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李怡先生就汶川大地震事件發表了「天譴論」的評論文章，受到香港左派及大陸官方媒體鋪天蓋地的批評和辱罵。歷史總是不斷重演，十月一日發生的撞船悲劇，猶如天譴論的香港版本。它所譴責和懲罰的，正是香港甘願放棄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允許內地政府部門粗暴干預香港內政的活生生寫照。
當年對天譴論的批評主要有三點，第一是天譴論是不科學的；第二是天譴的對象錯了，就算天災人禍頻仍，遭受天譴的對象也應該是中南海，而不是四川無辜的老百姓；第三是巨大天災當前，社會應盡最大的努力做好救援及善後的工作，而把責任歸於天譴，是在死傷者傷口上撒鹽，既不尊重受難者，更毫無人性。
事實是如此嗎？曲解一種論述的原本含義，往往成為反駁它的最好工具。在科學掛帥的時代，科學成為一種信仰，成為一種無可置疑的分析觀。當科學主宰解釋社會的話語權時，它反過來傷害了分析本身。當所謂的科學方法仍然無法預測和預防大量的天災人禍，當社會學、人類學以至政治學等人文學科逐漸走出科學的陰影而不斷另闢研究蹊徑時，仍然死抱殘缺地迷信科學，本身便有違科學最基本的求真精神。更可悲的是，本來中性的科學淪為當權者攻擊異己的武器。
遭受天譴的對象，從來都是普通無辜市民，絕對不會是當權者，縱使他們才是應該受到譴責和懲罰的主體。若蒼天好德，為政不仁的當權者受到懲罰，那就是自作自受，無所謂天譴了。天譴論的真意，正體現在「黑狗偷食，白狗當災」的俗語上。
以天譴論解釋重大天災或人禍，既非不尊重受難者，更非欠缺人性的表現，相反，它代表一種對受難者真正的人性關懷，代表一種對社會不公及社會失衡的痛心及譴責。天譴論拒絕將所有天災人禍歸咎於偶然事故，拒絕輕易原諒當權者的所作所為，而把生命的價值與對美好社會的追求緊緊連接在一起。這是威權社會中的當權者最不願見到的論述，因此消滅天譴論的聲音便顯得理所當然 。
天譴論的重點不是懲罰誰的問題，而在於它的原因。天譴論實際是擔當對社會狀況不滿的照妖鏡。一個民族、一個地區自身的人文價值與文明水準，最容易在危急關頭展現出來。從沙士、反國民教育到早前的海難，香港人所表現出的堅毅、專業、守望相助、重視生命等價值，無不令國際社會動容。香港人由平時的純粹消費動物，到危難時卻釋放出潛在及巨大的公民力量。
如此令人引以為傲的社會為何仍要承受天譴？天譴的原因是上述提及的良好核心價值，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及摧毀。梁振英可以在海難發生後仍批准繼續煙花匯演，中聯辦李剛可以理直氣壯地在梁振英身前就事件抽水，甚至內地媒體虛構對香港提供各種支援和協助。凡此種種，無不展示出香港甘願放棄一國兩制，自甘淪為內地的經濟城市，擁抱內地劣質文化，卻放棄維護堅守多年的核心價值。
海難中的受難者，代中共及梁振英承受了天譴，但你們的苦難與犧牲，並不是毫無價值。相反，你們展示了梁班子的無能和奴性，更展示了中聯辦最惡劣的干預內政的手段。若香港人因為今次海難而清醒覺悟，相信你們也能放心在天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