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一個半小時發兩稿
儘管自胡錦濤十年前宣布取消中央「暑期北戴河辦公」慣例，但為每次中央全會做準備的北戴河會議還是在停辦四年後於二○○七年重開。今年十月份，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在北京召開，主題是討論經濟問題。北戴河會議顯示習李仍依慣例與地方首腦及中央部門高官交換經濟問題的意見。新華社僅有五十二個字的最初快訊並沒說明政治局的經濟專題會是在北戴河舉行的。
在五十二字快訊一個半小時之後，新華社補充了一篇一千五百字的專題報導，指「政治局定調下半年經濟：確保完成全年任務」。分析人士認為此次會議之後會出現金融政策轉向，即信貸投向從虛擬經濟往實體經濟轉。因此，滬市再次跌破兩千點。但是，消息人士透露說：「除了信貸轉向外，北戴河會議沒有任何成果。比如說，推進改革成了『少數派』議題;再比如說，落實群眾路線的務虛被指責為『導致更嚴重的形式主義』，等等。這些也會導致三中全會沒法專務經濟。」
「北戴河會議」在中共文件里沒有出現，它也不是個正式稱謂，只可能出現在以後的黨史書寫裡面。不過，省部級官員回地方與部門對下級傳達仍以此稱指代，並極力闡釋此會與年內三中全會的關係。有高層官場經驗的北京人士均知道這是老生常談，而他們更想知道的是新華社專題報導最後一句話「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的內容。
薄熙來案件黨內三大存疑
北戴河會議沒能迴避薄熙來問題，但不是薄案的最終判決結果如何，而是涉及三方面「關於黨的威信」問題：其一，薄是否交待了行賄行為或對他人揭發的薄行賄行為公訴中不提及，會否讓百姓認為是「辦了半個案子」;其二，薄熙來沒有政治罪名意味著他的政治行為並沒犯法，十八屆黨中央是否因此而壓制了黨內民主以及如何向黨史交待薄案非刑名部分的實質;其三，薄熙來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是因其社會公平主張，公眾也期盼黨中央在社會公平方面有大的作為，但新一屆黨中央並未能提出明確的公平目標，這是否會影響群眾路線的說服力。
這三大問題並非由一個人或一個派系提出，而是對涉及薄案的諸種意見的匯總。在作會議簡報時，涉及薄案的三大質疑沒有寫成文字像「文革」時期的此類難題一樣，被以「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方式處理。熱衷「再文革」的薄熙來遭遇「文革」手腕對待，遠遠超過諷刺意味!
由於群眾路線已經虛上加虛，身為「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組長的劉雲山飽受暗中批評，有的地方官員說：「在經濟不振的時候，老有外來因素攪局。」即指群眾路線的中央下派督導人員干擾了地方抓經濟。劉雲山沒有正面回應有關意見而是以批腐敗為由頭，對地方與中央部門進行敲打，大意為：「破壞黨在群眾中威信的最主要因素仍是腐敗，但腐敗正以新的形式出現。奢侈之風表面收斂，會所消費悄然興盛;高檔用品的送貨上門式採購隱含著腐敗的化整為零。最危險的趨勢是官員明星化，而這個明星化就是那些人像明星一樣膜拜各種『大師』，因此也給旁門左道操縱地方與部門的政治作為大開方便之門。『大師』能幫一些人跑官要官，確實讓人既新奇又痛恨。」劉的此番內部講話(也有人說是小組發言)仍沒形成簡報內容，但被一些有心的「聽眾」給錄了音，以至於中央機關的一些司局級幹部以聽到私下播放的錄音為炫耀資本。
習李政治五大結局性特徵
仍是在經濟議題之外，高官們都高度關注社會暴力問題，擔心零星個案會誘發全社會的大規模群體反抗。參加會議的一位社科系統高官鄭重其事地向與會者建議「重讀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讀後結合現實，認真反思」，云云。該位「能跟最高層說上話」的學者型高級官員還以歷史為例，指出：「清朝的覆亡並不是因為西方列強屢屢欺負，而是嘉道時期內亂頻生，中央政府財政收入一半左右用於平叛，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維穩』花空了國家財政。」
社會暴力已經成為一個令人頭疼的大難題，但其背後是社會矛盾的積聚化，就算是那些以公權力身份施暴的人也認為「這個社會已經不說理」。有北京赴河南的學者對「居民轎車因避讓警車不及時被暴砸」事件進行社會心理調查，即非針對事件雙方的個人品質與事件具體起因，調查結果令人震驚，大量對此事「持公平態度」的公職人員稱：「一線工作人員面臨層層指標的壓力，領導不允許出錯的壓力，也面臨著老百姓不理解與『一勺燴』的腐敗指責。真的是有氣沒處撒!這樣，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非常態下(如喝了酒)的暴力行為。」更有一定級別(地方，副科以上)的官員抱怨習李「開始放縱老百姓」，同時也指責胡溫「把老百姓慣壞了」。
毫無疑問，官民對立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正如劉雲山所指的腐敗有了新形式一樣，按著網絡說法，習李政治真的太「悲摧」，改革沒法規劃方案，不進行社會改革而只以「黨要進行改革」虛與委蛇，肯定會讓中共陷入政治破產境地。有屢給高層提改革建議的學者私下議論中國未來即習李十年的可能結局，其云：「勉強增長後的經濟跌落，拖諉改革後的政治灰暗，吏治無效後的腐治瀰漫，社會失望後的平淡無奇。」並明確預言中共已經進入「勃列日涅夫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