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葉新1989年5月22日在上海抗議遊行的隊伍中 |
20年了，我對「六四」幾乎沒說過一句話，再不說，有點憋；可真要說，又說不出什麼驚天動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為整個「六四」期間，我不在舉世矚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雖然也有示威，有遊行，有絕食，但沒開槍，沒坦克，沒屠殺。北京是震央，是颶風口，是火山頂。上海在這一風波中的險情、影響、後果，都無法和北京相比。況且我不是抗議活動的組織者，只是遊行隊伍中的隨行人，甚至我對遊行也並不熱衷。由於風雲際會，恰逢機遇，讓我在「六四」前後能夠和當時上海市委的主要領導曾慶紅、江澤民有所接觸，有所對話。這也並非重大國家機密，即便機密，20年過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來，但願能為這段歷史增補數行筆墨。
一、曾慶紅和新權威主義
1989年初，時任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的我，因工作煩惱和憂國憂民，寫信給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希望見面一談。信上說：「你能聽聽我這個基層幹部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許對你指導全面工作有好處。」口氣不小，如能在信中補上一句「我也會從你的交談中獲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寫信亦如此，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就匆忙寄出。1月16日下午3時，曾叫秘書來電話，請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辦公室。
我1月19日下午4時的日記：
「星期一（1月16日）……我在曾的辦公室談了兩個小時，我幾次要走，他都說再談談。我主要談我在信中所說的三個問題：1、為什麼各個單位人際關係那麼緊張，2、為什麼有些政策不錯，可執行起來那麼難？3、為什麼改革開放後，人們獲得了不少利益，可還是罵娘？他也談了不少，近似聊天。」
日記是簡略的，記下的也許並不重要，而日後才顯現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沒記。比如，那天我和曾討論過1989年的形勢，意見不一，現補充如下。
我說：「凡經濟上出問題，隔年政治上總要出事。華國鋒在五屆人大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躍進』，致使1979年國民經濟比例失調，造成很大損失。第二年，1980年，以『兩個凡是』為口實，華國鋒就辭職下台了。1985年，從不漲價的中國市場第一次出現漲價。那時我還抽菸，『飛馬』本來2角8，一下子漲到3角2，火柴和肥皂也漲，造成供應緊張，人心波動。第二年，1986年，胡耀邦便在中國的第一次學潮中下台了。去年，1988年，『物價闖關』，導致價格飆升，百姓恐慌，物資短缺，到處哄搶。我當時在澳大利亞，妻子來電告訴我，銀行出現擠兌，不得不暫停營業。這是中國從未有過的經濟動盪。」
曾說：「今年因此就會出事？」
我說：「可能吧，因為老百姓連這樣的歌都唱了：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沒有鈔票。/反動派，沒打倒。/帝國主義夾著皮包回來了。/全國人民要大團結（「大團結」是當時100元人民幣的圖案），掀起了吃喝玩樂的性高潮、性高潮！」
曾說：「如今黨風民氣是有問題，但並非像這首歌或者像傳說的那麼糟。我們的新聞界也不應該將人民的注意力硬轉到社會的這些和其他某些敏感的問題上去。今年會不會出事？我認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會出事。新加坡不就是這樣嗎？社會和政治很穩定。」
當時新權威主義思潮正風靡一時，並得到官方的青睞。從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語以及他對新加坡經驗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與他類似的高幹們日後對「六四」民主運動的基本態度。
二、江澤民召開上海知識分子座談會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發了震驚全國和世界的大學潮，全國各地的高校學生和知識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繼遊行示威。上海市委還因為《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激起軒然大波，難以自拔。
我5月17日下午2時的日記：
「5月16日下午2時，在康平路市委會議室召開上海部分知識分子座談會，出席者有江澤民、曾慶紅、吳邦國、陳至立、黃佐臨、張瑞芳、蘇步青、夏其言、鄧偉志、宗福先、王滬寧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認識。我也在會上發了言，表示支持學生運動，認為學生運動起到了人大、政協應該起而沒起到的作用。」
日記過於簡略，補充如下：
會議一開始，江澤民便說北京和上海的形勢非常嚴峻，他做為市委書記，壓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濟。說著說著，他突然冒出一句話，說他最近有神經病，而且說了兩三遍，聽得我們莫名驚詫。我想，他可能是想說他精神方面有點毛病，或者是想說他有「精神病」；而「神經病」一詞在江浙滬地區意同「瘋子」，他肯定是用詞不當，說錯了。
更不可思議的是，江澤民說到學潮以來，他進退兩難，舉棋不定，就用上海話作一譬方，他說他像烏龜（上海話念「烏巨」）一樣，頭伸出來一刀，頭縮進去一刀。這顯然不倫不類，比喻失當；男人無論如何也不會說自己是烏龜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來，疲勞過度，意亂心慌，以致慌不擇言，辭不達意。否則像江這樣口才甚好也極愛表達的人，不至於有如此語病和口誤。語言是內心的外化，從中也可以看出當時江的內心紛擾，如熱鍋之蟻。
這次座談會，給我的強烈感覺是為了解決《導報》問題。
江說：「最近以來上海所發生的事，遊行呀，示威呀，靜坐呀，絕食呀，北京、全國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產』，就是《導報》問題。市委對欽本立同志的處理僅僅是停職，不是免職嘛。停職，還可以復職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動找個台階下一下，我們也希望呀，但是雙方面都要下台階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頂著，也不能解決問題嘛。」
江當時對解決《導報》問題確有誠意，也非常急切。這和來自中央的壓力有關。此前江去北京找過趙紫陽請示辦法，趙沒見，鮑同見了。鮑傳達趙的意見，說「解鈴還需系鈴人」，於是江返滬之後不得不急忙「解鈴」。
還有一細節很能表現江的意願和焦慮，當記協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欽本立的入黨介紹人時，江便立即離位，和夏並坐，低聲交談，明顯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幫助說服欽解決《導報》問題。
我的發言有兩點，一是說：「年初我對曾書記說過，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學生運動，但素不愛遊行，君子動口不動手，也不要動腿；遊行要動腿，走那麼長的路，很累。更不主張絕食，怕出事，會死人。每一個生命都很寶貴，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產黨，應該好商量。」
第二，我說：「現在的領導幹部，一是有委屈情緒，工作很辛苦，成績也不小，怎麼學生還要遊行？想不通。這個問題我也和曾慶紅同志探討過。當人們的溫飽基本解決之後，『需要層次』便直線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實現。不滿和罵娘，都是為了社會的更大進步。二是領導幹部不習慣民主，喜歡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歡人家的七嘴八舌。」
我發言中還舉了江1987年在上海交大處理學潮之事為例。那次他以一個學生運動的前輩來開導大家，起先還很受聽，當江用英語背誦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時，有點炫示，發音也欠准，被台下一個學生「噓」了幾聲，江便「尊容失色」，指著台下質問：「誰？你上來，上來！」沒想到該生堂而皇之地上來了。江連聲問，「你叫什麼名字！」該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
我對江說：「起先你很瀟灑，後來你失態了，表現的不是一個政治家的風度，而是一個父母官的架勢。什麼原因？就是不習慣民主。」
江對我的話非但不以為忤，反倒說：「還是你們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
三、5月18號我的三點建議
| 圖為1989年5月上海作家協會的遊行隊伍 |
我5月19日上午八時的日記：
「前天（5.17）晚上，智紅（我女兒）從學校來電話，說『上戲』將在18日上午遊行，問我去不去。她希望我去。
「18號一早，6時5分起床，匆匆離開程橋賓館，乘坐57路公共汽車。30分鐘後，便到『上戲』。來到女生宿舍樓下，紅兒迎了出來。她說，遊行8時半出發。時間還早，我於是回家，泡了杯茶，想喝足了，再去遊行。」
在家中喝茶時，我考慮到江急切想解決《導報》問題的願望，又考慮到學潮以來江和朱鎔基一直未在媒體露面所引起的疑惑和猜測，使我大發「憂國憂民」之心，便打了個電話給曾慶紅。曾的秘書說曾還未起床，我說那就算了。我想這幾日曾和江一樣，難得安眠，我這麼早打電話給他，實在妨礙他的休息。秘書問我是誰，我說沙葉新。他連忙說，你等等。稍頃，曾來接電話。我向他提出三點建議，我同天日記有記錄：
「1、市委迅速發出《告全市人民書》，聲明學生遊行是愛國民主運動，並希望全體市民支持學生，同時也勸慰學生不要絕食。
「2、市委迅速對欽本立事件有個態度，可以主動下台階，比如市委可以說對《導報》的處理『操之過急』，如果欽不滿意，市委還可以再下一台階，說『處理欠妥』。如果欽仍不滿意，那我可找一些能夠和欽說上話的人做做工作。如果問題解決了，就請欽在電視台發表一個講話，勸同學不要絕食。
「3、請江澤民同志迅速出面，接見絕食的學生。」
「我對曾說，要做到以上三點，市委就別怕和中央不一致，要有獨立行動。
「曾說，問題不是如此簡單，而且這三點很難做到，至少是來不及了。但我一定在今天上午的常委會上，轉達你的三點建議。」
雖然我的「書生之見」未被採納，有些悵然，但曾沒有敷衍我，沒有打官腔，對我說了實話。我喜歡這樣。
打完電話我就去上戲參加遊行，更多的是為了保護女兒，怕她出事。
四、「六四」後我帶了三天黑紗
我6月5日上午7時15分的日記：
「北京在流血。我震驚、哀痛、哭泣……
「我太書生氣，以為政府不會下令槍殺百姓，他們居然就如此做了，這個政府罪該萬死！
「昨天凌晨和上午，都看到華東師大的學生、研究生在主要街道阻止交通，宣傳北京的事實真相，我真為他們的勇氣感動。
「我想今日上午帶黑紗，表示我對死難者的哀悼。」
我6月6日上午8時的日記：
「昨日上海全市交通阻塞，因上海各高校學生上街，設路障，破壞輪胎。這是40年來所沒有。
「為了哀悼死難學生，昨日（5日）上班時我佩戴了黑紗。到劇院後，人問誰死了，我說北京的一個老同學死了，當然大家心中都知道我的黑紗是為誰而戴。」
當時北京噎給學潮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不久中央電視台24小時連續播放通緝令和到處抓人的消息，全國一片恐怖。此時此刻，我為死難學生戴黑紗，無疑是在撞槍口。
我妻子大吃一驚，她本以為我只是在家戴黑紗，但她看見我還要戴著去上班，便一把抓住我：「你不要命了！」我說：「是不要了！」她說：「你不要命，那我呢？孩子們呢？你給我把黑紗拿掉！」我不肯，她說：「我求求你，你就在家裡戴算了。」我說：「不，我要去單位戴，我還要上街戴！」她更加吃驚，但又無法阻攔我。我說：「雖然我不太主張遊行，但堅決反對開槍；他們在大街公開殺人，我就要在大街公開戴黑紗，否則我對不起死難的學生。」
晚上下班之後，妻子看我平安回來，總算鬆了口氣，沒想到，我第二天還要戴黑紗，她說：「你還沒戴夠？非要戴出事來呀！」我說：「死了那麼多學生是國喪，我要獨自悼念三天！」這樣我就戴了三天黑紗。
為戴黑紗，很多人為我擔心，說：「北京那麼大的示威都已結束，你怎麼還在上海單獨示威！」還有人見到問：「你怎麼還沒抓起來？你要多保重呀！」我當時確有「烈士心態」，真想和死難學生同生死，否則好像太不公平，為什麼學生死了，我沒死？
我6月27日晨7時我的日記：
「據傳又要通緝知識分子17人，有嚴、蘇等人。人們也在擔心我。我想退黨，YW勸我此時不宜有動作，只能沉默。
「近來我常常想到死，毫不畏懼，甚至盼望它早點到來。我只是不願老死、病死。希望死得有價值，死得其所，死得瀟灑，死得給活著的人有力量。」
沒想到，從那時起，我又活了20年；但不是苟活，而是復活！六四的槍聲讓我拋棄幻想，學生的死難讓我徹底覺醒。我噎是一個更新了的我！
五、江澤民「衣錦還滬」，再次召開知識分子座談會
我8月6日上午9時的日記：
「前天，8月4日，一早醒來，準備上午在知識分子座談會的發言，打了個腹稿。8時20分在宣傳部門口集合，集體上車，去桂林路的國際教育交流中心。到會者約有300人，分系統坐，有科技、教衛、宣傳等系統。文藝界的有黃佐臨、張駿祥、張瑞芳、白楊、謝晉等，還有一些中青年演員，如言興朋、梁谷音、岳美緹、劉異龍、王芝泉……
在「六四」硝煙尚未完全散去，出席由上任才一個多月的總書記召開的座談會，其出席人員名單當然要嚴格審查，居然我這戴黑紗者也被邀請，實出我意外。我的座位離江等領導不遠，面對面。朱鎔基和曾慶紅臨座，我能聽見他們的交談。朱在看一份出席者名單，低聲問曾，誰是沙葉新，曾向我指了指。這使我想起我之所以能「漏網」出席，很可能是我5月18日晨向曾提出三點建議給曾留下了好印象，讓他認為我在危難之際，能急市委所急，想市委所想；這名單當然也一定是曾最後擬定或批准的。
「……9時，江澤民出場，市委主要成員朱鎔基、吳邦國、曾慶紅、劉振元、陳至立、毛經權等也隨之而入。江做了個開場白，然後請大家說。最有意思的是老科學家WYL的表態發言，寫好了稿子照著念，詞句全部是報紙上的，令人可笑，也可哀。江等領導似乎對這類表態不感興趣。謝晉的發言雖然實在，但太長，且重複。王滬寧發言有條理，有限度地提出一些問題。如說他有篇文章原準備發的，但『六四』之後不給發了。江說，你拿來我看看。有一教師講到師範生和教師的待遇之低，令人同情。一位搞經濟的說到經濟失誤的原因，他主張還是應該以計劃經濟為主。
「江最後發言，給人感覺是解釋性的，安撫性的。他著重談了天安門事件和國際的大背景等等，但說服力不強。只是有一點值得注意，他說今後遊行示威要講民主，也要講法律，國家也要有應對此類問題的正常手段……
什麼是正常手段？在天安門所採取的手段是正常的嗎？江沒說。但他說到，當時確實沒有經驗，也沒有橡皮子彈。他還說當初讓他去北京，他毫無心理準備，也不知他去幹什麼，只通知他馬上來，還說北京很亂，要他化裝，還要化名，身份是畫家。但化名他記不得了，只記得姓李，叫李什麼，正江在回憶時，白楊突然提醒道：「李可染！」大家一愣，李可染就在北京，不可能用此化名。以上算作是當天會議的「花絮」吧。
「……我未發言，因為沒時間。但我很想將自己的看法寫信給江。我有些意見極不合時宜，但必須講。」
我以後並沒給江寫信，因為此時做為總書記的江，和當時做為市委書記的江噎不一樣了，已是這場風波的最大得益者了。那時他很希望妥善解決《導報》問題，此時他軟禁了欽本立，還抓了張偉國。人是會變的。
一些當時支持學生運動的人也在變，或懺悔、或效忠、或告密、或下石。也有極個別的人想在我戴黑紗一事上做點文章，要整我。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同情我、支持我、保護我。就在這次座談會的第二天，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藝術劇院貼出了一張喜報，大意說：「八月四日，總書記江澤民同志在上海接見了我院院長沙葉新同志，特此通告。」這是我院的黨總支書記的有意安排，為的是藉助鍾馗打倀鬼。雖然通告有些誇大其詞，虛張聲勢，但還真起到了震攝作用，讓倀鬼噤聲。我真的感激這位總支書記的心意，在那淒風苦雨的日子裡，在我甚至想到死的哈姆雷特式的徊徨中，能得到這樣的呵護，這樣的溫暖，讓我至今難以忘懷。因此我在任何時候都深信：人心沒死，我的心更沒死！
2009年6月2日 上海善作劇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