的能力降到了最低，在隨後到來的大饑荒和文革浩劫中，藏地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饑饉、死亡和逃亡。

事實上，文革後的中共領導人，這些「民主改革」的始作俑者，也承認「民主改革」錯了，承認他們對藏地帶來了災難而不是翻身幸福。這才有了以後中共政府邀請達賴喇嘛代表團赴藏地訪問，並且開始和達賴喇嘛及流亡政府之間的對話。

可是，儘管鄧小平說過，西藏問題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儘管國際社會和所有藏人都抱著很大的期望，儘管達賴喇嘛一再公開表示，流亡藏人不再要求西藏的完全獨立，而是訴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藏民族的充分自治，但是這些對話並沒有結出成果，新一代的中國領導人開始越來越無理地侮辱和謾罵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漸漸把西藏問題推入了一個難以解脫的死胡同。

現在回頭看，中共和達賴喇嘛的對話難以得出成果，其實是必然的。其癥結就在中國政治體制的落後性。中國的政治體制不改革，一黨專政及黨內利益集團把持國家政經決策大權的結構不變，民眾沒有信仰、思想、言論、結社、以及新聞出版和示威遊行等憲法明文規定的基本權利，專制權力導致的腐敗就像癌症一樣瀰漫到中共及權力集團全身，民眾的不滿也積累到了隨時可能引發社會動盪的地步。中共領導的這個國家，內在政治落後已經使得它不敢將政治和國家行政過程公開化、透明化。中國已經不敢撤銷網際網路封鎖牆，不敢開放媒體自由度，不敢讓任何選舉有競選活動，也就是說不敢讓中國人有真的選舉權。這樣落後的政治制度，除了關起門來用國家鎮壓維護穩定外，已經不可能和國際社會的開明潮流相容。

而與此同時，西藏流亡藏人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正在一步一步扎紮實實地走向現代民主。從今秋到明春，是西藏流亡政府立法和行政權力機構換屆選舉。流亡藏人的政治熱情、參政意識和政治素質，比上一屆選舉更是大有進步，令人刮目相看。

可見，如今中共政府和流亡藏人之間，已經不是晚清帝國中央和邊陲弱小民族之間那種強弱決定一切的時代了。中共政府和流亡藏人的對話，還有一個用什麼樣的政治標準來對話的問題。簡單地說，人權和公民基本權利在政治博弈中應該占有什麼樣的地位，這個問題和少數民族具有什麼樣的民族自決權聯繫在一起，這是漢藏對話不可避免的問題。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暴露出中國政治制度的落後，也正是這種落後，阻礙了西藏問題的解決。

現在中共政府對待西藏問題的辦法就是「拖」，有人說，時間是在中共政府一邊，達賴喇嘛在漸漸老去。企圖用「拖」來擺脫西藏問題的想法，就等於想用「拖」來逃避中國政治制度的落後。前者小看了藏民族的信仰和藏人追求進步願望的力量，後者只是閉眼不看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政治制度的落後，總有混不下去的一天。當中國政治制度的改革真正起步，人權和思想言論自由提到桌面上，對民族自決的共識才會漸漸出現，未來的漢藏對話才能結出成果。反過來說，只有當藏民族重獲自由的那一天，才是中國擺脫政治制度落後性的那一刻。

當年天安門廣場上要求民主的大學生們，今天還會不會再盲目支持對藏人的鎮壓？如果他們仍然支持鎮壓藏民族，那麼，他們手中沒有基本民主權利能怨誰呢？


原載《動向》201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