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思之披露，因為當事人身份特殊，並且想速戰速決，一審終了，因此中共中央成立了一個「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
儘管當時審判有電視轉播，但張思之披露不是直播，當中比如江青和法官對罵這樣一些事全掐掉了，庭內也只有經過批准的國內記者，沒有國外記者。
張思之披露案件正式開庭前，兩個特別法庭都做過正式彩排，彩排前還有不是很嚴格的排練。
證人都經過培訓，要證人配合起訴，證明起訴的是事實。
張思之承認當時自己是「典型的是一個『馴服工具』，老實得很，讓幹什麼幹什麼的。」
他強調說：「如果現在來審這個案子，他們可能不會讓我去。如果讓我去，這個戲會唱得非常好看。那我就實事求是，我絕對不會你們說什麼就是什麼，我絕對不干!」
特別法庭全景。主席台中央的國徽下，法官和檢察官的座位並列。
律師界泰斗張思之。CFP供圖
庭審中的「四人幫」，從左至右依次為：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江青。
韓福東翻拍江青被帶入法庭。資料圖片
原標題：張思之：如果現在審，我不會讓幹什麼就幹什麼
現實發生的大多事件，會伴隨時間流逝變得模糊，然而歷史的一部分真相，卻會在大浪淘沙中逐漸清晰。1981年1月25日，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進行宣判，這場公審長達兩個余月的「共和國大審判」至此畫上句號。曾經敏感的審判細節，近年被親歷者不斷披露。
在螺旋前進的社會變遷中，現實會在一些時刻與歷史相疊，呈現高度的相似性———正如追索歷史中的細節，不止步於揭示曾經，或能啟迪我們更好地觀察當下。值此「兩案」審判32周年之際，辯護小組組長、律界泰斗張思之接受了南方都市報的獨家專訪，揭秘「兩案」特別法庭和辯護小組的幕後故事。
特別法庭內幕
彩排庭審，培訓證人，法庭被迫特別布置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作出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集團反革命案進行公開審判。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法院特別法庭依法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進行公開審判。
特別法庭分為第一審判庭和第二審判庭。第一審判庭負責審判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陳伯達5名「文職人員」。第二審判庭負責審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江騰蛟5名原軍人主犯。
由於案件重大而特殊，「兩案」的審判程序在如今看來有許多非常規之處———例如案件經過多次預審，在正式開庭前做過彩排，證人經過培訓等。在開庭審理期間，全國6萬多名代表旁聽，他們也都發表了各自的量刑意見，更多的人直接投書法庭、審判長、審判員。
就特別法庭的布置而言，也顯得不同尋常。法庭的主席台中央掛著一個特製的國徽，國徽下是60個法官和檢察官的座位，自同個方向對著觀眾。牆邊也有兩排座位，一側是被告辯護人，另一側則是特別法庭書記員……
南都：為何當時成立了特別檢察廳和特別法庭?
張思之：這個是中共中央決定的。中共中央當時成立了一個「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因為這個案子比較特殊，一個是當事人的特別身份，另一個也是想要速戰速決，一審終了。
南都：也就是說「一審終了」是特別法庭成立的實際意圖?
張思之：其實成立特別法庭的目的主要就是為了這個(一審終了)。我認為是這樣的，當然他們誰也不會講這個，實際上骨子裡就是這個問題。
南都：這和當時1979年通過的刑事訴訟法有何淵源或衝突?
張思之：沒有衝突，這恰恰是當時運用了刑事訴訟法，來指導這一規則的訂立。
南都：審判的過程可能會涉及國家機密，也可能會出現一些意外狀況，為何最終還是選擇公開審判?
張思之：這個經過反覆討論的，開始的時候並沒有想公開。如果用黨的語言講，覺得要「教育群眾」，擴大影響力。
所謂的國家機密，肯定在預審的過程中給篩掉了。審這個案子最基本方針，叫做「審罪不審錯」，不審人們的錯誤，而審人們的罪行。錯誤比如有些國家領導人也會有，這個一律不審，審的都是罪，這個是一個說法。另外一個說法就是，路線問題不涉及。所以這樣的話就把你提出的問題給解決掉了。
另外你要注意一個問題，所謂的公開審判，名義上是公開審判，實際上是有組織的公開審判。旁聽群眾是有組織的，不是誰想來誰能來的。
南都：但當時也通過電視進行了轉播，另外也有媒體進入採訪。
張思之：但不是直播，庭審上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統統掐掉了，比如江青和法官對罵的片段。當時(國內記者)是要經過批准的，國外記者沒有，只能看轉播的錄影。
南都：整個審判過程經歷了兩個多月，為何那麼長?是因為涉案人多，還是因為審理方式或者審理策略?
張思之：時間拉得長不是主觀因素，是審理過程中客觀上的形勢迫使他們不得不拉長。因為每一次的審判，一些主要的人物並沒有按照他們原來的預審計劃去審訊。那不可能，特別是江青。你比如他們準備審兩個小時，最後審了20個小時。
另外，證人的情況，他們也可能估計不足。你看像證人幾次在法院上跟當事人扯皮吵架，像這些情況都不是可以預計到的。
南都：證人當時在庭上是怎樣一個情況?
張思之：我對證人這一塊一直有一些情緒。我們證人是經過培訓的，這個不好，這個不應該。證人，他看到什麼他聽到什麼，應該如實地向法院反映他所知道的基本事實，那就夠了。你怎麼可以培訓人家呢?
南都：「培訓」內容包括哪些?
張思之：當時有一個小組，是專門管證人這一塊的。小組的負責人是我的一個朋友，我知道是有這個情況存在的。他們具體怎麼樣運作，我並不知情，但是我是相信一條：他們主要的是，要證人配合起訴，證明起訴的是事實。這就不行了，這樣就沒有公平了。
南都：庭審前的彩排是怎樣的，一共有幾次?
張思之：總體上正式的彩排，兩個庭各有一次。在彩排之前，也有這樣的排練，但不是那麼嚴格地按照法定程序走的排下去。
南都：當時法庭的布置，為何和我們說的那種傳統意義上能代表法院中立、公正的格局不同?是特意的嗎?
張思之：法庭的布置，這是一個很特殊的事情。是特意的，但是是被迫特意。
它有一個背景，當時特別檢察廳的檢察長，也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長黃火青，他是井岡山時期的老革命，他堅持我檢察院和你們法院是平等的，你代表國家我也代表國家。既然是這樣的話，為什麼你坐中間，我坐旁邊?那個時候有一個法庭工作小組，把法庭的布置已經安排好了，法官們把他們擺在中間，這邊是檢察，那邊是律師。但他們不幹了，認為「我們怎麼和律師是這麼一個關係」。為這個事情爭論了很久，彭真拿黃火青沒有辦法，老革命啊。所以就變成後來那樣，在法台上兩家並列。這完全是人的因素。
所以後來特別法庭有一個總結，是江華做的，江華講：審判這個案子，我們是具有典範意義的，但是法庭的設置，下不為例。他也只能講到這種程度了。
南都：在參與全案的過程中，還有哪些審判環節和細節讓你覺得從法律角度做得不夠?
張思之：我的想法是，這個案子從上層，從高層，包括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他們選的審判員選得不好。因為你是審案子，這是個專業，你不是搞政治的。你一定要從專業的角度來選你們國家最優秀的審判員。
但最後被政治化、群眾化了，選了各個方面的人士組成一個所謂的法庭、審判員。這個審判員裡面不但有些和法律不沾邊，有些連怎麼回事情都不知道。要他們去幹什麼呢?所以它就不可能審得很精彩。包括我們特別法庭，像特別法庭一個副庭長，他不懂業務，但因為他是副庭長，也要主審，自然會出一些讓人看得不舒服的事情。
比如說有位法官，在法庭上反反覆覆地堅持一條———張春橋，你不吭聲，你沉默，就是承認對你的控訴了。他不可以這樣子的，他沉默是他的權利，不能因為他的沉默就認為他認罪了。另外你比如說，有人和江青在法庭上辯論「誰怕誰」。實在是荒唐，「老娘」當時哈哈大笑。對我們來講，這應當是教訓，但他們並不這樣考慮。
揭秘辯護小組
「基本原則」：不能動定性，事實不能變
在中央決定審判四人幫需要有律師介入後，司法部給北京派了「任務」，從北京要4個律師參加兩案的審判。當時，張思之在北京律師界領導班子選舉上，剛剛被選為常務副會長，另外他還領導了一個法律顧問處，被稱為是「北京市的律師頭」。司法部便通過北京司法局黨組將任務交給了張思之，讓他另外再找3個人加入辯護小組。
這是一場根本不會勝訴、政治風險高，也不會帶來好名聲的辯護。當時許多法學名流和大佬，都婉言拒絕了這一請求。最終，由於原負責人陳守一因故缺席，張思之便成為17人辯護小組的組長。他們當時被安排住進國務院第二招待所，並被告知要嚴守秘密，甚至不能與家人聯繫。這一辯護組，最終共為姚文元、李作鵬、吳法憲等5人辯去了13項罪名。
南都：在律師介入之前，你們了解中央對這個案子的定性、審判程序乃至預審結果嗎?
張思之：定性當然是清楚的，我們去的時候起訴書的草稿是給我們看的了，所有當事人的起訴書的內容都看了。因為我們這個小組成立的時候，司法部對我們有約束。
成立一個律師組的第一件事，當然是要物色人，物色人的同時，他們就制定了一個活動原則。這個《律師小組辦案基本原則》，我給它概括一些，實際上就是這麼兩回事：第一不能夠動定性，第二事實不能變。
南都：你以前提到這個原則時，曾經用「太糟了」來評價它。
張思之：我當時拿到這個基本原則，第一反應是蒙了。這樣我們幹什麼呢?還能做什麼呢?它裡面第一條，例如說，可以講被告人認罪態度好，請求法院從輕。傻子也可以講這句話呀，要律師幹什麼呀。
南都：當時除了定性，對於犯人的量刑已經有了大概嗎?
張思之：這個應該沒有，因為後來對於這個問題爭論很大。如果原來已經定了，後面就不會有爭論。包括對江青判死緩在內。
南都：在閱卷和會見當事人上，你們遇到的情況是怎樣的?
張思之：那我們不會受限制，把話講直一點就是「畢竟是你要我來的」。
南都：那為何辯護小組第一次看到案卷材料，距離開庭只有一周時間?
張思之：當時個別人認為，這樣的案子這麼大，從國家的整體考慮需要有律師，但是事實上在運作過程當中，肯定對律師不是那麼很重視。所以當時儘管律師小組成立很久了，律師們還是無事可做，因為材料不給我們看。我們當時只能通過司法部，去進行一些呼籲也好、要求也好……我們自己找誰去?兩案辦公室我們都不知道的。
南都：辯護組的工作情形大體是怎樣的?
張思之：開始在國務院二招，後來轉移到一招，事實上就是因為泄密的問題。在審判真正開始前，老百姓沒人知道誰是辯護人，一直到起訴書公開。
我們在二招的時候，就是律師小組自己在那裡研究問題、討論問題、考慮問題，起草幾個文件，商量怎麼辦。在一招的時候，當然這些事情延續下來。到後來，我們就想辦法介入，比如說我們去看過他們的幻燈片———看完之後感覺很失望，因為那個幻燈片完全是配合起訴書證實被告人罪行的記錄，而不是一個客觀的過程。這個對我們律師來說作用是不大的，因為它跟起訴書一模一樣，但是我們(時間)是花在上面了。
還有比如說我們去會見被告，時間都很短，一般都是兩個多小時。因為大部分被告人都關在秦城，回來要兩個多小時，所以說真正會見的時間並不多。
南都：在開庭前會見過幾次被告?
張思之：這個不一樣，開庭前陳伯達差不多是最多的，他有五六次吧。像李作鵬是兩次，一般別人可能都是一次。
南都：有一種說法，認為當時你們的辯詞「都是上面定的，律師只是念念而已」，這種說法準確嗎?
張思之：這種說法絕對不是事實。辯詞100%是律師起草，是經過上邊要審、要定，這是事實，但並不是上面寫的。我們這5份辯詞都是在小組裡經過反覆討論的，怎麼能說是上面定的我們念念而已……
南都：這個「上面」具體是指司法部還是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審後會修改很多嗎?
張思之：有的有重大修改，比如說江騰蛟這個(辯護詞)修改得多一些。
先是司法部，司法部審完之後交給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辦公室，劉復之在那裡做辦公室主任。劉復之定完之後，交給張友漁。中央定呢，是張友漁最後把關。張友漁最後定了，就定了。
當時經過司法部也有道理，當時司法部有個專家叫賈潛，我們國家審理戰犯的時候他是審判長，通過司法部實際上是通過他來審這個稿子。
南都：律師看到的定稿主要刪改在哪裡?
張思之：都是題外問題。因為定性我們誰都不敢動，那個是鐵定的不能動。事實部分審的這些人他們也不敢動，他們也要尊重律師的意見。
比如李作鵬的這個辯護詞，當時有兩處，一處是我講「我們參與了法庭調查，我們認為法庭的活動是符合程序法規定的，保護了被告人的權利」。當時講這個話的目的，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樣是為了讓上面聽了舒服，我主要是想說我們律師有這個資格有這個權利，對你們法定活動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我們有發言權，我要爭取這個發言權。
第二個我們參加的(第二審判庭審判的)都是幾個武將。我堅持一個觀點，文武兩邊是兩個集團，即使都是反革命我認為也不一樣。我認為這邊從法律的角度考慮，可以諒解的地方很多、可以照顧的地方很多、可以從輕的地方很多，這個需要有所表達。他們認為好像也不一定必要，所以最後這句話講得非常委婉。
南都：這樣做會有一定的政治風險。
張思之：是的，誰都知道這樣做搞錯的後果是什麼。當時就是怕什麼呢，怕說在政治上是不是犯什麼錯誤了。
南都：律師參與這樣的案子做辯護，除了有政治風險，也會被視作「為壞蛋辯護」。你們遇到的情況怎樣?
張思之：當時還好，除了也有很少一部分人，討厭我的，給我起了個外號叫「殘渣律師」。意思是「四人幫」的殘渣餘孽，這種說法都是見了報紙的。
南都：在多個場合中你提到，當年做兩案辯護的時候，並不是個人的選擇，完全是組織的安排，是因為這兩方面的壓力?
張思之：你別看我現在跟你說話能張牙舞爪的，在那個時候，我典型的是一個「馴服工具」，老實得很，讓幹什麼幹什麼的。作為一個制度來講，中國的律師制度是第一次向全世界公開亮相，你總要亮著還像個樣子吧。一點都不像個樣子的話，中國律師以後還怎麼做。
對於我來講，我是個專業的律師，我不能不做這樣的考慮。如果萬一有什麼不幸，也只好是做個人犧牲，那有什麼辦法呢，你攤上了麼。當時也只好如此，沒有別的出路。
與被告的故事
我應該對江青再耐心，為李作鵬作無罪辯護
由於江青自己提出需要律師，同時辯護小組內也沒有人願意主動給她辯護。在最初，張思之便被指定為江青的辯護律師。在秦城監獄中，他與江青進行了一次會面。然而會見結束後，江青認為張思之「態度非常不好，又是官方派來的」，堅決拒絕了張思之為她辯護。最後在特別法庭上，江青沒有辯護人，自己辯護。
之後，張思之擔任了李作鵬的辯護人，並最後通過辯護為其免去起訴書中「參與在南方另立黨中央」和「謀殺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的兩條重要罪名。最後，法庭判處李作鵬有期徒刑17年。
案子審判完後，張思之去見了李作鵬，李作鵬將辯護小組的工作比喻為「敲邊鼓」，並說自己寫了首詩，20年之後再給張思之。2001年5月16日，正好20年的當天，張思之與李作鵬久別重逢。李作鵬在開門時候手上就拿著當時寫的詩文。詩的題目叫做《評律師》，全詩一共四句：尊敬公正人，天知無偏心。官方辯護詞，和尚照念經。遵命防風險，明哲可保身。邊鼓敲兩下，有聲勝無聲。
南都：江青辯護人的確定過程經歷了很多波折。
張思之：你比如說讓我去見江青，誰願意呢。我當時去見韓大姐(韓學章)，我是半玩笑態度，我說「韓大姐，這個看來，江青只有你去嘍?」當時她就翻臉了，「給誰都可以給她絕對不可以!休想!」
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我現在看江青和那時候看江青不一樣了，真的不一樣了。我現在並不認為她好，但是我現在認為應該公道地、客觀地、理性地去衡量這個事情，而不單是從個人的好惡出發去考慮問題。從個人的好惡出發，我當時講過，我每個細胞里都是恨江青的。
南都：在對待江青這個問題上，你一直有一些遺憾……
張思之：我畢竟還是做得不好，那個時候也只能是那樣了。現在這麼多年了再考慮這個問題，不能拿著那個時候的想法來要求你自己，那樣也不可能。但作為我來講，我應該再耐心，我畢竟是個律師，你沒有別的選擇，你不是她的對立面。
南都：和李作鵬之間的關係，與其他普通當事人有什麼不同?
張思之：我和李作鵬的關係很好，我對他沒有情緒，而且我覺得他這個人可愛。
南都：20年後再見到了李作鵬，他將那首詩如約交上，你讀到時候是什麼感受?
張思之：用他的話來講，我覺得也可以理解。我並不感覺到委屈，因為實事求是來講，我現在也這麼看，李作鵬案件當時的辯護，一點都不精彩。
南都：你後來自己評價那場辯護「努力了，不精彩」，但事實上你已經為他辯去了兩項罪名。
張思之：那是最起碼的，但是不精彩。所以人家作為當事人對你有這樣那樣的看法，很自然，太自然了。其實我當時還真的希望他講得更多一些，因為後來我也是過分遷就他的身體情況。本來就律師問題我想跟他談一次，結果還沒有談(李作鵬)就走掉了。
南都：為何你在一篇回憶錄里寫「如果今天再讓我來辯護這個案子，我也不會像當年一樣」。
張思之：我肯定會為他做無罪辯護，這是絕對的。
南都：你認為他是無罪的?
張思之：什麼林彪反黨集團，(李作鵬)不是那麼回事，工作關係，哪有這麼回事。而且我可以這麼講，如果當時毛林發生矛盾，公開了，他絕對是站在毛一邊的，百分之一百是跟著毛澤東，百分之百。不可能像後來說的，他和林彪一起要密謀害毛澤東，不是那麼回事。
南都：在這樣的案子中，律師只能像李作鵬詩里所提到的，充當「敲邊鼓」的角色嗎?
張思之：當時只能是敲邊鼓。「核心」那裡第一是不敢敲，第二你也敲不上，那是肯定的。
意義
審判無法徹底否定「文革」
在「文化大革命」中，公檢法被砸爛，律師作為「資產階級的辯護人士」，與許多法律工作者一樣被打成右派，被林彪、江青等人批得體無完膚。弔詭的是，這些律師群體噩夢的製造者，在審判庭上也不得不倚靠律師這個角色，來守衛他們的基本人權。
這樣敏感的案件中，律師常常要面對個人情感、職業信條以及國家使命的衝突。當價值觀發生碰撞時，什麼是可以幫助律師判斷的準則?
張思之曾言：有人讓我顧全大局，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他既然讓我顧全大局，那麼他得告訴我什麼是大局。既然不告訴我，那麼我理解我的大局就是依法辦案，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以達到維護國家法律的尊嚴和不可侵犯，這就是我的大局，除此之外，我沒有大局。
南都：審判結束後，特別檢察廳和特別法庭就撤銷了。我們提出一個假設，如果「兩案」的審判發生在現在，還會成立「特別法庭」嗎?
張思之：特別法庭成立的時候就非常明確，就審這一個案子。(對於假設)我認為還會有特別法庭，畢竟有「老娘」(江青)啊，畢竟有第一夫人啊。
南都：如果放到現在，庭審會有什麼變化?
張思之：不會有什麼變化，從高層來講，不會有什麼變化。當然像法庭的布置肯定不一樣了，旁聽的人也不會從各省市組織來了。
南都：還會公開審判嗎?
張思之：這我不敢肯定，但如果現在來審這個案子，他們可能不會讓我去。如果讓我去，這個戲會唱得非常好看。那我就實事求是，我絕對不會你們說什麼就是什麼，我絕對不干。
南都：至今已過去整整32年，以你現在來看，這場兩案審判的意義是什麼?
張思之：如果說我們講意義的話，兩案審判可以提到一定高度來看的是什麼：畢竟是從「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過渡到用法律來解決問題，這個根本性的轉變是從兩案開始的，而這一步應當說是很了不起的。只能說如果這一步走得好一點，就會更漂亮一些，但就它的意義來講，還是有的，只能說並不怎麼很成功……
不太容易啊，在當時來看，有這樣一個形式已經不簡單了。就是說，把「用法律解決問題」作為領導思想這個轉變，我覺得還是了不起的。
南都：也有說法認為，這場審判從形式上來講是要恢復法治、用法律手段清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但就實際意圖和效果而言，是要通過公審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張思之：這種講得不太好，因為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用「兩案」審判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徹底嗎?
南都：以你現在的看法，在受到政府和公眾雙重壓力的案件中，律師應當怎樣定位自己?
張思之：你總該像個律師的樣子吧，我們做得都不太像個律師的樣子。律師有一點，自己思維需要清楚的———我不是跟政權唱對台戲，我不是反對這個政府，我是跟你們所掌握的權力發生一定的矛盾和對抗，我有責任制約，我要在這個責任上起作用;而這個作用如果起得好的話，對於這種制度恰恰是很好的幫助。
南都記者張舟逸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