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群體事件"越來越多，民憤主要指向幹部腐敗，儘管最高層意識到腐敗斷送人們對中共的信任，並且一再嚴懲腐敗幹部，但卻很少改變獨裁腐敗的制度本身，依然採用高壓手段維護穩定。
"群體事件"愈來愈多，高壓維穩難以穩定
《日報》12月16日的評論認為，烏坎的抗議只是中國每年數萬起抗議的"一個有力的例證"，官方稱之為"群體事件"。
該報寫道："'群體事件'的具體數字有多少不得而知，官方統計的標準也同樣不為人知。抗議從1993年的8700起上升到2005年的87000起，也就是說12年間增加了10倍。
可是此後就不再公布官方的數字。2008年，非正式地提到127000起事件，這就意味招數字繼續大增，也說明為何加強保密。
"根據官方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于建嶸教授的說法，65%的抗議根源於土地糾紛。所以，這些衝突偏偏在繁榮的南方省份廣東激烈發生，是不足為奇的。廣東是最富的省，工廠最多，土地利用的矛盾也就相應尖銳。"
民憤指向腐敗幹部
評論解釋說，因為中國沒有私人地產，土地徵收就是提前取消長期租賃權，給予很少的補償，高價賣給私人投資者。"當耕地被轉變成高爾夫球場、豪華居住區或工業區，農民就被從其祖輩相傳的土地上趕走。
"地方幹部常常應允有利可圖的生意，通過受賄或參與項目從中漁利。所以，被剝奪者和被驅逐者的憤怒主要指向讓他們覺得腐敗和不公正的地方官員，而不是指向北京的政府或者制度本身。其實，老百姓常常期待著北京領導人的干預。"
文章分析說，"近年來的抗議由於多種原因繼續上升，比如農村人口已經不再消息閉塞，教育程度也有提高，包括對自己個人權利的了解。通過網際網路、尤其是在中國深受喜愛的類似於推特的微博溝通，迅速的信息交換和較易組織抗議成為可能。
"另一方面，近年來社會鴻溝更加擴大，就是說較之比較貧困的階層，富人富得更快也更加肆無忌憚。中央政府採用廢除農業稅、更嚴格的關於土地轉換的法律以及武裝警察加以應對，對農民而言，司法上的可能性在實踐中依然大受限制。常常是在抗議之後，地方官員才受到懲處。
"政府一再強調社會穩定的重要性，這也在官方的'和諧社會' 宣傳中體現出來。迄今為止，政府總是得以成功地阻止了地方抗議以及對諸多問題的不滿而相互串通起來，形成危急中共統治的力量。"
高壓對付社會反抗
《維也納日報》12月15日認為，對中共來說，民眾抗議這個問題"不容忽視"，胡錦濤在一個講話中也提醒黨員不要" 脫離人民"和不能腐敗，因為腐敗斷送人們對中共的信任。"雖然一些省級官員和黨的幹部一再受到嚴懲，然而極少改變深受獨裁專橫和收賄受賄影響的制度。一旦發生騷亂，國家權力很少通過對話進行疏導，反而總是刁難和逮捕那些反抗者。"
報摘：林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