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刀：我也希望救市可是手段是什麼天曉得

2013-08-08

所謂經濟危機，那就是任何力量都不可挽救。指望救市，那是天曉得。前蘇聯的戈巴契夫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搞起來的石化產業泡沫幾次面臨崩潰都被戈巴契夫印鈔維護資金鍊，這肯定不是不想救市，結果石化產業泡沫最終難逃破滅，很多人血本無歸，社會由此動亂，最後被葉爾欽奪走了權力。穆巴拉克、薩達姆、卡扎菲不都想救市嗎?但是，救起來了沒有?沒有。結果如何，這些獨裁者的下場大家都知道，濫用權力後的惡果一個一個體現出來。我希望救市，手段是什麼?真的沒有，再以借新還舊的方式來維護泡沫，終究難逃最後的破滅，越往後拖危害越大。所謂的貨幣存量就是銀行包括影子銀行壞帳的量，這些壞帳項目(多數應該是房地產)實質已經破產，隨著融資數額越滾越大，利率不斷抬高(參考理財產品收益)，其收益終將連融資利息也無法償還，走向壞帳集中爆發的金融危機。因此所謂的激活存量貨幣是無稽之談，這些表面的富餘貨幣已經套牢在房地產泡沫、虧損過剩產業項目中，是無效貨幣，是08年來無效投資(包括高鐵)造成的壞帳，是金融系統(銀行和影子銀行)內部失控，違規、欺詐放貸造成的壞帳。而這些無效貨幣在金融系統借新還舊的龐氏騙局中被不斷放大，繼續放水只能不斷吹大地產泡沫，加速企業、個人破產，走向社會解體。

來吧，這正是全球國際資本所希望看見的，或許他們正在等待這一天。中國樓市投機客的悲劇是，不知道當今世界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在貨幣混戰的時代，無數的資金都在尋找新經濟體國家的金融漏洞和房價泡沫，只怕沒有機會。經濟危機如果救得了，那麼，這個世界上就不可能爆發一場場巨大的經濟危機。不錯，中國已經習慣救市，歷來如此，手段就是印鈔，當今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印鈔機，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遠的不說，從2009年以來，就是已經發生三次，不妨再來。救市的好處是暫時掩蓋了危機的爆發，讓虛假繁榮繼續下去;壞處是，不斷走上絕路，直到走不通為止。這種危機的爆發，摧毀的可能不僅僅只是經濟體系，也有可能影響到政權。只有集權資本主義才會產生這種危機，在自由市場經濟國家不會。

中國的危機已經不僅僅只是房價泡沫這麼簡單，而是全局性的。一爆發起來就不可收拾，想要再捂住已經不可能。我們一再呼籲和吶喊只是為了提醒當局注意風險，別無他意。如果不聽，那你就再救市吧。1985年，當時全球新經濟體國家是在拉丁美洲和北美地區，美聯儲只用3個加息，就有40多個國家經濟泡沫破滅，其中，墨西哥國家破產;日本當年也是這麼一步一步錯下去的，最後失去20年;東南亞泡沫在1997年徹底破滅，香港房價在5個月內跌去68%。這個現象可能發生在2014年的中國，現在跡象已經出現。救吧，我等著。

截至2013年6月30日，中國工商銀行將蟬聯了六年之久的全球市值第一大銀行的寶座讓給了富國銀行(Wells Fargo& Co.)，財經界對此密切關注，各種評論都有。有人評論說，這凸顯出中美兩國經濟命運的轉變。我的評論是：這是中國信貸泡沫破滅的一個信號，表明危機即將爆發。對中國來說，政府的信譽主要表現在銀行，而銀行濫發貨幣已經表示失去信譽;而由此導致的銀行的破產，將會導致政權的崩潰。這是中國和其他自由市場經濟國家不一樣的地方的。千萬謹慎!

順便說一句，許多中國人對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政策產生誤解，我在《黃金崩潰》一書的附記中做過全面分析。美聯儲是無權濫發貨幣的。濫發貨幣的國家只有極權資本主義國家。

郎咸平：中國有330個底特律危機

東方財富網2013-08-09

8月8日，經濟學家郎咸平在微博上表示，底特律破產事件震撼全世界，但是中國卻有330個底特律危機。

據審計署公開披露的信息顯示，約有53%的地方政府債務將於2013年底前到期。今年初以來，安徽、浙江等多個省份均坦言集中還債的壓力很大，而這種壓力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存在。

郎咸平認為，底特律負債180億美金宣布破產，可是審計署公布中國36個地級市負債3.85萬億，平均每個城市負債高達174億美金。以此類推，中國總共有330個地級市，負債情況大致也是如此，也就是說中國可能有330個底特律危機。

許小年：企業家信心不足改革紅利已經吃盡

中國慈善家2013-08-09

近幾年，國有企業繼續向競爭性行業擴張，例如電信營運商施壓微信收費；同時，企業家與法律的摩擦格外嚴重，例如浙江的吳英案。所有這些，是否意味著企業家生存和發展的制度環境發生了改變？

許小年：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生存環境在惡化，他們的經營空間受到擠壓，這是一個不好的趨勢，需要儘快扭轉、儘快改變。

與此同時，央企、國企強勢擴張，依靠它們的政策優勢、資金優勢、市場准入優勢等各方面的資源優勢，向各個行業進行擴張，使得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越來越困難，生存發展空間越來越小。企業家們普遍感到信心不足，怎麼辦？財產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就只好移民，把現金帶走。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提出，改革的紅利已經吃了25年，快結束了。改革紅利是比較熱的一個詞彙，從經濟學家的角度看，改革紅利是否要結束了？

許小年：我同意王健林的觀點。應該說，鄧小平的改革紅利已經耗盡，已經吃光了。新的紅利在哪裡？現在還沒看到。只有新的改革出台，才能產生新的改革紅利。

企業家的精神核心是創新，但這個創新和企業家生存的環境可能息息相關。

許小年：的確是息息相關。

制度環境的變化，對20多年來形成的企業家精神有什麼樣的影響？

許小年：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對私人產權的侵犯，例如例如山西的煤礦。當時，政策鼓勵企業家投資開發煤礦，但等煤挖出來、煤價上漲以後，政府發現裡面油水太大，就開始實行國有化。這是什麼行為？是剝奪，是對私人產權的侵犯。這樣一來，企業家怎麼可能有長期經營的打算？怎麼可能在研發創新上下功夫？在創新研發上所做的投資，一旦將來形成財富和資產，都不知道自己能否保住。正如你剛才所提，微信做得很好，國有企業做不出來，於是伸過手來收錢。這不是攔路搶劫是什麼？哪還有人想去搞創新。

所以，要想發揮企業創新的作用，最重要的一點是對產權和財富的保護。否則，企業家就無法做長期打算，就不願意再創新投資。因為他們不知道，對於投資所獲得的回報，需要承擔多大風險，在市場回報產生之後，財富能不能安全，自己能不能保住。

1980年代，有以「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久為代表的商人敢於衝破當時的制度環境，積極創造財富。而現在，這種精神似乎很少見了。對此你的觀察是什麼？

許小年：企業家還是一樣的，企業家創新精神都在，這幫人都在，經濟中創新的機會也都在，關鍵是政府發生變化了。

當年地方政府把年廣久抓起來時，鄧小平出面干預，他說，「只要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什麼都可以試」。如果不是鄧小平干預，中國的民營企業家能不能成長起來都難說。這種干預使得企業家精神沒有在其新生階段就被壓制和摧毀，才能通過後來民營經濟的發展，得以保存和光大。當然，這不是一種法制保護，在當時的環境下，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對私人財產的保護，不得不依靠領導人的力量。

改革已有30多年，企業家生存的制度環境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哪個時代更好些？

許小年：小平在世的時候，環境比較好，應該說，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制度環境都不錯。不僅制度環境好，輿論環境也不錯，各種意見都可以發表和討論。

企業家要推動制度改革

在當前的制度環境面前，大部分企業家認為企業家只要做好自己的企業就行了；也有企業家公開表示要推動變革，創造一個更好的制度環境。你怎麼看這兩種聲音？

許小年：企業家最重要的工作確實是把自己的企業搞好，需要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上，要做好長期堅持下去的準備。無論企業家，還是像我這樣的研究者，都無力改變政府的政策，無法左右政府的思維方向，因此，企業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企業做好，這是第一位的。

在這個基礎之上，第二位是什麼？是要和政府、公眾進行積極的交流和溝通，推動中國的制度改革向前走。但是我們的力量很有限，所以，改善制度環境，推動中國的改革，這對企業家來說是第二位的事情。

現在有人拿中國和美國對比，說美國的企業家就只關注企業而非外在的制度環境。這種對比有意義嗎？

許小年：兩者背景不一樣。美國的市場經濟制度環境比較完善，他們的市場經濟能夠有效運行，整個制度體系、制度保障都比較到位——畢竟它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而我們的市場經濟才剛剛開始，完全像美國企業家那樣不大可能。

推動創立一個可以讓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制度環境，最終實現法治的市場經濟和制度層面的現代化，是不是企業家階層應有的責任？

許小年：我不認為(完全)是他們的責任。但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參與，如果不參與，制度環境就沒法得到改善。

一些人士曾期待擁有財富、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的企業家，主動參與到改革中，成為一支改革力量。

許小年：這是一種搭便車的社會心理。持這種心態的人質疑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認為企業家們理應為制度環境的改善做貢獻，但跟他本人沒關係。這是非常典型的社會大眾心理，經濟學上叫「搭便車」，就是讓別人負責環境改造，自己只管生活其中。事實上，改造環境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做的事情。

當前階段，企業家擁有了巨大財富，有學者指出要警惕他們本身成了既得利益者，對改革形種阻力。你怎麼看？

許小年：我不這樣認為。企業家作為一個階層，願意繼續推進改革。我剛才說過，官商勾結的經營方式對企業家來說風險非常高，因此，他們也希望在一個法制的環境中經營，而不願去做政府公關，以獲取企業經營所必需的資源。

今年新一屆政府上台之後，多次提出要推動改革，減少審批，這是不是一個制度環境發生改變的積極信號？

許小年：從信號變成現實，距離還很長。新一屆政府給出的關於改革的設想，都是正確的，但這些設想如何落實。靠一支審批的筆去放權，靠一個干預經濟的部門去取消審批制，聽起來就很不現實。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實處，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成立一個獨立的改革部門。

有人提出要重新建立類似1980年代的體制改革部門。

許小年：對，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改革委員會，改革委員會向黨中央匯報也行，向國務院匯報也行。它手裡沒有利益，不像現在的各個職能部門全都有自己的部門利益。如果讓現有部門去設計改革方案，削減自己的利益，這可能嗎？這就好像讓你自願同意降工資降福利，你能同意嗎？所以直到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些改革只是信號而已，只要改革的措施不是出自獨立的部門，而是出自利益部門，我就不相信這些改革會落到實處。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曾任美林證券亞太高級經濟學家、世界銀行顧問，曾獲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