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蘇聯資深外交官、漢學家。上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他作為蘇聯外交部特使在華長期工作，以翻譯身份見證了中蘇兩國領導人的多次重大會晤。這部回憶錄站在蘇方角度，對導致中蘇關係由熱轉冷的某些關鍵事件進行了評述，並首次披露了兩國政治高層接觸過程中一系列鮮為人知的內幕及軼聞趣事。
卡爾圖諾娃(中)、江青和林利(左)在莫斯科的合影
江青有意對我隱瞞身份
1950年秋天，我還在莫斯科東方大學讀大三的時候，接受了一個重要任務，給我後來赴中國從事外交工作創下了良好的開端：為即將來莫斯科治病的毛澤東夫人江青做翻譯。身為一個還在學習中文的青年學生，擔當這樣重要的工作，我心裡著實感到緊張。
一個漸近寒冷的傍晚，我隨衛生部四局的同志，驅車前往莫斯科郊區軍用機場迎接江青。從專機上走出來的中國第一夫人，一身灰綠色薄呢大衣非常醒目，配上異常精美的黑色皮靴，顯得美麗動人。她身材適中，姣好的面容和白皙的皮膚，配上一副深色眼鏡，舉止真不失雍容高雅。後來我才知道，江青曾是上海演藝界的一位絕色演員。我第一眼見到她，覺得她才30歲左右(註：1950年，江青的實際年齡為36歲)。
在正式擔任翻譯工作前，我同江青有過一次愉快的交談。也許是曾經當過演員的緣故，她的漢語普通話說得很標準，語調平緩，慢條斯理，我很容易聽懂。她問我在哪裡學的中文，漢語好不好學，還問我有沒有去過中國。對她提的問題，我盡力用自己掌握的標準漢語作了回答。她微笑著聽我說完，似乎很滿意。很快，我們的交談便不再拘束了。
我記得，當她知道我還是在校大學生，正在實習當翻譯時，顯得很驚訝。她沒有向我談及她自己的身份，也沒有談及毛澤東和中國。她只說她名叫李進，是中國文化部的普通幹部。她希望我畢業後能去中國工作。也許，她還不知道我已經獲悉她是毛澤東的夫人吧。
「第一夫人」病情有多重？
位於莫斯科西南區列寧圖書館地鐵站附近的衛生部四局第一醫院，擁有先進的醫療設備和一流的醫生。江青接受治療那天，我被安排坐在一道屏風的後面，用剛剛學會的醫學術語，隔著這道屏風，為擔任診療的蘇聯大夫與江青的現場問答作逐字逐句的翻譯。末了，江青對此次來莫斯科所受到的熱情接待和照顧深表感激，表示將盡力配合接受治療。
這以後，醫院為江青安排的幾次婦科檢查和專家會診，都是由我隔著屏風擔任翻譯。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醫生對她的第一次檢查便診斷為子宮頸糜爛，但並未惡化致癌。這類疾病的治療並不複雜，也無需施行外科手術，所以江青來莫斯科住院僅一周便飛返北京。
我隨衛生部四局的同志到機場為江青送行。登機前，她微笑著與我握手，說希望不久能在北京見到我。我發覺她的臉頰容光煥發，似乎比剛來時更漂亮了。
江青來莫斯科治病期間，在蘇聯就醫的還有不少外國著名人士，蘇聯外交部為其配備了相當有經驗的資深翻譯。那時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將我這樣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學生派去給中國第一夫人當翻譯?或許，衛生部認為，如果江青的病情惡化，我將為她在莫斯科工作較長一段時間?又或許，這是領導有意為我今後接觸中共領導人安排的實習機會?
再度相逢卻已形同陌路
次年，我提前從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赴中國長春鐵路局任翻譯，兩年之後被調到蘇聯駐天津領事館，以後又在中國人民大學進修了兩年，便被派到蘇聯駐華使館任首席翻譯。其間，我曾多次陪同訪問中國大陸的蘇聯領導人與中共領導人會談，但竟沒有再次見到江青。
後來我才了解到，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前並不允許他的夫人參政。直到1972年秋天，即我調離蘇聯駐華使館的前一年，我在北京應中共外交部的邀請，觀看由這位「文革旗手」一手扶植的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演出時，我發現江青就坐在離我很近的前排座位上。她身穿一套淺灰色的「毛式」中山裝，戴著同樣顏色的帽子，神態很得意。她專注地觀看舞台上的演出，不時同身旁的中國「文革」人物張春橋和姚文元低聲交談，有時也回頭向後排鄰座的外國來賓點頭致意。
我一直注視著她，她卻始終沒有認出我來。畢竟時過境遷，那時離我第一次在莫斯科給她當翻譯，已經過去了22春秋。
時間毫不留情地綿延著歷史的風雲，歲月無可奈何地改變著人的精神面貌。那時的江青，依然是中國的第一夫人，但今非昔比。她不僅已經參政，而且充滿著權力欲，成為不可一世的人物。我真不敢想像，當年我在莫斯科見到的「李進」與眼前的江青原本是同一個女性。她給我留下的美好回憶仍是那麼清晰，現如今，她在我的眼前反倒變得愈來愈模糊了。
演出結束，江青走上舞台同演員們握手併合影留念。我看到她在人們的歡呼聲中滿面春風……那種志得意滿的神情與印象中的她簡直判若兩人，頗有恍若隔世之感。