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廳局級，同濟大學博士後。
頭頂三個光環，上海規土局原副局長胡俊一直屬於官員群體中的「驕子」。他曾在2003年以37歲的年齡升任副廳級幹部，擔任過上海規土局新聞發言人，又是科班出身，拿到了教育體系內的最高學歷，還曾是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副教授、研究生導師。
熟悉胡俊的人知道，他戴著一副無邊框近視眼鏡，即便從政多年依然保持著儒雅的學者氣質。
3月27日，這位仕途看好的「學者型官員」被開除黨籍和行政職務，並移送司法機關查處。紀檢部門稱，胡俊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賄賂，嚴重違紀涉嫌犯罪。
無獨有偶，另一位來自同濟大學的「博士後官員」詹運洲，也在2008年受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長殷國元案牽扯被羈押。他曾擔任上海房地局原規劃管理處處長，曾作為上海市房地局重點培養的年輕幹部。
詹運洲雖未有刑事方面的處罰，卻在此案後由正處級，降至副處級，事業生涯受阻。
學者型官員連番出事之後，上海規土局在崗的黨政領導「一正四副二總工」的班子中，「學院派」官員已經所剩無幾。
從學者中選拔官員的傳統歷來有之。尤其是一些專業性強的領域，「學院派」當政並不罕見。
據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一名學者對本報介紹，早在上世紀80年代同濟大學就開始向全國各地規土系統輸送各種專業型人才，「有擔任地方規劃部門顧問的，也有掛職做規劃局副局長甚至分管規劃副市長的，也有的離開學校後直接進入行政系統。」
從學院到官場到落馬，學者從政似有迷途。
上海城市化中的學者官員
公開資料顯示，胡俊為江蘇南京人，於1984年考入南京大學地理學系城市-區域規劃專業，其後免試直升本校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1993年，胡俊作為我國第一批城市規劃博士後的進入同濟大學進行研究。1995年出站後，他開始擔任同濟大學建築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研究生導師，並擔任中國規劃學會城市經濟學術委員會理事。
才執教短短2年的胡俊就被調任至上海市靜安區城市規劃管理局擔任副局長，並很快擢升常務副局長、局長，在靜安區改造大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上世紀90年代是上海開發建設突飛勐進的時期，中心城區的開發改造為重中之重，靜安區是浦東新區設立前上海市10個區中唯一不帶郊區的中心城區，最為典型。
1990年代該區開發改造地塊占改革開放後全區可拆遷改造土地總量的三分之二，成為最宏大的建設主體地段。
體制也是這一時期發生鬆動，上海土地批租採取「兩級政府、兩級管理」的體制，將批租地塊的準備、確定受讓方和出讓地價等政府性工作都下放至區政府負責，由區縣層面出面向市規劃、土地等審批單位進行協調。
體制鬆動帶來了市場的活躍，重要建設地塊出現許多家外資爭相批租的現象。胡俊所在的靜安區城市規劃管理局就作為重要專職部門掌握著審批權力。
規劃專業出身的胡俊在此時備受重用，他曾與該局同仁對靜安區1992年至1998年開發建設項目的時段周期、規模總量、物業構成、功能變遷、機制類型等規律進行梳理和總結，相關學術論文還曾獲得城市規劃方面的獎項。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胡俊的政治生涯與上海的城市化進程十分吻合。
2003年，當城區改造漸入尾聲，郊區改造拉開序幕時，這位學者型官員被調任至上海市崇明縣人民政府擔任副縣長、縣委常委，直接主持崇明生態島的規劃工作。
五年後，上海市政府為規避上海社保案中出現的各種土地腐敗，進行機構調整，將上海房地局拆分。土地管理功能與規劃局合併，成立上海規土局，負責土地徵用、規劃以及礦產等。
此時，胡俊再度被委以重任，他被調任至新組建的上海規土局，分管土地規劃直至落馬。
根據相關土地系統人士對本報記者透露，胡俊的問題應該出自這一連串任職的起點，即其在靜安區任職期間。
圍繞產學研的單向輸送
由於同濟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的學科和各地實際需求非常緊密，學者從政的現象較為普遍。一些在職的教授借調到相關部門工作的情況並不罕見。
尤其是專業性較強的規劃領域，這種現象更為普遍。
1980年代後期中國開啟城市化進程，專業規劃背景的官員也漸被青睞。同濟大學等專業院校也是在這一時期為政界輸送大批專業型人才。
上述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學者湯宇卿對本報記者介紹，該學院最早的是1980年代到山東泰安市掛職副市長的教授王仲鼓。
「這種掛職的方式也不需要全天候工作，只需要每周去1次，參加相關規劃會議討論，制訂一些方案。」湯宇卿說。
在掛職之後，其中一批學者返回學校繼續教書，而另一批學者就正式
轉入行政崗位，擔任規劃領域的官員。
據湯介紹，原因是一方面是希望吸納專業人才，另一方面是希望通過他們與學界結合，進行具體課題的研究，因此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這類課題項目相當的多。
本報記者查詢發現，胡俊從政後發表了一批以靜安區城市開發建設、上海市城市規劃與土地利用規劃等主題的學術論文，專業職稱為國家註冊規劃師，高級策劃師。
此外，本報記者查詢得知，胡俊在工作期間，先後主持完成《靜安南京西路國際級商業商務街區綜合開發規劃》、《崇明島域總體規劃》以及《上海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2006-2020)》等重大規劃工作。
2004年剛剛上任不久後的胡俊就與母校同濟大學合作成立崇明生態島研究中心宣告成立，成為上海首家致力於崇明生態島建設重大科技問題研究的機構。
其中，崇明島域總體規劃還曾獲得2005年度AIA國際規劃大獎。
湯宇卿介紹，規劃機關吸引學者進入行政系統的又一動因也在此，可以利用學界的學術資源，直接為規劃工作服務，實現產學研的結合。
除了直接輸送官員，同濟大學還建有專門的「建設部同濟大學城建幹部培訓中心」。2009年，該中心與鄭州市規劃局、鄭州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就共同組織了「鄭州市城市規劃系統專業培訓班」。
學者從政的回流與焦慮
自從部分學者型官員在上海社保案中出事後，一些高校學者在是否調入行政系統的問題上就多了幾分猶豫，部分學界人士開始思考學者從政的種種難題。
在接受本報採訪時，就有學者表示由於這些部門實權較大，往往誘惑也較大，學者型官員儘管有專業的優勢，但在處理人際關係以及職位競爭上往往並不占優勢。
「現在調去政府則要事前想想值不值得，在高校里也挺好的，收入絕對夠生活了，去了政府就身不由己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對本報記者表示。
「如同大學裡院長以上競爭就非常激烈，更何況在政府系統裡面」，這位學者說，「從內心角度來說，高校更為寧靜」。
本報記者了解到，近年來，從政府體系回到高校的現象也並不罕見，比如上海某高校的一位副校長就從2003年開始就一直在上海城建、規土系統任主要領導，但2009年就回到了其原先工作的高校。
對於不少高校教授而言，做了十幾年的教學，生活模式已經日趨固化，對於複雜的官場系統頗有疑慮。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昕就曾經對學者從政的困境和誤區進行研究，他認為學者從政對於改善政府領導層的專業結構，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規範性具有重要作用。
他認為，在控制性政府逐漸讓位於服務性政府的過程中，決策的專業化水平要求越來越高，也要求政府決策者具有更高的專業和知識背景要求。
但劉昕也發現，學術研究和政府行政管理兩類職業的差異性較大，前者強調「批判性」和「創新性」，後者卻相對「程序性」和「事務性」。
學者湯宇卿則認為，貪腐本身與學者型官員的特質並沒有正相關關係，「技術性官員出問題的概率和非專業出身的官員落馬概率其實是一樣的，還是個人因素居多。」
經歷了胡俊的落馬，在上海市規土局現任副局長、總工程師中，只剩一位總工程師有同濟大學的講師工作經歷。其他官員雖然有一些學歷，但主要經歷仍在政府體系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