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丁學良談鄧小平鎮壓六四民運的錯誤決策，以及六四後他的反省和他阻止中國後退的努力。
今年8月22日是已故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110周年誕辰。在中共最中心的政治舞台上「三起三落」的鄧小平是一位備受爭議的政治人物，但儘管人們對他的功過有極大的分歧，幾乎公認的評價是：他是一個非凡的人。
無論在對外還是對內事務上，鄧小平的手段和決策都可以稱得上非常高超，而他的失誤也異乎尋常。BBC中文網記者嵇偉電話採訪了專門研究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在香港的著名學者丁學良教授，分兩集談鄧小平在對內和對外事務方面的功過。
鄧小平一生被公認的最大政績是他發起的中國經濟改革，這一改革的直接結果是大幅提高了老百姓生活水平，並為中國一躍而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打下不可或缺的基礎；而鄧小平在國內事務上的最大失誤就是動用軍隊對六四和平示威的血腥鎮壓。
但是鄧小平在掌錯了舵、做出了如此嚴重的錯誤決策之後沒有翻船，而且還以經濟改革的方式收攏民心，讓中國社會得到10多年的穩定，用以大力發展經濟，鄧小平的這一做法受到很多不同的評價。
在小平誕辰110周年之際，中國大陸推出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以示紀念，但該劇演到1980年代末就不再演下去了，按照丁學良教授的說法，就是為了迴避中國公眾和全世界都關注的六四問題。
丁學良教授對BBC中文網說，1989年鄧小平決定動用軍隊來鎮壓參加和平示威的學生和普通市民，是中共當局無論如何都無法抹煞的歷史事實。
但是丁學良教授認為，在否定和批判鄧小平在六四鎮壓中扮演的角色的同時，應該作兩個重要方面的對比，來全面評價鄧小平與六四鎮壓和六四之後中國社會發展的關係。
兩次天安門事件
丁學良教授所作的兩個重要對比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兩次天安門鎮壓的對比、鄧小平關於鎮壓的錯誤決策與他從1989年到他去世的1997年期間的行為的參照。
在「六·四」血腥鎮壓之後，許多批評者指出，在1976年4月5日發生的紀念中國前總理周恩來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中，即便是被稱為「暴君」的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也不敢動用軍隊來鎮壓和平示威運動。
但是丁學良教授問道，如果把鄧小平與他同時代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作比較的話，如果假設在1989年民運時期毛澤東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話，事情會是什麼樣子？如果假設毛澤東在1976年時身體健康，之後仍然活了十年、二十年，中國的發展又會是怎樣的？
把1976年的中國與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最開放活躍、最具理性主義的1980年代相比，丁學良教授認為，毛澤東在1976年根本不需要動用軍隊，用民兵就能鎮壓天安門廣場的和平示威運動。
而如果毛澤東在鎮壓了天安門事件之後再活了十年或者二十年，丁學良教授肯定的說，那麼無論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中國會變得更黑暗、更閉塞、更落後，因為在當時就已經幾乎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光亮。
「他一定有過反省」
丁學良教授的第二個重要方面的對比，是把鄧小平在1989年6月所作的鎮壓決策，與他在從1989年到他去世的1997年的8年間所作的事情作比較參照。
丁學良教授首先提到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香港和美國回答記者關於如何看待六四事件時的回答：「那是個悲劇。」這句話在後來人們研究鄧小平的功與過時，被認為至關重要。
儘管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第一手資料證明鄧小平對當年的鎮壓決策有過很大的反省，但是丁學良教授認為，從鄧榕的「那是個悲劇」這句話看，鄧家，包括鄧小平本身，一定對這個問題作過多次討論和反省。
在丁學良教授看來，這解釋了為什麼六四以後儘管有黨內高層的巨大反對力量，包括1992年他的南巡講話的來龍去脈，鄧小平仍然堅定不移的推行改革開放。
鄧小平當時說，雖然發生了這次重大的六四風波，中國的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不變，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十三大報告是由同情六四民運的前中共總理趙紫陽在會上念的。鄧小平在遇到黨內阻力後還講了一句更狠的話：「誰不改革誰下台！」
丁學良教授對BBC中文網說，如果不是鄧小平的這句話，六四鎮壓後，中國也許會回到第一次天安門鎮壓後的狀況，變得更落後、更黑暗、更封閉。但是鄧小平在他的晚年用一切辦法阻止了中國重複1976年的狀況。
鄧小平當年會見英國首相薩切爾夫人，談判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問題。
[page]
今年8月22日是已故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110周年誕辰。在中共最中心的政治舞台上「三起三落」的鄧小平是一位備受爭議的政治人物。儘管人們對他的功過有極大的分歧，幾乎公認的評價是：他是一個非凡的人。
無論在對外還是對內事務上，鄧小平的手段和決策都可以稱得上非常高超，而他的失誤也異乎尋常。BBC中文網記者嵇偉電話採訪了專門研究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在香港的著名學者丁學良教授，分兩集談鄧小平在對內和對外事務方面的功過。
許多評論人士認為，鄧小平執政時期和他在幕後掌控中國政壇的時期，他的對外政策為中國和全世界都帶來了很大的變化。
丁學良教授也持這一觀點，他認為，鄧小平對外政策方面最大的成功是強調了美國在中國對外開放中的重要性，以及推動中國在介入世界人才、觀念和價值觀方面的流動。而鄧小平對外決策的失誤則是他沒有讓中國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人權方面更接近世界主流。
對美開放的重要性
中國的對外開放遠在鄧小平的最後一次復出之前，而且是對很多國家開放，尤其是亞非拉國家，但是客觀事實是，即使在對許多國家開放的情況下，中國並沒有因此產生根本性的和大規模的變化。
丁學良教授回憶說，鄧小平在他第三次上台後不久就多次強調，中國對外開放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向美國開放，而這也是鄧小平與其他老一代中共領導人最大的一個不同之處。
鄧小平曾把亞太地區一些最貧困的國家在二戰後找到脫貧機會、從落後的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的例子作過高度總結，他得出的結論是，只要進入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的資本主義市場，那就算是在脫貧、工業化和介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找到了一條可靠的道路。
在丁學良教授看來，現在中美之間的經濟實力有了巨大的變化，很大原因就是由於鄧小平當初得出的這一結論，以及據此而制訂的決策方針。
介入精神物流
縱觀中國近代200年歷史，每一次促進中國國內改革、維新和革命的最重要的刺激因素都來自外部世界，而不是來自中國本身。早年留學法國的鄧小平自己也是構成和促進這種外部刺激因素的成員。
丁學良教授說，在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最先做的兩件事之一，就是把大量中國年輕人派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留學。
鄧小平當時看得很清楚，所謂的對外開放，除了要介入世界物流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須介入世界的人才、觀念和價值觀方面的流動。
丁學良教授把鄧小平派出大量年輕人去西方留學之舉稱為「晚清以來最大規模的中國介入全球人才、觀念和精神的流動」。
他說，如果沒有鄧小平當年拍板，讓如此大規模的中國年輕人去西方國家學習，就不會有今天的中國，也不會有明天、後天的現代化中國。
最大的對外政策過失
鄧小平在與美國和西方國家打交道時很清楚的意識到，在經濟基礎、人才培養和教育方面，中國和西方要儘可能的接近。
在蘇聯解體之前、對中國的軍事和安全威脅較大的一段時間，鄧小平甚至表示，在安全和軍事方面也必須與西方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鄧小平還曾對美國前總統卡特說過，「我們這一代人心目中的地圖和現在的地圖是不一樣的」，他的意思就是，從前蒙古和遠東許多地區都在中國的版圖上，喪失這麼多國土，都是因為俄羅斯的侵占。
即便鄧小平當年曾有這樣的認識，但是丁學良教授遺憾的指出，他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人權等方面本來應該跟西方走得更近，但他卻沒有這樣做。
丁學良教授認為，這是鄧小平在對外決策方面的最大失誤，鄧小平僅僅功利地看到了中國需要在技術、人才交流、教育、武器和安全方面向西方學習，但他卻沒有意識到，中國在政治和法律方面的進步，也應該與西方世界的大方向一致。
關於香港的政治遺產
在評論鄧小平的對外政策時，絕不能忘記香港回歸大陸的問題。當年鄧小平與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就香港問題談判時，態度極其強硬，最著名的就是他說的「主權問題不能商量」。
鄧小平堅持回收香港的決策，受到香港絕大部分自由主義者的批評，尤其是來自英國人培養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批評。
但是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近20年後，令人驚訝的是，鄧小平的回歸政策卻成為了香港泛民主派現在強烈呼籲要繼承的遺產。
丁學良教授把這一現象稱為「歷史的弔詭」，他說，香港泛民主派之所以要保護鄧小平當年承諾的「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是因為他們找不到任何比鄧小平這一政治遺產更重要的政治理由、政治依據和政治原則，來為他們想爭取的民主和普選作辯護。
所以丁學良教授認為，如果沒有鄧小平當年拍板的「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的準則，香港的情況會比現在糟糕得多。
他還指出，如果鄧之後的中共領導人有足夠的歷史視野和世界視野的話，是可以在鄧小平留下的香港基本原則的框架下，作出更開通、更開明、更得人心、更能使香港的信心得到可持續支撐的具體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