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前，1929年1月10日晚，在距離平壤千八百里外的瀋陽，也就是奉天，兩個東北高官在槍聲中倒在大帥府里。顯然，他們比朝鮮的張成澤死的更利索快。
筆者注意到，張學良和金正恩，都是接近而立之年父親離世，接著獨掌一方政權，又快刀斬亂麻殺掉父親身邊的老臣。在這一點上，張學良比金正恩出手更快，更狠。用無產階級專政和政法委的套話來說，就是從重從快。
楊宇霆、常蔭槐被殺，是東北近現代史上特別是張學良執政期間的重大事件。
楊宇霆和常蔭槐,在張作霖執政時期都曾擔任重要職務。楊宇霆,1885年8月29日生於遼寧省法庫縣蛇山溝村,幼時有「過目成誦之才」的讚譽,1904年,考中清朝末班科考秀才。後就讀奉天省立中學堂,一年後即被選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兵科學習。學成回國後,歷任炮兵隊隊長、管帶,東三省講武堂教官,陸軍部一等科員,東三省軍械廠兵器科長、管帶、彈藥隊長、廠長等職。1916年,張作霖任奉天督軍後,楊長期充任奉天督軍署參謀長、東三省巡閱使署總參議等要職。
常蔭槐，吉林省梨樹縣人。第一次直奉戰爭後,被張作霖任命為軍警執法處處長。此後經楊宇霆推薦出任奉天全省清鄉總辦,1925年出任京奉(京瀋)鐵路局局長。1928年7月,出任黑龍江省省長,同時仍兼任京奉鐵路局局長。
楊宇霆和常蔭槐在張作霖時期,是奉系集團的重量級人物。在張作霖時期,楊宇霆身兼數要職,位居首輔。「由於其所處地位之特殊,也養成了專橫跋扈、盛氣凌人的作風,平時除老帥以外,什麼人都不放在眼裡。」張作霖死後，這二人輔佐張學良執政東北。張學良執掌東北軍政後,「楊不僅不稍斂抑」,而且「專橫更甚」。
在東北易幟前,張學良為東三省保全總司令。東北易幟後為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東北邊防軍總司令,是東北最高軍政長官。而楊宇霆堅持不同意張學良為其安排的任何職務,當時僅是東三省軍工廠督辦,兩人職位相差懸殊。然而,在楊宇霆的眼裡,張學良「只不過是一個好玩的公子哥兒罷了」。特別是後來,張學良染上嚴重嗜好,精神、身體皆欠佳,更使楊宇霆對他輕視。在楊宇霆的「口頭筆下,從未奉張以尊稱,仍如往常呼之為漢卿」。在不得已稱官稱時,也當眾用小字眼呼之:「司令官兒」。對張學良常用「小伙過來,我語汝」,甚至「在稠人座之中,予張以難堪」。張學良對楊宇霆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
常蔭槐寫信給蔣介石,提出「東北之事不必找張」。常蔭槐請去南京開會的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給蔣介石捎去一封信,呂榮寰是法律意識淡薄,還是政治意識過強,我們現在不能揣測。他將這封信拆開看了,發現常蔭槐竟然在信中寫道:「東北之事不必找張,他每天打毒針,跳舞,不務政事,有事找楊督辦或是我即可」。呂看後將這封信交給了張學良，令張氣憤不已。
1929年1月10日下午,楊宇霆、常蔭槐一同來見張學良。向張提出要成立一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理由是中東鐵路是中蘇合辦,不受東北交通委員會管轄,如果成立鐵路督辦公署,可將所有鐵路納入管轄範圍之內。楊宇霆已將成立公署的文件擬好,由常蔭槐出任公署的督辦。張學良說,這件事涉及外交,應慎重考慮,東北的局勢剛安定下來,不要因此引起外交上的糾紛楊宇霆當時堅持要張學良馬上簽字同意。張學良不露聲色地約他們晚餐後從長計議，實則堅決下定決心除掉二人。
楊宇霆和常蔭槐對東三省最高軍政長官竟如此輕視,甚至是專橫跋扈,在那個法治還不健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裡，容易招致殺身之禍。哪怕他們既無致死之由,也無應殺之罪。
這裡面還有段插曲。張學良說事先丟了六次銀元，如果袁大頭在上就殺人，結果全都押對了。也許，張學良此舉只為了說明，他槍殺楊、常是符合天意的。
當晚19時左右,東三省兵工廠督辦楊宇霆、黑龍江省省長常蔭槐一同來到大帥府老虎廳會客室。張成澤是開會期間被當眾抓走的，東北二高官則也毫不知情，6名全副武裝的衛士奪門而入，將楊宇霆和常蔭槐分別按住宣布：「奉長官命令，你們二人阻撓新政，破壞統一，將你二位處死，立刻執行。」舉槍就打。
張學良於第二天上午召集張作相、翟文選、王樹翰、鄭謙、臧式毅、孫傳芳等東北保全委員會委員進府,宣布楊常已被殺。眾聽此言,驚愕不已。張讓秘書長鄭謙草擬電稿,鄭「提起筆來只是搖頭沉吟,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改劉鳴九執筆,終擬出電稿。事後陸續發布了《東北三省保全總司令布告》、《張學良致中央政府通電》、《張學良致三省父老電》、《追述楊常伏法經過詳情》、《楊常伏法之判決書》等。
對外宣傳楊常的罪狀是:「暗結黨羽,圖謀內亂,勾結共黨,顛覆國府,阻撓和議,把持庶政,侵款瀆職。」「於本月十一日召集會議,並邀彼二人列席,當眾按狀考問,皆已俯首服罪。」「審訊歷四小時之久,咸認為私運軍隊,勾結黨徒,圖危國家,均屬確鑿有據」,已構成「內亂罪」和「叛亂罪」,「遂依法判決,立地執行槍決」。
為此,還專門舉行記者招待會,張學良親自與記者談話,說「處決楊常,確實經過相當之法律手續」。其實根本沒有經過審訊，都是當即除掉，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劉鳴九回憶文章所說,當時公布的材料都是槍殺楊常之後,由秘書人員炮製的。劉鳴九還強調:以「叛亂」罪名加諸死者,實無根據。
筆者王錦思注意到，學者們分析，從上述楊宇霆、常蔭槐各種輕視長官或專橫跋扈的所作所為看,顯然犯有從政之大忌。其實，楊宇霆除了和常蔭槐關係密切外,沒有發現他有意勾結任何人。既無圖謀內亂的行為,更無實施內亂的力量。說楊常「勾結共黨,顛覆國府」,這更是莫須有的罪名。其他許多罪名也有誇大之嫌。
問題的性質,是犯規、犯錯、犯忌，而不是犯法、犯罪。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即使楊常嚴重犯規,或者說是犯罪,也不應採取這種未經任何法律程序的方式,而將其處死。但考諸事實都屬於從政作風和工作經驗的範疇,均未觸犯法律,當然也無應殺之罪。走入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固然土匪橫行、專制殘存，但是民主人權等理念開始落地生根，一向蠻荒的東北也不例外。張學良這樣做,實際上是沿用了中世紀喋血「功臣」的老辦法,來處理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之爭。
據張學良的一位親信說:張學良與楊常的矛盾,「主要表現在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上」。張學良強調「我不殺他,我這個司令無法幹了,都聽他的,我算什麼司令呢」,是對權力之爭的明確注釋。這是導致悲劇發生的社會背景,同時也有東北奉系集團的特殊環境,更有張學良的個人因素。
隨著政治禁忌的開啟，耀眼的張學良光環下出現了某些陰影。張學良主政東北，固然政績斐然，但是專制化管理，並以極端手段處決即無取死之道更無應殺之罪的楊宇霆和常蔭槐，使他連一個真正的副手都沒有。「自楊宇霆被殺而奉事不可為」。九一八後，張學良曾排斥的吉林部隊與他分道揚鑣。
人們普遍認為張學良是「自毀長城」。常蔭槐精明強幹,魄力非凡,在任省長期間,勵精圖治,頗有作為。他曾是修建打通(打虎山至通遼)鐵路,整治北寧路(北京至瀋陽)的得力主持者,他死後,東北交通事業的管理失去了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比不了金正恩，張學良上面還有人，那就是蔣介石。他把處死事件正式報告南京政府，並昭告東北各市縣。為穩定人心，還通電全國，明令宣布：凡楊、常重用之官員，如不違法，概不株連，從而使局勢迅速穩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