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報紙，上面是令計劃被調查，下面是金道銘、申維辰被『雙開』，這三個都是我的學生。你說我看了後什麼心情啊?痛心啊!」85歲高齡的鄭洸教授指著茶几上的《參考消息》，對《稜鏡》連連嘆息。
鄭洸教授是我國青年運動史研究的學術權威，在中央團校任教數十年。位於海淀區西三環北路25號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是1985年在中央團校基礎上成立的一所高校，中央團校正是共青團系統的最高學府。年輕的令計劃曾在中央團校有過兩次學習經歷：第一次的半年時間，幫助他取得了團中央的敲門磚;另一次兩年，幫助他取得了大專學歷，順利開啟始於處級幹部的平步青雲。
曾幾何時，團校老師在課堂上會跟學生們講「令計劃是我們官銜最大的校友」。但對於團校家屬院的老人們來說，2014年冬至夜晚的新聞並不特別意外，因為「早就傳聞他要出事」。
這些耄耋老人大多是共青團系統的教師和研究人員。在他們的印象中，學生令計劃在這裡求學的日子，表現並不突出，最終卻成為了數百名學員中少數幾個成功留在了團中央工作的一個，也是後來官階最高的一個。
就像硬幣的正反面，「逃課」、「不與同學來往」是令計劃的校園生活留給老師們的記憶，但他交上來的一份家鄉經濟的調研報告，卻是嚴謹紮實，足以得「優」。
起點更高的「令同學」
1983年8月31日傍晚，位於北京西郊萬壽寺的中央團校校園裡熱鬧非凡，大禮堂門前懸掛著橫幅，上述「熱烈歡迎中央團校首屆大專班學員!」。禮堂內，20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團幹部，正期待著這裡可以成為自己仕途騰飛的起點，而27歲的令計劃是當中更胸有成竹的一位。
按照1982年提出的關於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和團中央關於團校教育正規化的設想，從1983年9月起，中央團校連續三年舉辦了兩年制在職團幹部大專班，培養專職從事共青團工作的領導幹部。
「辦大專班的目的就是培養團幹部，解決他們的學歷問題，畢業後就是大專學歷。」一位80多歲的王姓退休教師對《稜鏡》回憶說，「在地方上表現好的團幹才能被選來讀大專班，都是團縣委書記以上的，這幾個班，在當時都被開玩笑說是『黃埔軍校』。」
而此時的令計劃，已經在北京的團中央宣傳幹事的職位上幹了四年了(其中有兩年被借調到河北省委辦公廳工作)。與其他200位同學相比，他清楚地知道這是自己的優勢——而這一優勢，同樣得益於這個學校，這個幾年前他曾經有過半年進修經歷的學校。
據《財經》報導，1978年7月，中央團校正式恢復。當時，山西運城地區共分配到兩個名額，其中一個給了平陸縣，22歲的令計劃，獲得了到中央團校學習的機會。就在中央團校的這短暫半年學習期間，令計劃認識了分管團校的團中央領導，由此被調到團中央，擔任了宣傳部幹事。
5年之後，再次回到團校，這對令計劃來說，更多是一個獲得學歷的「鍍金」之旅。
「回望二十七年前的這個月份，經過嚴格考試和近乎苛刻的政審，在全國眾多共青團幹部中，唯有你們這二百人最幸運：成為共青團最高學府——中央團校的首批大學生，從地北天南，四面八方，各行各業，你們匯集到北京!」2010年6月，原中央團校教務處長王樹梅在《忘不了你們——獻給中央團校83級大專班》一文中寫道。
而《稜鏡》找到的上述王姓老師，已經不記得令計劃的入學成績了，「政審肯定沒問題」。實際上，與其他同學從各地考進來不同，此時的令計劃由於已經在團中央工作多年，可能不需要經歷與其他同學一樣的嚴格程序。
孤傲而謹慎
或許，正是因為對自己的高起點的清晰認識，令計劃對這兩年大專生涯並不怎麼在意。
一位昔日同窗回憶，中央團校首屆大專班200多人被分為4個班，其中令計劃是在一班，學政治教育專業。當年有政治教育、政治思想、青年工作、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等十多名課程，採取的是大班教學，200多人在大禮堂上課。
83級大專班學員袁和平撰文回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那個思想大解放的氛圍中，學員們很快就開始了緊張有序的學習生活，重拾被「文革」荒廢了的學業，每一個同學都被一股「只爭朝夕」的內在動力驅趕著。
「在物質極度匱乏時代的中央團校陳舊而簡陋的校園裡，你們讀書與生活的艱辛：教員缺乏校外請;昏暗的禮堂後廳充當教室擁塞著你們二百人;臨近畢業修建的果園教室光線才比較明;為了吃上一碗白米飯，下課了，來自南方的學生百米衝刺奔食堂的情景，至今我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上述中央團校教務處長王樹梅亦的文章如此感慨。
然而，令計劃卻成了當中的「另類」。
數位當年教授過他的老師都對《稜鏡》表示，在那兩年中，令計劃的表現不是太突出，「不喜歡問問題」。其中一位老師覺得，他對讀書沒什麼興致，更喜歡到校外做些事情，為此還經常逃課。
野心大、說話謹慎、比較高傲、性格孤僻、不跟同學和老師交往，數位老師對學生令計劃的評價大抵都是這些詞彙。有老師回憶的一個細節稱，畢業後班級里弄了一個畢業冊子，「他都不屑於在上面寫東西。」
這與他在1978年第一次進入團校之前的表現判若兩人。據澎湃新聞報導，在令計劃擔任平陸團縣委幹事時，一位梁姓女幹部在日記中寫道：「我要像他(令計劃)那樣認真刻苦地讀馬列和毛主席的書，堅持學習筆記……像他那樣關心同志、團結同志、滿腔熱情地幫助同志……」
令計劃沒有將這些品質帶到第二次的團校之旅來。不過，他的綜合素質仍然可以通過一些作業展現出來。當年教他們政治經濟學的老師對《稜鏡》回憶稱，有一年假期他布置學生們回家做調查，令計劃回平陸縣做了一個關於地域經濟的調查報告，寫得嚴謹紮實，得了一個「優」。
離開團校的日子
1985年6月25日，首屆大專班畢業典禮。令計劃和他的200多名同學一起畢業了。「青年一代的成長是我們事業興旺發達的希望所在。」被頒發畢業證書時，團中央領導如此勉勵他們。
中央團校大專班連續辦了三屆，學員們畢業後大部分都回到各省，成為當地的儲備幹部。日後的二三十年間，很多學員成為了省部級領導幹部，當中一些人名更是耳熟能詳。而令計劃成為了當中官階最高的一位。
不過，回到1985年的大專班畢業期，只有少數人能夠留在團中央是不爭的事實。老師們回憶，留在團中央的學員需要經過組織挑選和學校推薦相結合，考察學習成績、政治條件、品德思想等。
不過，更大原因還在於，令計劃入學前就已經在團中央宣傳部任職多年。簡歷顯示，1985年從團校畢業後，令計劃開始擔任團中央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從此他的政治生涯進入快車道，一路青雲直上。
與他的同學們一樣，「很多人升官後都補了學歷」。公開資料顯示，1994到1996年，令計劃又在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在職研究生學習，獲得了碩士學位。
「畢業後就不怎麼回學校，校慶都不來參加。」數位老師表示，畢業後83級大專一班搞過幾次聚會，令計劃一次都沒來，校友通訊錄上都沒有他的聯繫方式。據澎湃新聞報導，山西平陸人對令計劃的這種作做法也多有指點，進京後，他跟幾乎切斷了與平陸人的聯繫。
其中一位老師稱，「大家都認為他地位高了，擺官架子。」對此，另外一種解釋是，令計劃的低調，是不希望被校友、同鄉求情辦事。
鄭洸教授，是少有的幾個畢業後跟令計劃還打過交道的老師，因為令一度也是青運史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有時會打電話向他請教稿子的問題。鄭比較認可令計劃的工作能力，不過他也覺得，「(令)比較謹慎，也有一些不好的東西，包括我自己看到的，也有聽人家說的。」
1995年從團中央上調到中辦後，令計劃也沒再跟鄭洸聯繫了，但經常有些消息傳到老人耳朵里，包括2012年的令計劃幼子的那場車禍。「那孩子我見過啊，小時候聰明的很，還帶到我家裡來過，真是可惜啊。」85歲的老教授說。
2013年7月，同為中央團校83級大專班學生的一位校友，發表了一篇文章，稱「我們中央團校83級四個班……就是以令計劃最為顯眼的這批人，過去二十多年了，二百零六個人只抓了三個，比例很小。」如今，令計劃仍是「最為顯眼」的一個，但卻成為了最大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