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克魯格曼因其對貿易和經濟地理學的貢獻獲得了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克魯格曼之前，傳統經濟地理學們在解釋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增長時缺少一套自洽的理論工具。但在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中，一個簡單的模型便可解釋城市的增長和企業生產時的集聚行為。
假設一個廠商面臨兩個不同地點的市場，在甲地，他可以賣出單位的產品;在乙地，他可以賣出單位的產品，且由於，該廠商選擇甲地作為主要生產基地。
此時，該廠商有兩種選擇，他可以選擇在甲地生產，將一部分產品賣到乙市場中，並支付一定的單位運費。他也可以選擇在兩個地點都生產，不支付運費，但支付在乙地新建工廠的固定成本。假設在本地擴大生產的固定成本標準化為1，那麼如果規模經濟很大，在本地擴大生產比在外地建廠更為合算，F就會相對擴大。
此時，如果運費au降低、達到了，且可貿易品的比例提高到一定程度時，在外地建廠就不如在本地生產然後向外地運輸合算，該企業就會選擇在甲地擴大生產規模，放棄在乙地建廠。
這就是克魯格曼的「中心-外圍」模型的簡化版本。這個基本的模型有三個關鍵：
1，規模報酬遞增，即在同一個地點增大規模時單位成本下降。
2，運費降低，運輸變得便宜。
3，可貿易品比例提高，即大量的標準化產品可以在各地使用，促使貿易有利可圖。
當某個地點這三個條件都成立時，他就會出現企業集聚和生產擴張。這個模型對於美國19世紀中葉的大規模城市集聚和工業集聚有著非常好的解釋力。由於在該時期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鐵路運輸也逐漸普及，工業化則使得可貿易品的比例增加，企業就沒有必要各處建廠，只要在某個到其他地區運費較低的城市，不斷地擴大生產，獲得規模經濟，便可以獲得利潤。此時，美國的城市便出現了集聚。
在這個模型基礎上，根據不同城市的地理位置，可以計算每個城市的內部人口購買力、周邊人口購買力以及海外市場購買力，再根據不同距離的運費折算後，可以計算每個城市的「真實市場潛能」。這個真實市場潛能，可以理解為在勞動力可流動、企業可流動的情況下，每一個地點的企業能夠面臨多大的潛在市常根據 Head和 Mayer(2004)，真實市場潛能也能理解為一個地點的企業的平均增加值。許多文獻正在進行這樣的工作，比如范劍勇(2010)，根據區域間投入產出表、地理位置以及沿海與否等啞變量，構造了中國不同城市的「真實市場潛能」。在這裡我們就引用范劍勇(2010)的計算。
上圖是上海、蘇州、無錫和杭州四個長三角城市的市場潛能之比與 GDP比例之比。可以看到，上海的真實市場潛能在四個城市中是最高的，占四個城市的35%;其 GDP也是四個城市中最高的，占四個城市的42%。對於上海相對其他三個城市的真實市場潛能來說，上海獲得了超出比例的 GDP，但總體來說，GDP的情況和市場潛能是相稱的。
上圖是京津冀的情況。在石家莊、北京、天津、唐山和秦皇島這五個城市，他們的真實市場潛能其實是差不多的，其中石家莊的真實市場潛能其實在五個城市中排名第一。但很明顯，河北的幾個城市並沒有獲得與其真實市場潛能成比例的 GDP。北京、天津兩市，雖然真實市場潛能僅占五個城市的35%，GDP卻占五個城市的70%。其中北京尤為誇張，以並不有利的地理位置，並不是特別好的市場條件，以五個城市17%的市場潛能，獲得了42%的 GDP。
上圖是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比較。可以看到，上海的真實市場潛能，在三個城市中是最高的，比北京和天津的市場潛能加起來還要更高。但 GDP的比例，反而差不多了。由於各種原因，北京和天津事實上已經獲得了遠超其市場潛能地位的 GDP。
為什麼相比上海來說，北京顯得「坑了」周圍?結論已經很明顯了。市場潛能其實會反映企業和勞動力的選擇。在上海周邊，市場和 GDP的比例基本一致。
而北京呢?其實之前有的答案說得沒錯，如果只看地理位置，只看周邊潛在市場，北京充其量就是一個二線城市。他的真實市場潛能反映了這點——還不如石家莊。但一些企業可能又因為首都和直轄市的各種利益和資源流入京津，讓兩地獲得了遠超其市場潛能的 GDP，由一個二線城市變成了特大城市，本屬周邊其他地點的市場就被京津吸走了。
市場就那麼大，就是一個固定和遊戲，你多拿了，別的地區自然就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