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例行的「兩會」結束後，中國政治生活進入了一段相對比較平靜的時期。這本是每年的慣例，然而今年的情況卻有所不同，那就是來自北京的對各種事務的反應都異常敏感、脆弱。
如果比較過往幾年「兩會」結束後的情況，人們可以發現，今年的敏感和脆弱似乎更是體制性的，折射了中國不但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發展中遇到了嚴重瓶頸，而且在應對方式和心態上也更為無當。顯然，後者更為嚴重，反映的問題也更大。
社會不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今年「兩會」期間，北京街頭戒備森嚴，如臨大敵。有的北京市民不禁發出疑問：「你們到底在怕什麼？」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那是因為不久前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之風剛剛刮到中國，雖然參加者寥寥無幾，但還是引起北京的高度緊張。
然而，北京之所以對「茉莉花革命」如此敏感，其更主要的背景則是，中國在過去若干年迅速發展的同時，積累了太多的社會矛盾，以至於這些矛盾正在以民眾反抗的形式表現出來。中共前領導人毛澤東所說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似乎正在今天的中國以另一種形式得以應驗。
本來因經濟和社會分配領域不公引起的「星星之火」，之所以可能在今天的中國引起「燎原大火」，其主要因素當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後。只要逐步穩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那麼不但分配領域的不公現象，尤其是貫穿其中的官商勾結和腐敗現象就可以逐步得到有效清除，而且中國民眾的不滿也可逐步得到舒緩和化解。
這麼一個淺顯的道理，在今天的中國卻成了一個天大的難題。於是，所有的解決問題的方案都必須繞開政治體制改革，亦即在不對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的情況下進行。於是，就有了剛性維穩，也有了對媒體的日益嚴密的控制；於是，也就有了重慶的「唱紅掃黑」模式，同時也就有了對「茉莉花革命」的超乎尋常的恐慌和防範。
繞開政改：「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但明眼人都知道，所有這些繞開政治體制改革的解決方案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根本不能解決問題的根本。而北京之所以更傾心於這一「治標不治本」的方案，顯然是因為腐敗和特殊利益集團問題早已深入到這個體制的最深處，以至於在今天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可謂「牽一髮動全身」，誰都不敢貿然有所動作。
於是，一個難以解開的死循環就產生了，亦即中國民間所說的「不改革則亡國，改革則亡黨」。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北京高層近年出現明顯的「左轉」傾向。
回首過去將近十年的歷史可以發現，這段時間是中國迄今發展最快的一段時間，但同時也是中國各種問題叢生的一段時間。2002年，廣州一個「孫志剛案件」成為媒體集中的焦點；但今天這樣的案件已經小巫見大巫了。從甕安事件到錢雲會案件，從工人維權、罷工到市民「散步」，各種社會矛盾和公民的反抗此起彼伏。面對這一趨勢，積極的做法是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各種矛盾迎刃而解；但北京高層處於利益和其他考慮，更願採取「守勢」，或更願採用革命時代的方法，來解決今天市場經濟下的矛盾和衝突。
「左轉」與高度脆弱的背後
有北京的學者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今天北京高層的「左轉」，不是真的「左轉」，而純粹是策略之舉，為的是平安度過「十八大」前的最後一年多；也有的北京學者指出，照這樣的情況發展下去，「高速發展，矛盾積累，突然崩潰」將是「中國模式」不可避免的邏輯。
不管這一邏輯是否屬實，人們在實際中感受到的是，北京對媒體的掌控正越來越嚴密。不但如此，北京對媒體的解讀已到了杯弓蛇影的程度，經常從字裡行間或語氣、表情中尋找反面的意思。有北京媒體人士表示，這種杯弓蛇影的做法，顯然反映了北京官員的高度脆弱。
然而，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是：過去十年，為什麼中國越是發展，官員的心態反而越來越脆弱了？三十年前談論反思「文革」很正常，今天卻諱莫如深；十年前批評「孫志剛事件」也很正常，但今天談論樂清事件都成了禁忌。其間的原因十分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