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孫怒濤：《良知的拷問》
清華學生在清華文革中的表現發人深省，孫怒濤還在思考：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任主力軍是青年學生，既有大學生也包括中學生。為什麼我們的學校培養出來的青年學生竟成了只聽命於領袖的槍手，充當了無辜的炮灰呢?
黨的教育方針是在反右以後的1958年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那時，我已經上了高中，對這一方針出籠前後所受教育的變化有切身的體會。
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的最初幾年，要恢復國民經濟，要鎮壓反革命，要抗美援朝，要土地改革，要搞合作化，要對工商業進行改造，等等。及至政權比較穩固以後，就開始了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和鬥爭，標誌是五七年的「反右」。以及對教育實行全面控制，標誌是提出兩個「必須」的教育方針。
回想起來，對我的德育影響最大終生受益的是在小學和初中階段。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黨的教育方針。我記得學校里有一個「五愛」教育：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這個時候沒有提「愛共產黨」，也沒有提後來替代「愛護公共財物」的「愛社會主義」。
到了高中，開始貫徹黨的教育方針。
因為教育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所以，當大躍進成為全黨的最大的政治任務以後，即便是一所縣中，也要壘起小土爐煉鐵。
因為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於是，墾荒種地、夏收夏種成了一門分量最重、占時最多的課程。
政治與教育，是有關聯的。但是，這是兩個不同的領域，是相對獨立的。教育為政治服務的口號，就把教育置於政治的從屬地位。這完全是錯誤的定位。
更為錯誤和荒謬的是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也就是必須為某一黨派的政治利益服務，成為某一黨派狹隘私利的工具。
至於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作為教育的方針，也是極端化的。
無論是叫又紅又專，還是叫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有用人才，或者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意思都差不多的。在清華，這一培養目標有一個通俗形象、簡潔明了的叫法：聽話出活。
所謂聽話，當然是忠心耿耿地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做一顆黨把你放在哪裡就在那裡死心塌地的永不生鏽的螺絲釘。這就是「紅」，就是「德」，是政治標準。
聽黨的話，落實到具體，不僅要聽從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所體現出來的黨中央的話、領袖的話，還要聽從基層黨組織的話，聽從支部書記、支部委員的話，甚至是聽從一個普通黨員的話。總之，就是聽領導的話，聽上頭的話。腦袋是用來吸收、消化黨的指示的，不是用來獨立思考的。誰要是有點自己的思想，有點個性，那就意味著與黨離心離德，與黨不是一條心，那就被視為開始走上錯誤的、甚至是犯罪的道路了。
所謂出活，就是勤勤懇懇、踏踏實實、以精湛的技術做好本職工作，做一個能為黨高效率服務的工具。這是業務標準。
在聽話與出活上，聽話永遠的第一位最重要的。
要培養聽話的人，首先必須進行無休止的思想改造，也就是「興無滅資」：灌輸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思想、馬列主義思想等正統思想，其他的思想統統都是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封資修的，都必須徹底清除乾淨。
於是，從高中到大學，被灌輸進腦子的是這些東西：共產黨永遠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毛澤東是永遠英明的、不會犯錯誤也沒有絲毫缺點的，抗戰八年打日本鬼子是全靠八路軍新四軍的……
紅專大辯論、參觀反右展覽、聯繫實際的「九評」學習、學習「毛選」、學《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學雷鋒、參加「四清」、政治課教育、黨課、還有各種各樣形式繁多的活動、會議、參觀、座談等等，都是我們上過的階級鬥爭主課，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培養聽話的人。
我並不一概否定這些活動，也不是說這些活動的效果一無是處。作為原本純潔的學生，我們是從正面去接受這些教育的。譬如「學雷鋒」，我們從中學做好事，付出愛心，這是對的。但在這些活動中，各級組織的著力點是增強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也是在強力灌輸階級鬥爭觀念和奴隸意識。
不同時期的青年學生，都有共同的特點，如有愛國心，有民族自尊心，有政治熱情，追求進步、真理、正義，嚮往光明美好的社會，單純，幼稚，勇敢，易被鼓動，易受矇騙，等等。文革前的青年學生，經過十多年的黨化教育與奴化教育，更增加一些新的特徵：對領袖無限忠誠，對毛澤東思想深信不疑，階級鬥爭這根弦蹦得特緊，對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無比痛恨，敢為共產主義理想赴湯蹈火，等等。這樣的一群青年學生，個個都願意成為紅衛兵、黨衛軍。文革之所以能得以發動，原因之一是學校已經為文革準備好了成百萬的衝鋒隊員、槍手和炮灰。
胡鵬池感言：
孫怒濤的這一思考痛心疾首。也點明了人性如何墜暗夜的重要原因是教育。更具體到黨化教育與奴化教育，更具體到兩個必須的教育方針。
同時，還指出了這種教育為文革培養了成千上百萬的衝鋒隊員，而這是文革發生的必要條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