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北京大學造反派領袖聶元梓，在其回憶錄《聶元梓口述自傳》中透露了自己與丈夫吳溉之的婚姻史，同時也在文中曝光時任中組部長安子文一段鮮為人知的的桃色往事。據聶元梓稱，她的丈夫常與安子文等中共官員打牌，安子文常帶一位名叫鄧覺先的有夫之婦前來，二人關係曖昧，非同尋常。文革前夕聶元梓揭發安子文，而這位名叫鄧覺先的女子在文革爆發後被康生處理，至今「不知道下文」。以下為《聶元梓口述自傳》第八章小家庭驟起大波瀾部分摘錄。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的個人生活發生了改變，和老紅軍幹部吳溉之結了婚。
我和吳溉之是通過唐天際認識的。抗日戰爭初期，我在太行山工作的時候，就認識唐天際，他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戰士，擔任著晉冀豫軍區的司令員。他的愛人耿希賢，和我是華北抗日軍政幹部學校的同學，年齡比我大一些。我們關係很熟。到北京工作以後，我那時候孩子們都大了，因為是單身，經常到一些老同志老熟人家裡去看望他們。1965年夏天，我到唐天際、耿希賢家裡去玩，在那裡認識了吳溉之。
吳溉之也是一位老紅軍，他的革命經歷非常豐富(他是1924年入黨的老黨員，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參加過北伐戰爭、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南昌起義，後來又是平江起義的參加者，擔任過平江游擊總隊黨代表、縣蘇維埃主席等職務，參加過長征)。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是最高法院副院長，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他的妻子去世了，他當時也是單身。吳溉之認識我以後，就一直保持了聯繫，我們來往得比較多。同年冬天，我們就結婚了。
當時，吳溉之已經是67歲了，他是1898年生人，比我大20多歲。我所以和他結婚，是因為吳溉之是一個經歷過長征的老紅軍，老幹部，這個人很老實。和他在一起，我覺得能有一些依靠。我對吳溉之很尊重。再說，他是一個老同志，老紅軍，我覺得對我在政治上會有幫助，更重要的是，給孩子們找一個父親，給我在政治上找一個可以指點指點的人。沒有想到，和吳溉之結婚以後，我卻被捲入了另一樁麻煩裡面。
牌桌上下的曖昧
吳溉之是在中央監察委員會工作，和中組部在一起辦公。我認識他以後的這一段時間，中組部長安子文，海軍司令員肖勁光，經常到吳溉之家裡去，有的時候是在一起聊天，有的時候幾個人打打麻將。那時候打麻將，也不贏錢，就是爭個勝負。
安子文來打麻將，經常帶個女的，叫鄧覺先，還有她妹妹，叫鄧覺慧，也是常來常往。鄧覺慧30多歲，已經結過婚，有一個孩子，吳溉之喪偶以後，鄧氏兩姐妹常到吳溉之家裡玩，鄧覺慧曾經表示願意與吳溉之結婚。吳溉之覺得她太年輕，兩人年齡差距大，又不是共產黨員，還有別的一些原因，所以沒有同意。(我和吳溉之結婚以後，和鄧覺先來往也熟了，我們也曾談到過去她妹妹曾要求與吳溉之結婚的事，我問她，鄧覺慧不是已經結婚，並且生了孩子嗎，為什麼還要和吳溉之結婚呢?鄧覺先說，她可以離婚嘛。我說那孩子怎麼辦?鄧覺先說都管著唄。當時我很不能理解鄧覺慧，她自己的丈夫很年輕，夫妻兩人又沒有什麼不合的大事，為什麼要離婚呢?而且，她向吳溉之要求結婚的時候，她是並沒有離婚的。)吳溉之拒絕了鄧覺慧以後，鄧覺慧到吳溉之那裡就去的少了，鄧覺先還是經常去。那時候，我不太會打麻將，主要是他們幾個玩，有的時候三缺一，我也就湊個數。實際上，我是不喜歡打麻將的，那時候我還年輕，有時間總想學習學習，另外，我還要到北大去上班，每天風塵僕僕，經常不在家裡。但是，不管我在家還是不在家，安子文都經常帶鄧覺先來打牌。
吳溉之和安子文、肖勁光等彼此都是好朋友，來往很多，經常是相互到其他人家裡打牌。鄧覺先的丈夫叫張仲瀚，後來我們也認識了。張仲瀚是國民黨軍的起義人員，擔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二政委，人也很好。這就是我和吳溉之結婚以後接觸到的來往較多的他的朋友圈子。
在這些交往中，我就發現，安子文和鄧覺先的關係很曖昧，而且無所顧忌，把這種關係表現得很公開。這樣的情況，太不正常了。
身為中央組織部長的安子文，經常是在鄧覺先家裡，有時候組織部派人來找安子文，都了解他的習慣，到吳溉之家裡找不著，就到鄧覺先家裡找，一找准能找到。他們的關係一目了然。
尤其是在一些情況下，鄧覺先居然代替安子文處理工作，這成何體統?安子文分管黨的組織工作，代表黨中央管幹部，是黨的要害部門，有些老同志找他解決工作問題、安排職務，有時，因為安子文不好找，就要先找鄧覺先，然後才能見到安子文。有時安子文的有關意見，也是通過鄧覺先傳達給那些人。
有些幹部想調動工作，想幹這個，不想干那個，想到這裡，不想到那裡，有時也要先找鄧覺先，轉達給安子文，安子文還就聽鄧覺先的話，安子文的有關意見又通過鄧覺先傳達下來，這完全不符合黨的工作原則呀!
其他的人我不多說，吳溉之自己，他的愛人去世以後，有一段時間就是一個人生活，孤單得很，他想把在外地上學的孫子調到北京，調到身邊來，但戶口等問題不好解決，要安子文幫助一下。他和安子文那麼熟悉，不說是天天見面，也隔不了三天兩頭就會湊在一起，經常在一塊兒打牌，另外，監察委員會和中組部就在一起辦公，他們兩個人的辦公室挨得那麼近，可是吳溉之自己不對安子文講，他也是先和鄧覺先講。鄧覺先再和安子文說，才給他辦了這件事情。
這樣的情況，一次兩次地，偶爾為之還行，一再地發生，我就覺得不對勁了。吳溉之這個人是不關心這些事情的，即使是當著他的面發生什麼，他也不放在心裡。或許是他和安子文相識多年，對他的事見怪不怪，我卻覺得不可思議。你安子文是黨的組織部長，有什麼事情應該是交給中組部的人去做，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讓鄧覺先去做?張仲瀚是黨外人士，鄧家姐妹也不是黨員，這麼重要的黨的幹部工作，怎麼可以讓這些人來插手?鄧覺先年齡不算小，自稱50歲了，經常打扮得很漂亮，抹著紅嘴唇，穿的也很時髦，黨的工作怎麼能讓她來做?
這個女人不尋常
因為我和他們漸漸地熟悉了，安子文和鄧覺先的曖昧關係就不在乎我了，都擱在明面上了。我眼中的怪事就更見得多了。
有一天，幾個人上鄧覺先家裡打牌，吳溉之一時去不了，要4點鐘才能到，吳溉之就讓我先去。安子文和他的夫人劉某某，鄧覺先，加上我，正好是一桌人。我們4個人就坐一輛車子去了。我坐在前面，他們坐在後面，3個人在車上嘀咕家裡的什麼事情，開始我沒有太注意他們說什麼，後來就聽到劉某某發脾氣了，她說：「這個家我管不了，你讓鄧覺先管吧!」沒有想到安子文竟然回答說，覺先你就管吧。這話都是當面的公開的，顯然地，安子文和鄧覺先的關係，劉某某是完全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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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覺先經常到安子文家裡去，安子文也經常到鄧覺先家去。中央有事情，要找安子文沒有找到，就到鄧覺先家去找。多數時候能在鄧覺先家裡找到安子文。安子文要出差，都是從鄧覺先那裡走，他出差回來，也先到鄧覺先那裡去。安子文出差在外，他什麼時候回來，鄧覺先都知道。要了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點什麼消息，就找鄧覺先，問鄧覺先，准能知道。
還有一次，鄧覺先對我講，我還沒有和吳溉之結婚的時候，她和鄧覺慧經常到吳溉之家裡來。吳溉之也對我講她們的情況。我們兩個戀愛，結婚，難免會問他，以前有沒有接觸過別的女人，和什麼樣的女人來往呀，一家人嘛，總要談談家常。吳溉之說，她們姐妹二人過去就經常到我家來，一來，一定在這裡吃中午飯。有一天吃過中午飯，要睡午覺，鄧覺先就跟吳溉之說，是讓她跟吳溉之睡，還是讓她妹妹跟他睡?吳溉之說，我一個都不要。讓她們倆到另一個房間去睡。至於實際情況，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管，那都是我們兩人認識以前的事情，我不操那份心。我也問過吳溉之，你為什麼不和鄧覺慧結婚呢?吳溉之說，第一她不是黨員，我有些文件必須保管好，第二她太年輕，第三她已經結婚了，還有孩子。所以他不同意。可是，我們兩人結婚以後，鄧覺慧還繼續到我們家裡來過。
鄧覺先還跟我講，她現在住的院子(在中組部斜對面)，既寬敞又漂亮，是安子文給她安排的。從前的房子，則是另一位中央領導人給她找的。這位中央領導62年下去了，他下去以前，常常找她去跳舞，他是個舞迷，跳到深夜都不回家，從來也不帶他的夫人出面。鄧覺先說，「那時跳舞跳得很厲害，找我的人比現在更多。我住的那條胡同，來我家的小車都得排長隊。」為什麼搬家，當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她家裡客人來往多，原先那個院子所在的胡同小，有時候她家來客人來多了，車子都擱不下，一直要停到大街上，還要警察來安排指揮。
我對她的了解逐步加深，我就對鄧覺先產生了懷疑。她的丈夫本來是我們的一個統戰對像，國家對他們一家人都有照顧，她在測繪局工作，管管資料，上下班都很自由，生活條件很優越，她有什麼必要這麼繁忙地在目前的這個黨政要員的圈子裡活動，與這麼多黨的高級幹部周旋?而且，她和安子文的關係搞到這種地步，幾近於公開?
這段時間，有一位給首長開車的司機(名字我記不清了)，也和我講了很多關於鄧覺先的事，他經常開車拉著她跑來跑去，她與什麼人交往，和什麼人有密切關係，和什麼人好呀，都瞞不過司機去。再說，中央幹部的司機們，也是經常相互打交道的，直接間接地就知道了很多事情。這位司機對我說，這兩個女人可壞了，特別是那個姐姐，淨挑撥老幹部鬧離婚，何某某就受過她的挑撥。還有，前幾年，一個中央領導常常和鄧覺先跳舞，從來不帶自己的夫人，那房子也是中央領導給她找的。這位中央領導下去了，她又抓住安部長了……
這些事情我弄不清楚，也不敢跟別人說。我就跟吳溉之說了我見到的和聽到的有關鄧覺先的情況，要他提醒一下安子文，吳慨之說，現在說這些已經晚了，說了也不管用了。我就說，你和安子文這麼熟，你為什麼不能早提醒他?吳溉之說，都是好朋友，這些事情，開始是不好意思說，等到後來，木已成舟，就是說也沒有用了。
這時已經是1966年初春。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真，這件事情，在正式向下面傳達以前，我也是先從鄧覺先那裡聽說的。她還能說出中央會議上的具體情況，誰誰怎麼發言了，等等。她說，安子文是中央組織部長，對於彭真等人的揭發材料，都是安子文直接掌握的。鄧覺先顯然是從安子文那裡得到了信息。這就更增加了我的憂慮黨的機密，都讓鄧覺先這樣的身份不明的人得到了，這怎麼得了?
還有一次，也是3、4月間，有一天，鄧覺先打電話來，說是邀我和吳溉之到她那裡去打牌，她說，已經約好了安部長。我們正要出門，吳溉之的單位打了電話來，說中央監察委員會要開會。於是，就打了個電話給鄧覺先，說我們去不了。可是，馬上又接到了單位通知，說會議延期了。我和吳溉之就坐車到鄧覺先家裡去，沒有再通知他們。因為是老熟人，到了鄧家，直接就進去了。我們在客廳里等候，就看見安子文、張仲瀚和鄧覺先三個人在裡面的房間裡對什麼東西又捂又蓋的，神情很是緊張，還有些鬼鬼祟祟的。他們是不是在一起掩藏什麼東西?這就更加重了我的懷疑。
我心裡的疑團越來越重，但是，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還是弄不明白。
幫忙幫忙，越幫越忙
我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就想找人幫我分析一下情況。沒有想到，幫忙幫忙，越幫越忙。
有一天，我去找楊惠文，想聽聽她對這件事情的意見，在她家裡，我就和楊惠文講了這件事情，請她幫我分析這種情況，和我應該怎麼對待處理它?她的丈夫白介夫(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石油研究所的所長)也在場，他走進我們談話的房間，一聽我講這些事情，他就不走了，坐下來聽我的講述。
這麼重大的事情，為什麼我會找楊惠文商量呢?
我和楊惠文在1937年就認識了，在華北抗日軍政幹部學校，我住在山上小廟裡，她比我們到得早，住在學校里，但是和我一樣，她也是在等第二期開學，我們都是第二期的同學。從那以後，我們在工作中，動不動就遇到一起，總也分不開。
我從太南遊擊隊第五支隊調到屯留北方局黨校學習，她也正好被調到黨校學習，我們又成了同學。
學習結束後，我們又一同被分配到晉豫地委，我在晉城工作，她是在陽城工作。
我調到中條山的時候，我在平陸縣燕家山，她也調到了中條山垣曲縣委工作，又常常在地委開會見面。
在晉西事變中，我們又都住在垣曲的八路軍兵站，李哲人把我們兩人關在屋子裡，不許外出，怕讓別人知道我們的身份，他計劃是等形勢緩和後繼續派我們在犧盟會裡掩蔽下來做工作。一天到晚地，沒有什麼地方可去，我們兩個人朝夕相處，相知甚深。
後來，我們兩個一塊兒過黃河上西安，準備到延安去。在延安，我們又是一起在中央黨校學習，我們又是同學。那時，她已經結婚。後來，1942年延安整風以後，我回到中央黨校六部，她也回了中央黨校六部。
1960年，我調到北大，她也調到中科院，就住在中關村，離北大近得很，還被派到北大來搞社教運動。我調到北大以後，常常到她家去，隔不了兩三天就去一次，幾乎是天天都見面。真是命里註定，難捨難分，我們並沒有刻意要怎麼樣，命運卻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讓我們相逢。
就這樣，幾十年的戰鬥友誼，總是不約而同地遇到一起，真是難得。她比我年齡大，拿我當小妹妹，我也愛聽她的話，我們是無話不說的好朋友，什麼事情都和她商量，聽她的話，親密得很。我們是抗戰時期就在一起工作的戰友，關係非常好，我很信任她，想讓她幫我參謀參謀，結果白介夫也進屋來聽，一聽就不走開了，聽到底了，聽我說了事情的頭頭尾尾。
楊惠文和白介夫都說，這姐妹倆，准有問題，肯定是特務。你要趕快揭發她們。楊惠文還抱怨我說，叫你不要跟吳溉之結婚你不聽，你跟他結婚，結出問題來了吧?你趕緊離婚吧，不然，連你也卷進去了。我還是像以前一樣，對楊惠文是言聽計從，她說什麼，我就得聽什麼，我說行，照她說的辦，該揭發揭發，該離婚離婚，不能把自己也陷進去啊。
回到家裡，再想這件事情，我心中很矛盾。這件事非同小可。這時候，我被陸平趕到鄉下去搞社教，陸平是不準備把我們這些人再收回北大了。我和吳溉之商量過，調離北大，換一個工作單位，我還想叫安部長給我調動工作，我要是揭發安子文，我還能再見他嗎?再一個，我要是揭發了安子文，我和吳溉之的關係還怎麼維持?離婚不離婚?這也是切身利害啊。吳溉之是個老好人，他也不看重安子文這件事，認為是一般的男女關係。我猶豫了很久，還是拿不定主意。我也弄不明白，為什麼張仲瀚會讓自己的妻子這樣?
對楊惠文夫婦講這件事的以後，我心裡還是有矛盾。一個矛盾就是，這是不是安部長上當受騙了?我曾經跟吳溉之講過，要他勸一勸安部長，跟鄧覺先不要太密切。我認為安子文是這樣一種情況，假如鄧覺先是一個壞人的話，安部長就是受她欺騙，從本質上講，一個參加革命多年的老黨員，又處在相當高的地位，他是決不會跟著她跑，決不會參加她的那一夥特務活動的。再一個，我要是揭發了安子文，我和吳溉之的關係還怎麼維持?離婚不離婚?我們的婚姻關係肯定會破裂。我已經是離過一次婚的人，不到萬般無奈，我是決不願意再離一次婚的。
我回到家裡，還在想這個事，我還沒有考慮好，沒有理出個頭緒來，猶豫不定，白介夫就和他們中科院的保衛科長講了這件事，他叫保衛科長去給公安部長謝富治匯報。白介夫要向謝富治匯報此事，事先並沒有跟我先打招呼。
這件事情正沒有頭緒，新的情況就又出現了。有個我過去認識的老同志叫郝德青的，他曾經在外交部工作，派駐國外，回國後在外交學會工作。他的女兒在清華大學上學，他到清華看他女兒，從清華繞道到北大來看我。我和他很熟悉，他和我姐姐姐夫也很熟，都是朋友，因此，我就又把安子文的事情說給他聽，想聽一聽他的意見。他一聽就說，鄧家姐妹准有問題，準是特務。張仲瀚是黨外的知名人士，如果從個人的角度講，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照顧得很好，完全沒有必要通過讓自己的老婆做這種事來謀取什麼利益，沒有必要用美人計拉攏安子文。那時候人們的階級鬥爭的弦真是繃得緊!我就告訴他說，白介夫和楊惠文讓我對謝富治講。郝德青說，不行不行，不能對謝富治講，你應該去找康生。他說，你應該跟白介夫和楊惠文講，不要去找謝富治，因為事情是涉及到安子文的，謝富治未必能有這麼大的權限干預此事。他們兩個人都是中央級的部長，一個是中共中央的組織部長，一個是國家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怎麼好過問這樣的事?這種事情，只有康生才能管得了。郝德青和我一樣，與康生沒有任何特殊關係，他就是從黨內工作來考慮，畢竟康生是主管黨內的保衛工作，被安排在那樣重要的位置上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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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了他的話，真去對白介夫和楊惠文講了，不要他們去找謝富治，我自己直接去找康生。白介夫說，他已經跟保衛科長講過這件事了，至於保衛科長是否已經跟謝富治講過，白介夫也不清楚。反正，我聽了郝德青的意見，要正式地跟康生匯報。怎麼匯報?本來我還犯愁，說是康生不好找，我和他沒有什麼聯繫，是郝德青說，曹軼歐現在不是就在你們學校嘛，你給她講一下，轉告康生就可以了(這時，已經是1966年的4、5月間，曹軼歐在北大蹲點)。
不惜付出沉重代價的「檢舉」
這樣，反覆思考之後，我還是拿定了主意，為了黨的利益，革命為重，個人為輕，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其次，我已經跟楊惠文和白介夫講過這件事，白介夫又告訴了他的保衛科長，謝富治是否知道這件事我不清楚，可是這事情已經開了頭，我也不好退卻，因此，我還是找了曹軼歐。我對她說，有一件事情要對康生匯報。曹軼歐問我，是什麼事?我簡單地說了一下情況。她說你給康生寫個字條吧，我給你轉交。我心裡慌亂得很，我想，這麼多亂七八糟的事，當面講都未必能說得清，寫報告怎麼寫得清楚?我就寫了個紙條，說有關於安子文和鄧覺先的重要情況，需要向康生匯報。這個紙條就交給曹軼歐轉交康生。
曹軼歐把我口述和書面情況交上去，康生約我去面談。是曹軼歐傳的話，說康生要與我談話。下班的時候，我坐著她的車子，和她一道去見康生。康生當時是住在釣魚台。他們都是晚上辦公，我和康生談到半夜，在他那裡吃過夜宵，喝一杯牛奶，就出來了。我從來沒有在康生那裡吃過飯，就是這一次吃夜宵。
我跟康生匯報了情況，康生告訴我，有什麼重要情況，可以隨時向他匯報，找曹軼歐就行。他說，你要繼續保持跟吳溉之的關係，不要鬧崩，要注意他們有什麼活動，你還照常到安子文那裡去，該吃飯就吃飯，該打牌就打牌，留心他們的動靜，發現可疑情況就直接報告我。你寫個條子給曹軼歐就行。
這一次見康生，康生還要求我就安子文和鄧覺先的問題，寫一份正式的書面報告。這就是常說的，口說無憑，要調查和處理這件事，要有文字報告為憑證。我從康生那裡回到學校，就捉摸著怎麼寫報告。正巧，這時郝德青又來我這裡，我自己起草了一個材料，郝德青幫我修改了一遍，定了稿，就交給曹軼歐，轉交給康生了。
我和康生談話，是在寫大字報以前，時間是在「5.16通知」傳達以前。後來，我給康生寫過兩個條子。我的一個條子就是在6月初寫的，主要是講，毛主席批示，肯定了我們的大字報，並且向全國公布以後，鄧覺先給我和吳溉之打過一個電話，說看到我們的大字報了，我們還受到毛主席黨中央的讚揚，她向我們表示祝賀，稱讚了我一通，說大字報怎麼好怎麼好。我就把這件事報告了康生。另一件事是她到吳溉之這裡來，這一次沒有打牌了，就是在一起說說話，聊聊天。我以為這是她的最新動向，我的警惕性很高，害怕其中有什麼陰謀詭計，我也向康生報告了。
這以後，到9月份，康生找我去，他說，現在查清楚了，鄧覺先是英國特務，她還有電台。更多的情況，康生不講，我不了解，也不能問。康生通知我，要我和吳溉之分開，中央要審查吳溉之。我替吳溉之分辯，說吳溉之對鄧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她們來玩來打牌，吳溉之都要先把文件鎖起來。如果要審查吳溉之(我不能說不要審查他，這是黨的決定啊!)，最好不要隔離，吳溉之年紀大了，一旦隔離起來，恐怕身體承受不了。我和吳溉之分開，不是因為感情上的原因，不是家庭內部出問題，而是這種特殊年代出現的特殊情況所造成的。因此，我對吳溉之，心裡是既負疚又無奈。我向康生表態說，既然組織上要我跟吳溉之離婚，我就執行吧。
(這就是我和吳溉之離婚的原因。我這一生，命運多蹇，連婚姻都這麼不順利。我並不是「女強人」，兩次結婚，都是希望能夠有所依靠，得到丈夫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希望能夠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出於種種原因，這兩次婚姻都以失敗告終。這對於一個女性來講，已經是非常痛苦和不幸了。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反對和怨恨我的人，又抓住我離婚之事大做文章，誣衊我是「大破鞋」，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直到90年代中期，著名學者季羨林在《牛棚雜憶》中，仍然念念不忘拿此事對我進行誹謗和侮辱，給我這無法癒合的傷口上又添新的創傷。難道，時隔30年，人們對於往事、對於歷史，仍然停留在「文革」時代的水準上，而沒有任何反思、沒有任何長進嗎?)
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我付出了多麼沉重的代價。
後來，還發生了一件與吳溉之有關的事情，就是關於抄吳溉之的家。在一篇關於我的文章中，有人曾經寫道，我為了換取自己的政治資本，帶領紅衛兵小將去抄吳溉之的家。實際情況是這樣的：這不是我的主動行為，而是被迫的。「文革」期間，吳溉之也被打倒了，北大的紅衛兵們要去抄他的家，就要我領路帶著他們去。北大的學生，後來擔任北大「井岡山」兵團的頭頭的牛輝林對我說：紅衛兵這回抄家抄到你的頭上了，你什麼態度?我說，抄就抄唄。反正沒有反動材料。牛輝林說，那你必須帶路，否則你就是不想讓紅衛兵抄家。牛輝林當時可能不知道，我已經與吳溉之離婚。這樣，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下，我怎麼能夠拒絕這樣強硬的要求呢?我是被迫給紅衛兵帶路的。無可奈何地，我和紅衛兵們一起坐著汽車，我讓陳葆華陪著我，把他們帶到了南長街，告訴了他們門牌號數，他們衝進去亂抄亂翻，我連汽車都沒有下去。我心中那個亂啊!怎麼說，這裡也是我曾經和吳溉之生活過的地方啊。我對吳溉之，沒有任何怨恨，離開他，當時是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的。
在吳溉之受衝擊的那段時間裡，我沒有對紅衛兵說過吳溉之一句壞話。吳溉之被單位審查批判，一位帥大姐找我談過話。我對她也沒有說過吳溉之任何壞話。我也沒有表態。關於安子文，關於安子文與鄧覺先的關係，他們與吳溉之的關係和來往，對不相干的人，我一句都沒有談過。因為這些事情不屬於單位和群眾應該過問的問題。吳溉之本人，我認為他是沒有問題的，因此，我沒有說吳溉之的任何情況。至於單位和群眾認為他有什麼問題，應該在單位揭發，我不阻攔，但也不願意聽些什麼，根本不介入。我覺得應該保吳溉之，但是，這話只能向領導談，也不必向群眾說什麼。
事隔十多年，我被捕入獄，關在北京市警局七處的時候，接受審問，專門來了一批人，就問我揭發安子文和鄧覺先是什麼事情，我就把我了解的情況講了一遍。來人沒有反駁我的話，他們走後，也沒有下文。他們也不繼續問了。過些日子，又來了一撥人，把上述問題又問一遍，我就再講一遍。
張仲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鄧覺先怎麼樣了?我一點兒不知道。現在這個人在哪裡，都不知道下文。我知道，審問我的錄音，都會拿給安子文聽，拿給鄧覺先聽，那他們能夠指出來，我說的哪些是造謠的，哪些是誣衊的，他們都沒有辦法為自己辯護啊。我沒有說錯嘛。那一段時間，我非常注意看報紙，看有沒有給鄧覺先平反的報導，我始終都沒有看到有關的消息。我從報紙上看到了有關張仲瀚的消息，說張仲瀚在文革中受到冤屈，為他平反，說張仲瀚是國民黨軍的起義軍官，為我黨做過不少工作，他搞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有功勞。可是說到張仲瀚的時候，也沒有一句話涉及到鄧覺先。我想，如果張仲瀚在文革中都受到那麼大的衝擊，那鄧覺先肯定也是在劫難逃，一定吃過不少苦頭，可是為什麼就不提到她，即使是講張仲瀚的時候，也應該提一筆呀。這件事，對我始終是個謎，事到如今，我也說不清楚，我檢舉鄧覺先這件事情，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審案人員就這件事情審問我的時候，他們是只問我，只聽我說，不反駁，也不肯定，到判刑的時候，我的罪狀里沒有與鄧覺先相關的內容……
這件事至今對我來說，仍然是個謎團。我到底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鄧覺先和安子文的關係很曖昧，並且對安子文的工作產生不好的影響，這是可以證實的，並非我在憑空捏造。我認為，揭發安子文的違背組織原則的事沒有錯，鄧覺先到底是什麼人我不清楚，我只能把我看到的疑點說出來，結論要由黨組織來決定。但是，現在看來，安子文和鄧覺先的事情，僅僅是生活作風問題，不太可能有什麼政治背景，鄧覺先也不可能像康生說的那樣是什麼英國特務。把這種事情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推測鄧覺先搞特務活動，這種杯弓蛇影的思維方式不止是我一個人這樣想，當時楊惠文、白介夫和郝德青也都是以為鄧覺先是「特務」的卻是應該反思的。在「文革」前夕那種特定的、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的社會氛圍中，生活問題與政治問題搞混了，過分單純的頭腦把事情想得過分複雜了，從保衛黨的純潔性出發，造成的後果卻是使當事人受到過於嚴厲的懲罰，這不但是傷害了他人，也給我的個人生活帶來新的波折，這是一個沉重的教訓。至於康生把這件事情無限擴大，整人，那就更加是走向了事情的反面，是適得其反了。
如果當時我便認識到這一點的話，我還會不會有揭發此事的動議呢?很難說。因為當時，我們做基層工作的人，不了解上層的情況，而對於下邊，即便是生活作風問題，要求也是很嚴格的。如果不是涉及工作問題，而只是生活上的一般來往，不違背組織原則的話，也許應該另當別論。
阿波羅網編者註：吳溉之1968年7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