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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曾為阿垻「新叛」平反 胡趙確定達賴喇嘛歸期

——趙紫陽曾為阿垻"新叛"平反 胡趙時代確定了達賴喇嘛回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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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間,在藏區連續發生十餘起僧尼抗議中共當局對藏高壓政策的自焚事件,中共當局將西藏問題定為「紅線問題」,並對西藏的歷史和現狀封鎖真相,資深記者高瑜撰文呈現趙紫陽為藏區阿垻平反的一段珍貴歷史。

 

今年四月,鮑撲主持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了蔡文彬主編的《趙紫陽在四川(1975-1980)》。鮑彤作序,開篇四句話,文采飛揚,一語中的:"眼前這五十多篇,不是詞章家的筆墨,不是旁觀者的詠嘆,都是過來人的心血。"今年解放軍入藏60周年,拉薩街頭布滿軍警

其中主編蔡文彬對楊嶺多吉的採訪《一個民族幹部心中的趙紫陽》,給我極大的觸動。楊嶺多吉是四川巴塘藏人,曾任四川省副省長,後任西藏自治區委副書記、政協主席、自治區副主席、四川省政協副主席。1975年10月趙紫陽履新四川,1976年1月楊嶺多吉調任中共阿垻自治州委書記。

文革阿垻"新叛"源於"支左"殺人太多

楊嶺多吉在阿垻州上任後,到馬爾康、理縣、汶川、黑水、松潘等地了解民情,一路問老百姓"你家裡有多少人?是什麼人?"他們的回答,不是說自己哥哥叛亂,就說自己父親或者舅舅叛亂了,幾乎家家戶戶都在說自己家裡有叛亂分子。楊嶺多吉驚訝怎麼到處都是叛亂分子?就組織州委成立工作組,親自擔任組長,著手調查。

所謂的"叛亂"發生在1968年,涉及到四個縣:阿垻、紅原、若爾蓋、壤塘,還有松潘的一個藏區毛爾蓋區,總人口涉及十五六萬,"叛亂分子"達到三萬。起因是阿垻地區兩派群眾在念經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爭論和衝突。當時支左部隊支持一派,壓制一派,在一個小山坡上架起機槍,被打擊的一派心懷不滿,就組織一百多人的馬隊衝擊山坡,部隊竟然用機槍掃射。按老百姓的說法當場打死了六十一個人,省里政法部門調查確定打死了四十五個人,打傷的就更多了。向上級匯報後,因為死人太多,無法交帳,就定性為"叛亂",經過層層上報,居然得到中央軍委、國務院批准為"新叛",與 五九年"老叛"加以區別,實行平叛。

調查之後,楊嶺多吉把結果憋在心裡兩年沒敢說,只是進行思考。

內地武鬥是造反,民族地區武鬥就定叛亂?

1978 年10 月四川省委召開民族工作會議,趙紫陽第一個點楊嶺多吉發言。楊嶺多吉就談到1968年阿垻地區的"新叛",他以個人名義提出:"這是人民內部矛盾,應該平反。"

趙紫陽聽後很激動,馬上指著台下坐著的省委民族事務委員會副書記郜志遠說:"這些問題你以前怎麼沒說?"郜1972 -1977 年任中共阿垻州委第一書記,趙紫陽此前到阿垻視察半個月,都由郜陪同,郜沒有向趙紫陽匯報"新叛"這件事,趙紫陽從沒聽說過,因此很生氣。楊嶺多吉只能幫助自己的這位前任解圍,說:"以前思想沒解放,也不敢說。"趙紫陽不接楊嶺多吉的話,還是指責郜志遠。郜志遠說:"這個問題我們以前噎解決了。"楊嶺多吉反駁:"這個問題沒有根本解決,解決的只是'擴大化' 的問題。這個要平反,這不是'叛亂',為什麼內地武鬥就是造反,民族地區武鬥就定成了叛亂?"

那天會上,趙紫陽還說了一些更激烈的話批評郜志遠,其中有一句:"這樣看來,你們民委的工作成問題!"接著又問省里的其他領導知不知道這件事,大家都說不知道。當時不止民委,就是省委也沒有人敢提出為"新叛"平反。

這次民族工作會議結束時,趙紫陽在做總結報告時說:「看來這不是叛亂,應該平反。」1979 年又派省里三家政法部門到阿垻調查,寫出"平反"的調查報告。

趙紫陽支持批判"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

1979 年10 月中共四川省委再次召開民族工作會議,楊嶺多吉在阿垻小組會上提出了"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這個理論是錯誤的。他準備了5千字的發言稿,希望發在簡報上。10 月28日楊嶺多吉發言刊登出來。大家都知道如果趙紫陽不看,絕對沒有任何人敢表態同意發表。趙紫陽在其他場合上說:"我們這些民族幹部真是不簡單,他們不僅在完成自己的工作,還在考慮國家大事。"

大會總結會上,趙紫陽再一次支持楊嶺多吉,同時做了補充,提出要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1980 年趙紫陽到中央任職,同年3 月胡耀邦主持召開首次西藏工作座談會,4月7日《中共中央關於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裡,正式批判了「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並闡述了理由。《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評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錯誤理論》。說明中央的民族工作方針噎發生了轉變。

胡趙時代確定了達賴喇嘛回歸日期

趙紫陽離開四川之前,噎提升楊嶺多吉擔任副省長,後來又把他調到西藏擔任領導。趙紫陽對楊嶺多吉說過:經歷了文革,大徹大悟。就是要改變我們過去的那種執政方式,動則整人的方式。

作為一個民族幹部,楊嶺多吉親身體會到胡趙時代是實現民族和解的最好時期,開始把人心凝聚起來。1980年12月至1985年6月,楊嶺多吉在西藏擔任自治區領導,他說:"那段時間,中央有五條對達賴喇嘛的政策,那是爭取達賴回歸,而不是不要他,當時談得具體,回歸時間都確定了,關係非常緩和,藏區也比較平靜。"

89之後民族政策大逆轉

1989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下達33號文件《關於四川藏區反分裂的通知》,說藏區要叛亂。噎回到四川擔任省政協副主席的楊嶺多吉就到阿垻去看,他說:"哪裡有分裂?哪裡有叛亂?他們先說是寺廟,我就專門在兩個不同的寺廟裏睡了兩個晚上,安靜得很!怎麼會有叛亂?為什麼要叛亂?我怎麼看不出一點要叛亂的情緒?我一直解釋到中央,幸好楊汝岱同志發揚民主,採納了我的匯報意見,才沒出大問題。"

但是到了2007 年8 月,情況就不同了。時任省委書記的杜青林就開了三次會議分析藏區,認為"全國藏區分裂問題上隱蔽活動最嚴重、公開破壞最突出、分裂案件最多。"2007 年10 月25 日楊嶺多吉針對"三最",給杜青林寫了信:"你把反分裂鬥爭擴大大化、絕對化、普遍化了,你還要警惕有些人給你幫倒忙,把事情誇大。"但是杜青林聽不進楊嶺多吉的意見,依靠"三最"直升政協副主席,到北京當中央統戰部部長去了。

阿垻和甘孜正在發生著殘酷的鎮壓和慘烈的抗爭。楊嶺多吉說:"如果這兩年也能採納我的意見,也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了,跟少數民族的關係也會好得很了。這兩年發生的這些事恐怕要花很多年的時間才能再把人心凝聚起來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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