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濤離開溫州已經整整兩年。江濤永遠記得2011年9月30日這一天。在這一天，他成為溫州商人跑路潮中的一員。
江濤將採訪地點選在了溫州市區的景山公園，環道而上，這裡是溫州最高峰，可以俯瞰整個溫州。民間傳言這裡風水好，曾經很多民間借貸的生意都在此完成。如今，山上喝茶休閒的人居多，聊聊風月，無關生意，更無關金融。從山頂一眼能看到溫州市的地標建築，樓高68層、333.33米的溫州世貿中心大廈，這座空寂的大樓一直未投入使用，坊間傳言，責任人也早已跑路。
江濤讓車一路開到山頂，他不想被熟人看見。他很後悔跑路，「我現在的身份是半黑暗的，我不敢告訴人家我在哪。」他表哥也欠債過億，但堅持在溫州沒有走，債主為防止他表哥「跑路」，10個債主每天電話從早上打到凌晨，苦不堪言。「煩惱很多，但至少有一個光明的身份」。
常年在外，江濤對「溫州人」這三個字感受頗深。多年前，只要對方問他是哪兒人?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是溫州人!」對方往往會稱讚地說：「你們溫州人真厲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江濤羞於提起自己是「溫州人」。在不少人眼中，溫州人炒這炒那，投機且不講信用，是人見人怕的「瘟州人」。
2013年8月底，一場秋雨剛剛洗刷過這個城市，空氣漸涼。江濤裹緊衣服：「溫州和溫州商人的冬天還遠沒有過去。」在他跑路兩年後，溫州的商人們又以飛快的速度開始了「跑路第二季」。
因房而跑
短短兩年間的放貸和炒房，讓溫州過去幾十年積累的財富再度倍增。但是，即使在春風得意的2010年，江濤也有些擔心：「我們也遲早要跌在高利貸和房子這兩個東西上面。」
他不幸言中。和江濤兩年前因民間借貸資金鍊斷裂跑路不同，兩年後，2013年9月，溫州的跑路風潮是因房而跑，因被牽連而跑。
2013年8月底，溫州當地媒體整版整版的房產處置廣告密集刊出，溫州大量斷供房公開拍賣。如果不是公開拍賣，恐怕沒有多少人會知道溫州樓市的斷供現象。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至2013年7月，70個大中城市中有69個城市房價同比上漲，唯有溫州的房價在下降。至此，溫州房價已經連續23個月下降，溫州大學房地產研究所研究員陳鴻告訴記者，2012年溫州樓市泡沫被擠掉35%至40%，2013年上半年又擠掉10%左右。溫州一些新建商品房比最高峰時房價下跌了30%～40%，個別豪宅價格甚至攔腰一刀。
以江濤的兩套房子為例，他買的香緹半島的樓盤之前被炒到5萬元/平方米，如今價格已下降至2.8萬元/平方米左右，鹿城廣場的那套房子更是曾超過10萬/平方米，但如今市場價跌至4萬/平方米。
也就是說，即使現在賣掉房子都不夠還銀行貸款。不少像江濤這樣的房主選擇把房子扔給銀行，不再償還銀行貸款，棄房跑路，「讓銀行當幾年房東」。而像江濤這樣已經「跑路」的人更加心灰意冷，這些房產曾是他們想東山再起的希望。
江濤在溫州房產最高峰時，向銀行借了1.5億元，向民間借貸5000萬元。現在房產縮水，市值只有6000萬。江濤已經完全敗退，陷入「不停找蓋子」的惡性循環。他的炒房團兩位成員，情況與他類似。唯一的不同是，兩年前，兩位成員前思後想無法解脫，半夜裡夫妻二人光身子跳樓自殺。
溫州市法院的一位人士向記者證實了這一事實。溫州司法委託拍賣的房屋數量明顯增多，從2011年到2013年，該院查封的房屋至少有3000套，目前還只是小部分在進行拍賣。「銀行害怕把房子一起拿出來賣，會把房價打下去，所以現在還捂著。」據統計，2011年溫州全市法院委託拍賣545件，2012年為986件，2013年僅上半年就有622件。「其中80%為個人房產，這還不包括企業破產涉及的房產。」法院人士預測，接下來，來自國有和司法渠道的「拍賣房」將規模入市。
「溫州炒房團應該是全軍覆沒了。」江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好企業被牽連
目前溫州當地金融界普遍持有的觀點是：兩年前的危機已開始向金融機構蔓延。
正基於此，溫州當地已成立多家民營資本管理公司，其中三家已開始向金融機構收購不良資產。如瑞安華峰民間資本管理公司已收購工商銀行溫州分行2.7億元不良資產;華夏銀行溫州分行已與蒼南潤豐民間資本管理公司達成了1億元不良資產轉讓協議;海螺民間資本管理公司亦與工商銀行溫州分行達成了1億元的不良資產收購協議。
6月19日，浙江省首個設立金融審判庭的基層法院溫州市鹿城區人民法院，發布的金融商事審判「白皮書」，也印證了上述觀點。「白皮書」顯示，2012年5月～2013年4月，一年來鹿城法院共計受理各類金融案件6218件，標的額高達172.78億元。這說明，溫州金融案件涉案標的額不僅越來越巨大，而且案件數量持續高位運行，風險正從民間借貸向正規的金融借款蔓延。
與高利貸相關的擔保行業，也幾乎無一倖免。溫州擔保行業協會10個副會長中有6個在跑路風潮後被捕，皆因涉嫌高利貸與非法集資。2013年7月，溫州最大的擔保公司中投擔保破產的消息廣泛流傳，公司董事長郭炳超是在任的溫州擔保協會會長。如今，原本有幾百家企業的擔保協會，至2012年只剩下40家會員企業。
風險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健康的企業傳導。「在2013年下半年，更多的溫州好企業，將在聯保互保的陰影下繼續倒下。」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國家為了刺激經濟，銀行放出海量貸款。當時，銀行考慮的是市場占有份額，於是鼓勵企業借貸。但一些企業憑自身資質缺乏抵押物很難從銀行貸款，銀行信貸經理便將另外兩家資質好的企業聚集到一起，苦心婆心地勸三家企業用聯保的方式從銀行貸款。這樣，不僅資質較差的企業能夠獲得貸款，資質較好的企業也能降低貸款成本，看似三全其美。但是，好企業和壞企業也由此被捆在一起。
阮清是溫州樂清做五金的企業老闆，他的公司負債2億，為別人擔保了3億。「我現在背的債，不知道明年會漲到多少錢，債務是不確定的，一點希望都沒有。」在樂清，據說已有15個互保形式的擔保貸款鏈浮出水面，每個鏈條上都是複雜的結構，第一圈5個企業，第二圈10個，一圈一圈下來幾十家企業綁在一起，而其中的任何一個企業出問題，最終會讓所有的企業受到牽連。
最痛苦的是參與聯保的被困住的好企業，滿腔悲憤，企業主也不得不跑路。有種說法在樂清開始流行：欠1000萬肯定是要還的，欠3000萬要看看左右互保的企業，要是上億肯定就不還了。也有不少人趁亂轉移資產，把抽空的企業和巨額負債轉嫁給互保企業。聯保互保曾被認為是具有很高價值的市場自發創新，它有助於幫助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融資，現在卻淪為懲罰好企業的惡機制。
「一些大的優質企業也會被吞噬。地方政府無法調控金融機構，所以需要中央出面。如果這個問題到春節前都無法解決，更大的危機或將到來。」周德文說。
福兮禍兮四萬億
江濤暴富的源頭是房地產。2009年，房地產容易從銀行貸款，江濤看中一套房子，一次性付清800萬買下。當時銀行就主動貸給他1000萬，然後他再通過朋友互保，把錢放大，貸出錢再一次性付款買房，買完房就再拿到銀行抵押。當時，溫州城裡和報紙上，高檔住宅、別墅的廣告炫富又煽情。「1000萬的房子我看都不看，現金直接付清。」
銀行有很多潛規則。比如說，一套房產貸款額度達不到2000萬怎麼辦?銀行為了做業績，先貸給江濤1000萬，江濤把1000萬存進去，再貸一次;以承兌匯票開出來，以質押的方式，銀行的存款業績就有2000萬元了。
溫州個人住房貸款業務競爭異常激烈。為了爭取更多的市場份額，部分商業銀行採取變通、變相或違規做法，降低貸款標準，減少審查步驟，放鬆了真實性審核。如此種種，也嚴重影響了銀行的資產安全性。據溫州企業家聯合會統計，2011年溫州民間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前，全市100家明星企業半數以上涉足樓市。
這一切起源於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共政府推出「從重從快」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寬鬆的貨幣政策，令銀行產生了大量沉澱資金，無處釋放。用周德文的話說就是「錢太多」。那個時候，銀行不僅盯著江濤這些買房人，也每天圍著眼鏡巨頭胡福林轉，都希望把錢借貸給他。2011年溫州GDP是3351億，年末貸款餘額是6194億，貸款餘額是前者的1.85倍。
很多人都提及中小企業貸款難，在溫州並非如此。「其實溫州貸款真的很好貸。」江濤說。胡福林跑路後，媒體公開信息顯示：2個億產能的信泰集團，貸款有20個億，民間高利貸12億，月息高達2000多萬，銀行貸款8億，月息500多萬。
一位民生銀行的信貸員說：「我放錢放到手軟，貸不到錢的企業，資質確實太差，走遍全世界恐怕也貸不到款。」他質疑，那些跑路的企業，叫囂錢荒的企業，公布一下它的資產負債表，「看哪家不是貸款遠超過自有資產，哪個不是過度融資?」
除了銀行的錢，溫商幾千億的民間資金幾乎也都流回了溫州。國家政策變化，限購房產擠出了炒房基金，股市低迷擠出了證券基金，國進民退擠出了礦山投資，國資壟斷導致民資無法進入交通、鐵路等產業。溫州成了資金的窪地，各種資本無處可去，蠢蠢欲動。
「這樣印錢的速度，必須投資一個高利潤、變現快的行業。」這是江濤和很多商人的共識。為此，民間放貸成為繼房地產投資後又一個重要釋放資金的途徑。「你放出2000萬元，如果利息兩分，一個月就有40萬進帳。一般利息放貸利息在4分到6分。這幾乎是「一本萬利」的買賣，比開廠容易得多。」江濤說誰都會心動。
彼時，在溫州市區人民路、錦繡路、龜湖路、百里東路等地段，擔保公司、寄售行、典當行和投資服務公司遍地開花。報紙上每天都是擔保公司的廣告，很多老闆名片上追加了「投資公司」「擔保公司」，甚至不是商人的溫州人幾乎每天都接到要不要房貸、要不要抵押貸款的電話。
2011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發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民間借貸市場上半年估計規模約1100億元，約89%的家庭個人和59%的企業都參與了民間借貸。而溫州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已超過歷史最高值，2011年，民間借貸的月息已達6分甚至7分，最高的達到1毛5，這意味著，借貸100萬，一年光利息就要還72萬至180萬。
公務員和銀行職員也參與其中。《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從權威方面獲悉，曾有近6000套公務員房產拿到銀行抵押，抵押額可達房屋評估價的7成，然後將貸款拿去放高利貸。大多數公務員因收入穩定，有職務，銀行還會給他們提供小額授信貸款。處級幹部50萬，科級幹部30萬，再貸給民營企業。現在，由於民間借貸資金鍊斷裂，還款無期，這批抵押的房產，成為亟待清理呆壞帳的銀行手裡的燙手山芋。
很多民間高利貸公司中，銀行職員就是股東。上述法院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溫州某銀行塘下支行信貸員憑一紙假房屋所有權狀7次從銀行共貸出了1652萬元投入到高利貸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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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溫州一家銀行的客戶經理張某，以銀行內部理財產品為名，承諾各企業可獲得1.5分至3分不等的月息，且按月支付，從親戚、朋友和曾經的客戶處吸收近億元資金跑路。多名受害人懸賞20萬在全國「通緝」她。
「所有人都太有錢了!所有人都瘋了!」周德文說。溫州人患上了「暴富狂想症」，以錢賺錢，而且只賺大錢、賺快錢。
放貸的，錢來得太容易，炫富;借貸的，夢想著即將到來的財富，也炫富，順便證明自己有實力還貸。在溫州，豪宅豪車人人可見。7系寶馬，S級奔馳，奧迪A8等常規豪華車以外，不乏有賓利、勞斯萊斯、蘭博基尼等頂級汽車，遍布溫州大街小巷。在一個尚有些山區的青街小鎮，步行不到10分鐘，卻有8輛勞斯萊斯和一輛的布加迪威龍。
「但攀比不是簡單的攀比，而是證明實力，借錢更方便。」江濤說，他原本的廠房屋所有權狀不需要蓋6層那麼高，主要是為了銀行貸款。豪車豪宅，是為了向人證明自己能還錢。在溫州，很多放貸人其實根本不清楚借貸人的真實財力。
實業成為一張名片，一個融資的平台，一個人際交往的平台。2008年開始，江濤陸續開設了外貿公司、珠寶公司、太陽能公司等，「擺個門面，好看而已，別人問，老江你在做什麼?我說，我做的行業很廣，包括珠寶、太陽能什麼都做。」
錢在溫州不是問題。但在拿錢做什麼事上，進入2009年的溫州商人卻犯起了迷煳。眼鏡大王信泰集團進軍太陽能開發領域，做電線電纜起家的三旗集團涉足紅酒釀造，服裝企業莊吉集團投資造船業，更多企業投資文化產業，以溫州人為製片人的電影、紀錄片、兒童劇層現。「有的玩，有的是真投資，溫州人從小裁縫、小五金起家，想做大產業，換個身份，換個名聲。」一位眼鏡企業的負責人說。
從此，溫州出現了比較明顯的產業空心化跡象，大量資本從實業抽離，以實業做幌子，把銀行貸款轉入房地產、股市或高利貸等領域，大量企業外流外遷。浙江霸力鞋業集團董事長王躍進也跑路至澳大利亞，負債纍纍的王躍進在澳期間，拋棄辛苦多年打下的製造業江山，尚在遙控他投資的不怎麼在行的廣西礦業，期盼礦山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期待鐵礦價格大幅上漲令其翻身。
政策風雲突變
政策的變化很突然。繁華依舊之時，2011年9月，銀行貸款遲遲下不來，江濤和胡福林都覺得要出事!
就在跑路幾個月前，江濤用1億現金買了一個辦公樓和5套房子。這1億裡面有6000萬來自民間借貸。按照之前的經驗，他可以從銀行貸1.3億～1.5個億，「但最終從銀行只下來了大概3000萬。」
2010年後，通脹之虎如期出籠。在CPI高位徘徊的嚴峻形勢下，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急速轉向緊縮。2010年10月以後，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至21.5%的驚人比例。2012年8月底，央行再發通知，將商業銀行的保證金存款(包含承兌匯票、信用狀、保函三部分)納入存款準備金的繳存範圍。「這相當於未來6個月內收緊約9000億元資金，接近3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效果。」農業銀行浙江分行高級經濟師呂志強說。
江濤和朋友在銀行都是短貸長用。比如說銀行的短期貸款5000萬，3個月一轉債，貸款先還上，再貸給你。但是上面一聲令下，所有銀行都要回吸存款。「銀行的人哄我，你去民間先借點還上貸款，一個禮拜之後我再貸給你。」
「在溫州，我每天最怕接的電話，就是有企業家諮詢我貸款到期，到底還不還?如果我建議他最好不要還，這等於讓企業家失信;如果我以信用之名勸他還貸，他還貸後可能再也無法獲得新貸款了。」周德文說。
果然，銀行變卦了。江濤還給銀行的5000萬是三分利、五分利從民間借來的。「銀行繼續拖著我，一直說下個禮拜就放貸。」5000萬高利貸不還，十天半月，逼債的人就到了，只好再去借，借到最後就是五分利變成了一毛利，江濤最高一個月付了670萬利息。
2008年，胡福林的信泰集團下屬公司進軍太陽能太陽光電產業，向銀行和民間分別借貸6億元，共計12億元。將巨資「砸」進太陽能後，才知道這個行業的信貸政策都是向大型國資背景的企業傾斜，民營中小企業受歧視、受排擠。令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接踵而來的歐債、美債危機導致國際市場及產能過剩，歐美政府取消對太陽能的補貼，使之利潤率從70%驟降為10%。胡福林無比痛心，這些產業機械裝備投資動輒幾百萬上千萬，「逼上去就沒有後路。」
銀行變臉，胡福林投資新能源顆粒無收。此時的他，已經很難再向銀行借貸到資金。在出走前20多天裡，胡福林一直在還債，最多的時候，一天幾百人催著胡福林還款。「後來有一筆即將到期的幾千萬元的銀行貸款實在周轉不過來，我的信心也就沒了。」胡福林在出逃的前夜，還打電話給當地政府領導，希望做通銀行工作，續貸一筆錢給他，但沒有結果。
「剛開始不斷地讓你跑100碼，現在突然讓你剎車到20碼，不翻車才怪。」周德文後來和胡福林有過一次深談，胡福林也感覺就是做了一個噩夢，反思這是血的教訓。
銀行的日子也不好過。「當時溫州市銀行不良貸款率為3.79%，個別銀行甚至一度突破8%，遠遠高於全國銀行業的平均不良貸款率。」周德文說。根據溫州市金融辦的數據顯示，2013年3月有些銀行不良貸款率更是攀升到4.01%。一家商業銀行一下子開除了一百多個人。不少商人為表達自己的憤怒，到銀行去搬桌椅板凳，「騙」字變成商人形容銀行的常用詞語，溫州銀行和企業之間由來已久的畸形、糾結關係一觸即發。以至於2011年10月初，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赴溫州安撫。半年後，溫州金改出爐，已是後話。
彼時，為了防風險，有些大銀行的高層甚至表示可以放棄溫州。銀行抽貸使得原先缺錢的企業更為步履維艱。溫州市政府專門組織了一次銀企座談會，溫州當地26家銀行代表悉數到場，當著市委書記、市長的面，眾多中小企業主一邊倒地聲討銀行，要求銀行不能抽貸壓貸。
「『五馬分屍』，你也抽，我也抽。再這樣下去，哪一個企業受得了。」溫州開元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躍勝表達不滿，奧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振滔也告誡銀行，溫州的實體經濟每年對銀行的利潤貢獻將近200億。「銀行別那麼緊張。」他們聯合工商聯32個人簽字，每人拿出2000萬，在報紙登出來，說不要跳樓，這裡有錢。
「我們處理過的一些案件，光付高利息就三五億。」京衡律師集團董事長兼主任、律師陳有西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近兩年捕手的都是類似案件，路線圖也都是以銀行變臉結束。
另一項政策，讓情勢更加雪上加霜。在溫州商人眼裡，當時的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最大施政動作主要是兩招，拆遷、拆違。溫州的很多小微企業包括作坊式工場，幾乎被拆光。這一行動，被一些銀行、企業界人士認為是致使溫州企業加速倒閉的重要原因。
2011年初，溫州市委市政府出台23號文件。文件中有一個條款，取消了工業用地的市場化，不能自由買賣。與此同時，政府規定，凡是違章的土地均不能在銀行抵押貸款，所有續貸的企業必須到政府蓋一個章，證明企業沒有違章才能到銀行續貸。
溫州土地稀少，大部分的企業用地都是見縫插針，多少都有違規行為。尤其溫州勞動力密集的傳統製造業多，大部分的企業都在自己的工業用地上蓋房子用作職工宿舍。這也是溫商在危急時刻，希望透過抵押工業房產，渡過流動性危機的最後一招。奈何兩年前的秋天，溫商已是「叫天不應，叫地也不靈」。江濤說，這讓不少企業主感到絕望，認為這項規定不審時度勢，靈活變通。
一跑了之
江濤從來沒想過自己會跑路。兩年前，他最吃驚的是溫州寶康不鏽鋼製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吳保忠，拋下多年家業，在中秋月圓之夜一跑了之。事發前，他還經常見到吳保忠開著500萬的勞斯萊斯到處露面。
2011年9月開始，跑路隨即如潮湧來，整個溫州到處蔓延恐慌的情緒。在溫州本地租廠房的外地老闆跑得越來越多，而溫州本地老闆跑不掉自殺的越來越多。在溫州不少商人是裸商，早就準備好各種手續跑路，工廠土地都是拿到銀行抵押的，跑路後，銀行即使收回土地和廠房也是爛攤子。
跑路發生在9月一點也不奇怪。每逢3、6、9、12月月底，銀行的季度考核指標下來，很多企業要幫助銀行拉存款。「不幫忙拉存款，下次批貸款就會出問題。」江濤說，他們其實都是去買高利貸給銀行。
跑路的人越來越多，「很多比我厲害的人都走了，我感覺沒希望了。」2011年9月30日晚上，幾個公務員債主堵在江濤家裡，逼著他要錢，江濤覺得自己可能有危險。「部分公務員錢來路不明，我拿你的錢跑路，你敢報案嗎?」一念閃過，江濤做好了跑的打算。「如果真的一直待下去，我也很難設想。也許進了警局，也許像有些人一樣，從樓上跳下來。」江濤沒跟任何人打招唿，換掉了4個手機號碼，到山城重慶投靠朋友。對不知情父母的內疚、與妻子的不停爭吵，都告一段落了。
周德文告訴記者，在溫州永嘉縣黃田鎮，2011年9月一個月內就有100多家企業關閉。2011年，在跑路重災區龍灣區永強鎮，僅2011年8月就發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金額10億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僅9月22日一天，有9個老闆跑路，網上還爆出了一份《溫州老闆跑路清單》，涉及金額從幾千萬到十幾億不等。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得知，僅2011年11月8日至13日，就發生了1人跳樓、1人跳江、2人注射毒品自殺。11月8日凌晨，家住溫州黃龍住宅區的童某因上家跑路、親戚朋友上門逼債，在家中跳樓自殺。11月11日中午，浙江嘉居房地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某在瑞安跳入飛雲江，也與擔保公司放貸有關，後被江上一條挖沙船救起。11月13日，溫州一家開擔保公司兼貿易進出口公司的林氏夫婦在洞頭縣大門鎮老家雙雙注射海洛因自殺。
官員也加入自殺的隊伍。12月20日，溫州龍灣區風景旅遊管理局局長王某跳樓身亡，法院人士告訴記者，他也與民間借貸有關。據溫州市兩級法院統計，僅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民間借貸類立案數累計高達1000多起。
但也有渾水摸魚，趁機會賴帳不還的商人。溫州市市長陳金彪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溫州市政府包括司法部門也在嚴厲打擊惡意欠薪，搞假倒閉、假出走、假破產的人。
跑路不是出路
2013年6月，跑路近兩年的鄭珠菊和其父因涉嫌非法經營、非法吸收公眾存款1.47多億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9年。鄭珠菊曾是溫州市龍灣區「百樂家電」女老闆，在溫州有「家電大王」稱號。
江濤的朋友、來自龍灣區蒲州街道的葉某、陳某夫婦，也因高息借貸5000餘萬元後「下落不明」，江濤知道他們租住在四川廣安一個朋友的房子裡，幾乎足不出戶，直至2013年6月被抓。
8月8日凌晨，涉嫌非法吸存款2億多元、外逃近兩年的姜某夫婦被警方押解回溫。夫婦倆原本在樂清辦一家上規模的不鏽鋼企業，其公司鼎盛時年產值達8億元。姜某夫婦是溫州龍灣區警方2013年「追逃治賴」行動開展以來抓獲的第三對「跑路」夫婦，《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得知，目前已有13名「老賴」被警方抓獲或主動投案自首。
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和公安部門累計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越來越多。根據溫州中級人民法院統計，近年來，溫州中級人民法院民間借貸收案數量急劇上升。2012年，全年收案數量19446起，比2011年同比上升61.46%;2012年，全年收案標的額為220.39億元，比2011年同比上升106.16%。
很多溫商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2013年3月，資不抵債的森泰集團向樂清市政府遞交了緊急報告，要求破產重組。森泰成立已20年，在樂清當地是明星企業，曾躋身中國電氣行業百強。
主動申請破產的企業還在增加。2013年以來，溫州兩級法院已經受理各類破產案件86件，是2012年全年受理案件的3倍。
跑到重慶的江濤選擇開網店賣衣服，不再想著賺幾個億，但從頭再來並不像當年那樣容易。以前溫州人在外地是金名片，銀行最願意貸款給溫州人，對溫商貸款沒有限制。現在各地銀行對溫州老闆信用審查最嚴格，「完全倒過來了」。尤其是溫州永強的人基本不給貸款，江濤臭罵銀行是「晴天送雨傘，下雨收雨傘」。
無論如何，溫商的商業信用嚴重受損。江濤給老婆打電話，老婆也罵他：「賺了錢就吹牛，虧了錢就跑路，今後誰敢與你打交道?」
以前，江濤的保時捷和賓利的司機隨時在樓下候著，現在到哪裡去經常要等地鐵。2012年，溫州的豪車卻開始大拍賣，吸引了全國的人趕來搶購。「現在才知道：重慶怎麼這麼大，好像比上海還大。」每晚很難入睡，總要喝很多酒，抽很多煙，想想自己當年拿著超大水晶杯，像喝啤酒一樣喝紅酒，多俗氣，沒品位。有時電話響起，來電顯示是溫州的號碼，江濤心中會立刻堆滿不祥的預感。
此時，遠在千里之外的家鄉，正常經營的老闆也受到很大影響。手機不敢關機，不敢出去度假，出國正常談生意也不敢去，沒事要經常出來亮個相，「幾天見不到就以為跑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