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許多看不見的深刻危機，都可能在未來三年裡或顯現，或激化。
2014年被稱為中國的「改革元年」。在這個關鍵時刻，在歷史的坐標下審視一下中國改革的歷程、彎路以及未來中國的風險，不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今天中國的問題，已經很難用單一的角度切入：一些表面上看上去是周邊安全的問題，但其根源卻往往不在周邊安全本身;另一些表面上看是十分敏感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但追根溯源後卻發現，其真正的根源卻在於經濟模式的失衡;而另外一些看上去似乎是純經濟層面的問題，但卻關聯著社會和政治的方方面面。
這種「立體型困惑」所導致的「立體式改革運作」，是過去35年中國改革開放所沒有遇到過的。中國迄今的改革開放有兩個最基本特點：一、從每一個孤立的領域單獨切入，然後逐步拓展、延伸，其間無論是從農村到城市的改革，還是從經濟到社會的改革，無不如此;二、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允許試錯、糾錯的循環往復。
1992年開啟市場經濟進程後，中國改革遵循的邏輯是：在政治穩定的前提下，以政府高度干預之手，強力推進經濟發展。若沒有政府之手的強力推動，中國的經濟不可能有如此迅猛的發展;但也恰恰由於政府之手的過度主導，中國才有如此嚴重的官員尋租、腐敗和國進民退、民營經濟萎縮，以及人民幸福指數下降等一系列嚴重問題。
發展、改革、糾錯
如果說過去20年是中國成就和中國問題的「量變」，那麼20年後的今天已到了中國成就和中國問題的「質變」臨界點。一個邏輯的結論就是：今天的中國，其實已經到了社會和政治轉型的臨界點，只不過還不知道如何轉型，或還不敢大膽轉型而已。
當我們今天談中國時，其實涉及到兩個進程：一個是發展，另一個則是改革。
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進程。這一進程不自1979年始，它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化努力——洋務運動，也歷經民國階段一直延伸到1949年建國和1979年改革開放。而所謂改革，則首先指對1949年後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改良和轉型。
但在發展和改革之外，這些年其實還伴隨著另一個進程，那就是試錯和糾錯的進程。由於體制的羈絆，同時也由於改革早年誰也沒有經驗，因此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邏輯下，中國的改革35年來「摸」出了許多成績，但也「摸」出了很多問題。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這些年中國常常在試錯和糾錯的循環里徘徊，甚至誤以為糾錯也是改革。這也就難怪改革的機會成本被無限推高。
這一循環之所以發生，相當程度來源於對轉型的深層規律缺乏認真、系統、紮實的研究。舉一個例子：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各國政府都在出手救市;當時有人公開認為，這再次證明中國的體制是行之有效的。換言之，既然各國政府都在干預經濟，那麼中國的政府干預經濟就是正常的，完全無須改革。
這實在是一個理論上的巨大誤區，它完全混淆了成熟市場經濟下政府的調控作用，與中國經濟體制的本質區別。遺憾的是，所有的這些政策誤區，都由於上述理論誤區而在2008年後得到了加強。
我在年前曾提出「市場經濟四位一體」的概念，即政府-市場-社會-法治，今天中國在改革領域所做的許多事情，都是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但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之後，政府放出的權力交給誰?答案必定是交給社會。但社會是否有足夠的成熟度，來承接政府釋放出來的權力?如果沒有，屆時是否又會面臨一輪新的試錯-糾錯的過程?當一隻輪子走在政府退出市場的軌道上，另一隻輪子卻走在繼續抑制社會成長的軌道上。長此以往的結果，要麼是兩隻輪子分道揚鑣，要麼是兩隻輪子彼此撞車。
如果說，上述問題原本還可以「等待」或「拖延」，那麼未來三年裡，一旦經濟放緩或遇到挑戰，所有的深層次問題就都將浮上表層。
今天和未來的中國，為了「穩增長」，就必須繼續依靠投資的「疾風暴雨」;但要「調結構」和「促改革」，就又必須依靠「文火燉湯」式的微調。「文火燉湯」能否敵得過，或逐漸替代「疾風暴雨」?這是「李克強經濟學」面臨的挑戰。
兩組速度的平衡
關鍵是：今天和未來的中國問題，絕不僅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而是一個經濟與社會、政治緊密相連，內政與外交犬牙交錯的問題。因此，未來幾年，中國有兩組速度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一是經濟增速放緩和社會矛盾上升速度之間的平衡，二是零碎改革的速度與社會矛盾上升速度之間的平衡。
就前一組速度而言，一旦經濟增速放緩，其與社會矛盾上升的速度之間將是一種什麼關係?各種社會矛盾將以何種方式和何種程度爆發?
就後一組速度而言，未來幾年，各個領域的改革措施都將陸續登台。這些措施孤立地看都有重大意義，但若這些零碎的改革跑不贏社會矛盾上升的速度，再好的改革可能都將是無意義的，因為社會矛盾一旦爆發，所有的一切都將發生質變。
未來三年，中國經濟的問題，絕不僅止於一般人們談論的「三駕馬車」(即投資、出口、消費)的調整，抑或房地產、地方債和金融風險的掌控，而是還涉及到一些經濟供求面的更加深層的問題。未來三年，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情況將全面凸顯，而其後果至少將影響未來二十年的中國經濟。
然而，當中國必須尋找新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動力的時候，中國的創新精神和機制是嚴重缺乏的，經濟自由度是嚴重不足的……
與人口紅利下降相比，中國另一個更為深重的危機就是人才危機。前者是低端勞動力數量的危機，而後者則是高尖端人才數量的危機。當前和未來的中國，需要100萬高尖端人才，而目前中國則只有一萬人;更要命的是，這一萬人還在向海外流失之中。
過去五年，美國的經濟調整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它在加強監管的同時，創新的活力和經濟自由度依然不減，而這是一個經濟體長遠發展的最重要的支柱;相反，中國的經濟調整在成功「保八」的同時，卻帶來了許多後遺症。
由於頁岩氣等先進開採技術的提升，美國不但開始真正實現「能源獨立」，而且正在悄悄改變世界的能源格局，這無論對於中國還是俄羅斯都將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當中國正「埋頭拉車」，即埋首於自身問題的解決時，美國正在全球貿易規則方面重新建章立制，中國過去賴以飛速發展的全球化很可能因此而被虛化。未來三年，中國若不採取積極有為的戰略，中國很可能又會被迫從現有的全球經濟制高點上下來，重拾別人已經制定的遊戲規則。
更重要的是，中國能否有效緩解因轉型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將直接決定中國未來能否有從容的心情應對各種更為艱難的挑戰。
中國的許多看不見的深刻危機，都可能在未來三年裡或顯現，或激化。
如果到了2017年，仍不能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鑰匙」，那麼中國未來的麻煩將很多，現階段的成就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